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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福利的困惑： 我们需要建立贫民区吗？
---兼对某些学者学术良知的质疑
作者：kentji
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我国经济刚和世界接轨，物质的匮乏以及无力消费的折磨催生了普罗大众的崇洋媚外心理，那时候象吾辈之流也觉的外国的月亮真的很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同时“Made in china”的产品充满世界每个角落，国民基于物质层面的追求心理已得到平复和释放；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众多新旧社会问题一并浮出水面，同时也催生了基于意识层面的又一轮崇洋媚外。
这一轮的崇洋媚外群体为理论界的某些精英哥们，一般来说，他们言必称“人民利益”以及“自由、民主、权利”，和大众化崇洋媚外不同的是，精英哥们有更强的倡导力以及明确的目的性。消费别人的东西的确可以节省成本，但如果只限于个人消费，比如洋墨水灌多了，喝坏的只是个人脑袋，但若是拿到社会上来吆喝推销，那影响就不一样了。我国南桔北枳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的，麻烦这帮精英哥们重温一下，明白其中道理后再把西方的那套马甲套一套，看看是否合适，免得有误国害民之虞。
清华大学者秦晖教授最近一段时间在不同场合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要么给自由，要么给福利”，他还认为，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是“为人道底线所不容”，所以他再三呼吁要建立贫民区，为进城农民提供住房保障。
说真的，我们不得不对此表示失望和不可理喻。不可否认，秦教授们的确知识渊博、博冠中西，但知识的运用能力实在是不可恭维，其知识运用能力差的具体表现在于他们喜欢照样画葫芦，而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在对底层人民苦难的认识上，他们仅仅停留在同情的表象里，而缺乏切肤之痛或者感同身受。无知者无畏，但作为人民群众寄于厚望的精英群体，其在公开场合的一举一动都得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拷问。
西方的贫民窟是怎样形成的？秦教授也许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只关心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建贫民窟（区）？贫民区非建不可吗？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一是秦教授们建议建立贫民区的一个客观前提；一个是秦教授们建议建立贫民区的真正目的。
首先，秦教授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在宏观上，城乡二元体制可以看做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实施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目的在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在保障其自给自足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可以说，这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进步是以农村的凋敝破败为代价的。农业经济的衰退、农村传统基础结构的瓦解和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以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对于这部分农民，是给福利还是给自由？秦教授认为，不管怎样总得给一样吧，于是就有了建立贫民区的惊天构思。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8亿农民，其中进城务工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也就不到2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国家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好处。而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城市的常态社会里因为无法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因而生活和生存显得尤为艰难，所以给自由或者福利不论是宪法还是道义上都是理所当然。但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界定清楚，农民工的政治身份也是农民，给进城农民工自由或者福利就等于给8亿农民自由或者福利，因为目前我国是给农民自由迁徒的权利的。同样地，如果不考虑国家财力物力等因素，给全国农民同等国民待遇不论在宪法还是道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具体到秦教授之建议上来，情况就相当地严重了。
1）我们要建立几个贫民区的问题。现在进城农民将近2个亿，如果一个贫民区可以容纳5万人（5万人的贫民区卫生环境等公共服务的缺乏可想而知），那目前我们就得建立四千个贫民区；到2050年我国有计划转移出一半的农民，也就是4个多亿，那我们建立的贫民区所容纳的人口将是南非整个国家人口的10倍，秦教授，请问那我们要建多少个索韦托贫民窟？何况贫民区的建立，在规模和速度上将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仅仅是土地和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我们该如何解决？有人初步估计一下，按建立贫民区付出的硬件成本计算（国家制度成本不计算在内），足够提供可以覆盖8亿农民的初级福利和保障制度了。既然如此，秦教授们又何必大费周章，去绕那么一个大弯子呢。
2）社会制度成本问题。贫民窟是城市罪恶之源，这是不可否认的，但秦教授似乎不太承认这一点，因为他只看到美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的部分贫民窟，也就是贫民窟中的好样板，也难怪，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他是不敢进去也不屑进去的。就拿没有贫民窟的中国来说吧，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城市犯罪率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其中外来人口的犯罪占比由1979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85%；广州市社科院10多位学者历时半年开展的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广州市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在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贫民区产生罪恶和农民或者贫民无关，而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接受这种制度必须承担的成本或者代价，试想一下，如果秦教授的设计得于实现，我们该为这种制度付出多大的代价？秦教授看来对别人批判贫民窟不太感冒，他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都绕不过这个坎，你中国凭何与众不同？和意识形态无关，这是中国特色，进城农民是住进了集体宿舍、工地、或者出租屋，表面上他们消于无形，并非等于已经融入城市社会，但至少表明，我们的城市不因他们的加入而出现西方国家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3）我们该给何种自由和福利问题。众多的分析结果证明，城乡二元体制是三农问题或者四农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也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其制度成本是由农民承担的，这种制度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城乡经济收入的差距上，更体现在农民身份认同的流失上，农民一词在我国主流价值观里是一种被歧视的标签，这也是农民工融进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需要的不仅是一处住所，更重要的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福利保障制度覆盖的要求以及强烈的身份被认同感。建立贫民区可以解决居住之忧，但同时进一步在制度上强化农民或者贫民的标签化概念，因而建立贫民区表面上看是给福利或者自由，其实质是偷换概念，把城乡二元体制进化为城市二元体制，贫困空间转移和恶化，其结果是换汤不换药，请问秦教授，这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4）两栖人问题。为了给建立贫民区这一大胆构思的可行性提供足够理由，秦教授认为建立贫民区可以解决农民工家庭生活问题，并引经据典的说明我国目前这种工棚式的居住模式对社会基础和道德伦理造成多大的破坏。首先，很欣赏秦教授能有这么深层次的思考，其次，我们来分析农民工目前的居住模式和社会基础及道德伦理之间的关联。我们不否认，贫民区的建立的确可以给部分的农民工过上正式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宏观上我国现有的就业水平和农民工收入水平是不足于支持大部分的农民工过上传统式家庭生活的，再者，如果有能力者或者条件满足者，目前基本都是夫妻住在一起，或者在同一城市工作，据统计，这种情况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在沿海一带，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而就近进城务工者，要过上家庭生活的成本并不是很高，所以对已婚者来说，这是一个假命题。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诸如传统道德伦理的破坏等社会问题出现及凸显，主要原因是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人社会”，因而道德软约束被消减或者消失，同时，因各种原因，如农民工就业不足或者身份得不到认同所致，家庭生活对此的影响甚微，至于农民工性压抑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常态，城市人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秦教授有无调查过，农民工去逛窑子所占比例是多少?他们有无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做这些事情？---所谓种种，不过是借口罢了，如果秦教授的理由可以成立，我建议，秦教授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之经验，倡议在全国各地建立合法的红灯区，以满足普罗大众的性压抑之需求。
5）社会基础重构之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追赶工业化，加速城市化的历史，但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以及人口构成来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软着陆过程。但在转型期间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原有的社会基础已经遭到破坏，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沦丧，乡村社会基础之重构目的在于打通农民自由往返之通道，而不是我们要在制度上让农民无路可退，自由和福利农民都想要，但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一张画饼，而不得不让他们“客死”他乡，这样的自由和福利要来做甚？再者，从秦教授的一向表现来看，对中国的社会基础等传统领域颇有研究，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传统的社会基础之建立花了多长时间才达到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层面？如果到了贫民区如雨后春笋般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重建我们新的社会基础？我们又该花多长的时间才达到秩序井然的社会常态？这种制度性的代价必由象农民般的普罗大众来承担，而一般来说精英们这个时候都是看热闹瞎起哄的。
6）我国农地制度问题。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其历史功效释放完毕之后其弊端凸显无遗，是该到做适当调整的时候了。但有些学者就专挑其硬伤开炮，有些甚至鼓吹土地私有化，而忽视其“储水池”功能。记得温铁军教授曾经对我国现有的农地制度和我国没有出现显性的贫民窟之间的关联做过分析。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没人反对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有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制度保障。我国没有出现显性的贫民窟是因为我国的农地起到了吸收作用，当进城农民生活和生存无法得到保障时，他们会主动返流，农地其实起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作用。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有效的福利和生存保障，农民自主选择是唯一的也是不得不的结果，如果城市养不活农民，我们有何理由要求他们留下？我们又凭何凭空建立一个贫民区，并让其实体化？据说，秦教授对农地制度的这种作用不屑一顾，并做了大量的相关言论，对此，我只有一个猜想，秦教授真的准备断掉农民的退路了，如果没法生存，你死都得死在贫民区里，因为这是又一个制度性安排，和城乡二元体制一样，农民没有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建贫民区了，是因为城市化要求农民进城，而为了给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同时解决性压抑等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动全国之真气，在全国各城市建立无数个可以容纳整整10个南非的人口的贫民区，据说这一灵感来自南非的索韦托贫民窟。诸位，如果问题真的是这样简单，那我们太低估秦教授们的智慧了，其实他们想导演的是一出“剁掉你双脚，然后再给你拐杖”的好戏。其建议提出的真正目的正是如此。
学术上有争议这很正常，在三农问题上，有人呼吁重建乡村生活价值，有人鼓吹快速城市化。据说秦教授们旗帜不鲜明，不左也不右，但从他言必称“民主、自由、人权”以及动辄批评现有的农地制度并对私有化赞叹有加的表现来看，他对西方的那套东西掌握得很熟练，也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社会加于运用，总的来说，表面上他们也关心农民的利益，但私底下不太关心农民现在及将来的生存现状。土地私有化、城市化、消灭农民，这是他们认为解决四农问题的正确路径，把农民赶进城里，然后再一步一步去解决农民进城后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而建立贫民区的提议只是他们所做的众多铺垫中的一个而已。别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会告诉你，这是西方的成功经验，而且肯定会罗列出一大堆事实，特别是西方国家成功或者失败的例子，并在理论上有条有理的加于分析，直到你听得云里雾里为止。
我们承认，西方的成功经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而且在某些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期，实行土地私有化、加速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之要求，同时适当地有计划地“消灭”农民也是社会进步、人民共享财富的可选择路径。但在分析我国三农问题，并企图把结论上升到制度层面时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三思：我国的国情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把代价降到最低而收益最大？对大部分的农民来说，如何安全渡过社会转型期，应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应该是制度性安排，或者是在某些因素的裹胁中听天由命。
历史证明，社会精英们从来都不是制度代价或者成本承担者，但具有民族大义和道德良知者也大有人在。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信口开河前先扪心自问一句：我们的学术良知何在？同时也要规劝他们一句：在分析中国问题时要具有国情意识和本土视角，别总是唯欧美马头是瞻。
[此贴子已经被鬼魅魍魉于2009-5-20 14:26:38编辑过]
鬼魅魍魉 金钱 +30 奖励 2009-5-20 14: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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