译者前言
孟 捷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于1992年由伦敦新左派书店出版。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是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生前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1939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反纳粹的斗争，曾两次被捕，被送到德国监禁。1946年以后，长期担任托派“第四国际”的领导人。
曼德尔著作宏富，能以法、德、英等多种文字写作，他的著作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不少重要作品先后译介到中国，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有的著作还有不止一个中文本。
曼德尔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1999年，伦敦新左派书店再版了他的巨著《晚近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20世纪资本主义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唯一系统的尝试。
曼德尔在苏东剧变后出版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从托派的立场出发，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该书共有五章，其中前三章论述了前苏联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成因；第四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成长；第五章为生产者自治的社会作了新的申辩。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过渡社会，而不是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僚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乌托邦、不等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这些是通贯全书的几个主题。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兴未艾。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域外思潮，我们译介了此书。对于书中的观点，相信大家会以辩证的态度来鉴别。
1. 关于前苏联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点
曼德尔在本书的“导论”中写道：“东欧官僚主义政权的覆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曼德尔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作为托派的主要理论家，长期以来，曼德尔在不同的著作中宣称：前苏联社会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权力与货币》中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曼德尔认为，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既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也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
与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过渡性质相适应，工人官僚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曼德尔认为，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不是借助于掌握了货币财富，而是借助于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曼德尔反对把官僚集团看作新阶级，认为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根据他的定义，“官僚集团是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权力的历史基础是独立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和消失。
上述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和曼德尔一贯鼓吹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相互联系的。托派认为，1924年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集团突然放弃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转向是苏联官僚集团出现并攫取了权力的表征。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在列宁那里就可以见到端倪。譬如，在写于1923年的《论我国革命》中，针对那些强调“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论点，列宁质问道：持这种论点的人“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寻常的条件吗？”“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些话应该说体现了列宁主义的精髓。
曼德尔的上述理论观点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革命后官僚集团僭取了工人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承认苏联型的过渡社会也存在着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的可能性，他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譬如本书中写道：“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苏维埃国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工人国家，尽管是极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至于其非无产阶级的方面，一切与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联系的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一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
2. 马克思主义＝“通往奴役之路”吗？
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攻讦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知识界迅速流行开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书一版再版。一些人误认为，哈耶克的理论是对苏东剧变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此背景下，对《权力与货币》一书的译介，有助于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曼德尔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辟出相当篇幅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论战，为“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而声辩。
哈耶克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发生了目的和手段的乖离，并把这一点作为批判社会主义的契机。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论争的并非后者想要实现的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的目标要为每个人确保经济自由，而手段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区分了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手段的社会主义，将后者归为所谓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危害了哈耶克所称的自由。因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牺牲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力。
哈耶克进而把自由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归结为平等，他写道：社会主义对自由的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这样一来，不仅社会主义的方法既错误又不可能，它的目标也成了问题；自由作为高于平等的价值，在自由主义那里才得到了确当的理解。在哈耶克看来，惟有自由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制度才是自由的保障。脱离这一制度谈论自由，只能使自由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不仅斯大林主义等于“通往奴役之路”，马克思主义由于乌托邦式地理解自由，在理论上也为此作了铺垫。
在此，我们不妨把哈耶克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鲍威尔作一个比较。关于哈耶克所说的目的和手段的乖离，鲍威尔也曾有过评论，他写道：“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在短期内毫不留情地打击享有特权者的种种反抗，使人人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彼此趋于均等。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罗斯国家最后的、最终的形式，将一直存在到国家完全‘消亡’为上。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将维持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在鲍威尔眼中，虽然专制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暂时不可避免，随着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成熟，对自由的渴望会引导工人作为成熟而富于个性的个人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在《权力与货币》中，曼德尔正是着眼于此，为他构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必要的物质条件——丰裕和缩短工作日。
3. “另一个世界”是怎样可能的——丰裕和缩短工作日
曼德尔认为：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它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团结在一起的蓝领和白领的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以劳动者有能力在物质财富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将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前提。这不是凭空臆测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据实际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来加以回答的问题。”曼德尔承认：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刻，通过群众性的动员和劳动者自主活动的极大增长，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倾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迄今为止，劳动者还不能够长时间地防止这种官僚化。
为了解释这个经验事实，曼德尔引用了《反杜林论》里的下述观点：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类似的思想还见诸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那里，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充分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把物质资料的丰裕看作扬弃劳动者的社会分工的条件，是《权力与货币》一书的核心观点之一。为了阐发这个观点，曼德尔进一步在方法论上厘清了丰裕概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把“丰裕”规定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不太完善的规定常常引起各种误解和庸人的幻想。曼德尔就此写道：“‘丰裕’完全可以界定为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产品和服务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曾屡次指出，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它体现在斯大林有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讲话中。如果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不啻于一场噩梦。”
曼德尔在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基础上，论证了“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他认为：“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应予注意的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提供了压倒一切的证据：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划归这类范畴——这不仅对于百万富翁是如此，对大部分人口同样如此。”
资本主义一方面造就了物质生产的潜在丰裕，另一方面又使物质匮乏制度化；一方面群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又直接或间接地强迫他人生产以满足个别人的奢侈需要。可是，正如曼德尔指出的那样，“不可更新的地球资源所面临的威胁、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威胁，意味着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不可能以无限制的方式增长。需求和消费的饱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类的生存是绝对必须的。”
如果像曼德尔这样定义，丰裕的确不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有趣的是，对这一点，富于革新精神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予以承认。凯恩斯在30年代写道：“（人类的）需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的满足，会使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上述第二类属于满足优越感的那种需求，也许的确是无止境、的确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为一般的水准有了提高时，这方面的需求也会跟着进一步提高。但关于绝对的需求，情况却不是这样，某一程度也许不久就可以达到，实现的时期也许比我们大家所预计的还要早些，当达到了这一点，需求有了在这一程度上的满足时，我们将改变意图，将以更多的活动专门用于非经济的目的上。”
在一个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贪婪和自利动机逐渐衰退的社会中，从事创造性活动和享有尽可能丰富的社会关系，将代替对于物质产品的需要而占据首要地位。曼德尔在本书中写道：“把弹钢琴、绘画、制作花瓶、运动、登山、做爱、漫步于公园或森林、赏鸟、饲养动物、与友人聊天、教育儿童、赡养老人、看护患者、著书立说之类当作消费至少是很不合适的。像这样‘真正具有人性的’实践的繁盛，恰恰需要减少用于物质产品及服务的获取和消费上的时间。实现这一点要以丰裕程度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前提。”
在凯恩斯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表面的相似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分歧。凯恩斯显然相信，实现丰裕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可以实现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定框架内；而在曼德尔看来，这种纯粹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实现丰裕的最大障碍，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水平，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期望，一俟人类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社会应当把经济问题交由经济专家来处理，就像患者找牙医就诊一样；而在曼德尔看来，资本家、官僚或专家治国论者对权力的垄断，应该让位于生产者的自治，群众应该掌握决定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决策权。“丰裕的制度前提是资本家阶级、官僚和国家的消亡。”
在曼德尔眼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以下标准：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有计划地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资源配置目标的优先次序必须经过民主程序、由多数裁定；迅速减少由市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官僚和国家机器的消亡；大大缩减工作日。大大缩减工作日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舍此其他一切将沦为空谈。曼德尔这样写道：“倘若每个人一天在工作上花费十小时（包括从家里到工作场所的往返时间）……他们就既无时间也不情愿再花上四小时出席会议或从事管理劳动。即便不考虑政党、政治家或冥顽的官僚有任何‘不良图谋’，自治也基本上流于形式或虚构。……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四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二十小时。”
苏东剧变后，处于困境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恢复生命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曼德尔赞同法国社会思想家高兹（A·Gorz）的意见，主张把缩短工作日，而不是增加实际工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主要斗争目标。曼德尔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推行半天工作日，其影响将比十月革命更为深远，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也将为之无比振奋。
马克思是对缩短工作日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全面理论论证的仅有的经济学家。《资本论》里曾经提出，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马克思继承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把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这个理论在他的经济学里起到了奇妙的作用。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永恒递减，为经济世界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占地位的下降创造了可能性。即使不废除资本主义，单凭工作日的大大缩短，资本的统治就其范围和影响而言还是会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哈耶克所谈论的经济自由，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是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建立在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基础之上的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将为创造性实践的繁盛、为扬弃劳动的社会分工奠立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古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操持闲暇看作全部生活的目的。实施半天工作日，生产者在半天内把劳动交由他人支配，另一个半天便能“操持闲暇”。这种闲暇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生产者的自主活动也不为既定不变的形式所束缚，逐步接近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批判者。”个人潜能的更充分的发挥，自由而完整的个性在群众中的普及，会进一步决定社会按何种主导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伦理基础和经济基础有可能相伴而生，不再相互脱节。
工作日的大大缩短和基本必需品的丰裕一道，也曾被凯恩斯看作是“人类的经济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标志。有趣的是，在他看来，最适当的安排是一天工作三小时，这比曼德尔的设想还要短。自由意味着为每个人的存在确保一个自由的空间，而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大概是难于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而没有自由时间，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零。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乐意消弭双方的分歧——人类社会的变革会由此展现出巨大的前景和动力吗？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人物，原因在于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曼德尔集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他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著作，例如他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了系统的阐发，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的科学地位；他在《晚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作中，运用理论、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发展规律和趋势作了探索性研究，对未来社会做出了预测。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赏。曼德尔的另一类著作是属于学术性和政治性兼备、甚至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著作，如《论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等等。曼德尔在这些著作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对“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总结和批判。由于作者具有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对“现实社会主义”某些弊端的特殊政治敏感性，他的理论分析和批判的观点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坚持“世界革命”，坚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不可能性以及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托派立场，同时还由于他所进行的仍然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式研究，他的理论观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武断和失之偏颇，因此他的这些著作的科学价值受到极大限制。本书当属曼德尔的第二类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曼德尔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并对他本人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将有所裨益。
本书的导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由李民骐翻译的，孟捷翻译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并核问了全书。责任编辑徐元宫为译文的完善付出了许多劳动，特致谢忱。
孟捷 2001年9月谨识于人民大学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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