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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linux 昨天 23:01
关于你在“资本有机构成第六大谬误”的帖子
剩余价值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他是继承了很多前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一般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机器),劳动力等的边际贡献决定价值,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凭借所有权瓜分部分剩余价值。在西方经济学里还有新剑桥学派反对上面提到的生产函数,新剑桥学派认为要知道资本劳动的边际贡献就要知道产品价值,而要知道产品价值又要知道要素边际贡献,这是循环论证。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的投资和消费决定利润,投资越多,利润越高,劳动者的收入越少。最近有个风靡欧美托马斯·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举出很多数据说明资本的收益快于经济增长率,也从另一面佐证了新剑桥学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资本越密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构成越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降低,劳动者收入会增加,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剑桥学派、以及托马斯的数据却正好相反,当今的事实也说明1%的家庭人掌握了40*的财富,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随着资本越密集,财富反而越向资本集中,财富不仅在企业个人间集中,而且在代际间集中,这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不符合,却与马克思资本高构成,财富向资本集中符合。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研究却更是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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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linux 昨天 23:02
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译作《子孙照样发达》),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social persistence)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当简单,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特别是那些显赫而稀少的姓氏,所占据的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有多大程度,能持续多少代。书中集中考察了多个社会,包括英国、日本、印度、韩国、中国、美国、瑞典、智利、丹麦等国家,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的长期演化,实证数据的跨度长达几个世纪,英国的数据更长达九百余年。克拉克发现,非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国,其社会流动率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是同样的迟缓,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比推崇社会主义平权的瑞典、丹麦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差不离。
克拉克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为0.75左右,并认为是一个“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这对人们素所“乐意”相信的高流动性的信念——社会越开放流动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应当“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将“生而平等”地面对着平等机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克拉克考察和分析的结论,是风水即便轮流转,速率是很低缓的,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在两代人之内实现“风水轮流转”,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可能需要在十代人之内实现“风水轮流转”,即“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据他的计算,一个家庭要在一代之内从社会综合地位的中间水平翻到社会顶层的0.5%,机会只有五亿分之一,在英国这几乎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英格兰;至于要通过一代人的时间从社会的底层(0.5%)翻到社会顶层(99.5%),其概率则等于零,克拉克相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究竟哪个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们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印象,部分来自误算。他们以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识的)、职业(拥有高尚岗位)、社会联系(抱团的紧密网络)、健康状况、是否长寿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的元素。譬如说,盖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准会比父辈差得远,他们不惟不再孜孜为钱打拼,其主要的职业甚至是在散财方面(公益基金会之类),然而他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大半由祖上遗传得来的综合社会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并不会很快衰减。若是根据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为他们迅速回归到社会平均,从而得出美国比其他社会流动性更高、更“公平”的结论,那就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很不可靠的结论。
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与此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种运气,包括好的运气或坏的运气)掩盖了真实的讯号。噪音的影响在长期过程中会被抵消,在群体里会被折冲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时间,大约为75年。他提出的实据,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和之后的现代社会的比较。测算的结果表明,传统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在0.80-0.85,现代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则在0.73-0.84左右。以此来计算,第四代英国人受其曾祖父影响的仍分别为 28.4%-40.96%(传统)和40.96%-52.20%(现代),相关度在五分之二左右,虽说有改进,但依然很显著。而素有“机会平等大熔炉”的美国,社会粘滞度比起英国也实在不遑多让。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的建议时,克拉克请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在于他(她)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的家庭,也不在于其面貌是否姣好,而在于其生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是否有坚实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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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linux 昨天 23:11
其实我对这些基础理论兴趣不大,我更喜欢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危机,我不是党员,只想做个资本家,但是我排斥马克思经济学,会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经济做比较,有用的会互相融合。对于资本机器是否创造价值,我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看,马克思是正确的,从我们单独所处的这个社会看,西经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才要尊重资本的贡献,这和站在高山上看森林和站在森林里看森林效果是一样的。其实我也认为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缺陷,但不是你说的那些,如果这一届改革失败,我们很可能会像苏联一样瓦解。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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