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并不能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下达到协调，自1825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规则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其接近崩溃的边缘，自战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之后，这一状况并未明显好转，整个70年代西方国家都在滞涨中挣扎，这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的繁荣之后，从2000年之后开始了经济衰退，至今尚未复苏，日本则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1989年至今经历了长达15年之久的停滞，自80年代拉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金融危机，到1997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所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找不到对此的任何解释，而且对于危机的治理完全束手无策，不仅不能对经济危机进行预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危险的存在，而是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赞叹之极，而且在经济衰退后开出的治理药方使许多国家倍受煎熬，如日本几乎成了这些药方的试验场，无怪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经济学界严加指责。我们必须抛弃主流经济学，重新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收入-支出模型与有效需求
一、收入-支出模型
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把有效需求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核心问题，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有效需求不足产生于由高投资所导致的资产值对收入的比重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而造成经济衰退。现在，我们采用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来讨论这种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波动问题。
首先，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C+S=C+I），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法”的统计，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前面表述过的收入——支出模型：
W＋d＋r＋p = C+I
其中，收入方：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和p为利润，总支出由消费（C）加投资（I）构成。
这种收入法的分类是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所使用的，原来的统计为：W＋d＋T＋R＝GDP，这里不考虑政府的税收（T），把营业赢余（R）划分为利息（r）和利润（p）两部分。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盈利或亏损，这一点是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这一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构成。这样，企业的总成本由工资（W）、折旧（d）和利息（r）构成，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p）。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即：
p =（C+I）-（W＋d＋r）
在这一公式中，企业的固定成本D＋r 取决于原有的资产值（K）和折旧率（δ）与利息率（i），即企业的折旧为：D＝δK，为了简化，这里先不考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利息为：r＝iK，资产值（K）是由以前的投资所决定的，即：K=ΣI-Σd。可以把上面的公式改为：
W＋（δ＋i）K+p＝C＋I
加入企业以利润为经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p>0时，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p<0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即p＝0。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D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Kt＝Kt-1+It，dt＝dt-1+δIt-1），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在上述模型W＋（δ＋i）K+p＝C＋I中，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赢利，即p>0，如果假设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则利润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即p<0），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在前面讨论的模型中完全采用名义变量而不再考虑价格水平。显然，当考虑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企业是否盈利的只是名义收入流量的变动，因为企业的成本（不仅固定成本，而且包括可变成本的工资率）都是预先给定的，即存在着企业在投资支出时的货币支出或预先的货币契约，主流经济学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
二、有效需求
现在利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有效需求问题，即前面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决定。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p）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因此，这种有效需求的条件能否满足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
首先来看消费需求的决定。对于消费函数的讨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抛开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即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假设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意味着在长期消费随着总体上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因为这将打破稳定状态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可以根据模型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则现实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在前面模型的收入一方（W＋d＋r＋p）中，不考虑折旧D，W表示工资收入，r表示利息收入，p表示利润或经营收入。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C = f{W/（r＋p）}，即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
首先来看工资的决定，我们先抛开前面关于收入分配争论，只从简单的方式来考虑这一问题。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是可变的，工资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态或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但利润可能下降的更多，从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从短期分析来看，为了考察利润的变动，可以把工资视为给定的。
再来看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r＝iK，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现在看利润（p）的决定。如我们在前面表明的，对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则在短期分析中，企业的成本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则会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
这样，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即W/（r＋p）降低，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或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即W/（d＋r）下降。加入前面讨论的收入分配的变动，即经济高涨时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W/（r＋p）。这样，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了，而此时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就会引起亏损。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也会使工资率下降，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当然，如果企业提高工资和增加就业将会改善有效需求，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因为这将增加企业的亏损，企业或资本家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当消费品市场萎缩和企业严重亏损时，投资将大幅度下降，即使利息率能够下降，由于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也不会找到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p）。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这一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三、总供给与总需求
当表明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这一体系的性质，我们可以重新讨论总供给与总需求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总供给完全取决于生产函数，而总需求却是总支出或货币支出，二者是不协调的。我们这里把总供给改为企业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成本函数，而总需求则取决于企业的成本函数所决定的利润率和收入分配，因此，与主流经济学不同，这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现在，我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和马歇尔的短期成本曲线进一步说明前面的问题。如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所表明的，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利润，其中固定成本取决于资本存量，可变成本取决于工资总量，利润为销售额减全部成本。上述成本函数可以采用马歇尔的短期成本曲线来表示。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不变成本曲线的水平取决于固定成本的价值，假设工资率不变，则可变成本曲线为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可变成本随着就业和产出的增加同比例上升，其斜率取决于工资率。在总支出一方，消费取决于工资总量，投资取决于利润，则给定工资总量和利润，将得到总需求数量，由于图中的坐标分别为价格与产量，从而总需求曲线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产出、价格、利润以及就业。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模型的动态变化。假设企业的投资增加，从而使总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又会引起投资的增加，虽然投资的增加可以增加总需求，但投资的增加又会使下一年的固定成本增加，如图所示，FC曲线将向上移动FC'。这里重要的是总投资中购买资本存量和用于工资支出的比例。在上述模型中，当收入增加时，利润就将增加，从而引起投资的增加，当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率将上升缓慢，从而使投资中用于购买资本存量的部分增加，而当投资用于购买资本存量，就会引起利润的进一步增加，由此导致投资和经济高涨。
如果用两个部门模型来表示，则经济高涨时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快于消费品部门，将使工资的比重下降。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当期的投资购买资本存量而引起的资产增值会计入当期的利润，从而必然会在一定时期使利润增加和投资增加，但由于这种利润的增加只能引起投资的增加，而消费则取决于工资的增长。投资的增加又会引起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的增加，当投资与消费的比率或投资中用于购买资本存量与工资的比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则必然导致利润的下降，而利润的下降所引起的投资的减少又使利润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实际上，上述对企业短期成本收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有效需求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来自于企业能否获得利润，给定消费函数或假设资本家不消费, 则利润取决于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比率和收入分配，在投资取决于利润的条件下,当企业按照短期成本函数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经济一旦脱离了稳定状态，则必然会导致经济波动，从经济衰退到复苏的过程更能表明这一点。
当投资与利润减少引起经济衰退时，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和收入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重过低，企业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赢利，如增加投资虽然可以增加总需求，但又会使下一个时期的固定成本增加，提高工资虽然可以使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但提高工资首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使企业遭受更大的亏损。实际上，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比例失衡，即使所有企业都提高工资也不可能使利润增加而走出困境，而要恢复正常的比例只有在提高工资的同时降低产品的价格，即越是亏损越是提高工资来增加亏损才能使经济走出衰退，而这一点是企业不可能做到的。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将按照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所决定的的利润最大化行事，即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可变成本和产量，工资率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和价格，直至到企业的“停止营业点”。
总需求曲线将与工资成本曲线一起下降，而企业的固定成本则保持不变，这样，总支出将无法弥补企业的成本而导致企业亏损。如前所述，当经济处于这种状态时，克服衰退的唯一方法是企业的破产，当企业破产后其资本存量将贬值而不再计入成本固定成本，即固定成本曲线将向下移动，这就会使企业从亏损转为赢利。
按照上述分析，经济衰退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和成本结构，即产生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分配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过高。因此，要使经济恢复平衡只能是资本存量贬值以恢复原有的比率，同时改变收入分配的比例。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方式是，当经济衰退而引起企业亏损时，商业银行也将减少货币供给（否则将导致银行的亏损和倒闭）和向企业追债，这必将引起企业的破产，对此，只要知道破产的含义即可理解这一问题，企业的破产就是让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从帐面上销掉，正是这种企业的破产，使不合理的比例得以恢复。由于富人或资本家的储蓄是以股票和地产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企业的破产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将改变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向相反方向的变动会使经济得以复苏和进入下一个周期。
从这种企业的破产和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中，可以更明确地表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资本家的利润只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有效需求将决定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必须保持稳定，收入分配在经济高涨时向富人倾斜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随着企业的破产使富人的财产减少，收入分配将恢复原有的比例，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中的有效需求是可以自动调节收入分配的。
在上述经济周期过程中，企业的破产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实际生产能力的下降，就象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并不意味着实际生产能力的下降一样。实际上，经济周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整过程，如果只存在企业的破产，它只是把资本存量价值降下来，同时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企业的懂事长也通过企业的破产而更迭，工人的失业也是暂时的，会随着经济的复苏而重新就业。然而，如果随着企业的破产而导致了商业银行的破产，就会引起严重的信用危机，如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信用的瘫痪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需要重建货币金融体系。实际上，在上述模型中，企业的破产必然联系到商业银行的破产，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总是与金融危机相联系的。
现在来讨论货币金融体系和它的稳定性问题。如前所述，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来自于任何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而只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个货币金融体系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只是整个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资产抵押和获取利润的动机所决定，这些宏观变量要求保持稳定的比例，经济波动只是这些变量围绕稳定状态的波动。
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了一个极端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在模型中采用了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即企业的全部资本都来自于银行信贷，显然，这种假设的含义是，企业投资的所有的风险都将由银行承担，这就必然使企业对货币的需求无限大而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在讨论有效需求的经济波动时表明，在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资不抵债会使企业破产，而企业破产只不过是把过高的固定资产价值从帐面上划掉，并撤换掉不成功的经营者，经济高涨时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也会随着资产的贬值而得到调整，一旦资产价值和收入分配得到调整，经济就会复苏，失业的工人可以重新就业，而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或者说，仅仅就前面的有效需求问题而言，市场经济是可以自动调整而不会产生严重的危机。然而，如果由于企业的破产而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使整个信用体系崩溃。从实际经验来看，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日本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都是由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或遭到破坏所造成的。因此，表明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运行和稳定性的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取决于资产抵押，这种资产抵押只能是企业的自有资本，这样，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股权来表明企业的自有资产。当加入了股票来表示资本的所有权时，货币金融市场就由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组成，企业的总资本也由股本金和银行贷款构成，即企业的总资产分为股东权益和对银行的负债，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对总资本的比率）。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将意味着商业银行的风险加大，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则货币金融体系越稳定，因为银行贷款将有更多的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企业的破产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较小。但怎样的资产负债率将是稳定的或最优的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是把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率归之于特定的经济制度或货币金融体系。这里只是强调每一个特定的经济制度都有其稳定的资产负债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稳定性的影响，比如，当资产负债率超过稳定的比率，则货币金融体系将出现紊乱。我们需要得到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状态，同时表明围绕这种稳定状态的经济波动。
一、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
这一模型由家庭、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首先，我们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加入家庭的资产选择和货币金融体系。在模型：（W＋d＋r＋p＝C＋S＝C＋I=GDP）中，不考虑折旧，把收入全部作为家庭的收入，储蓄转化为企业的投资是通过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的。这里把金融市场划分为两部分，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或资本市场）。全部资本存量（K）为银行贷款（DD）加股票价值（E），即：
K=DD+E
这样，前面公式中的GDP就表示家庭的总收入（可以把折旧d作为企业保留的收入），W表示工资收入，r为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p为股票收入。给出银行存款利率i和股票的收益率iE，则家庭的利息和股息收入取决于各种资产存量总值和它们的收益率（即r=DDi，p=EiE）。全部收入划分为两部分，消费（C）和储蓄（S）。对应于资产，全部储蓄划分为银行存款（ΔD）和购买的股票（ΔE）（即S＝ΔD＋ΔE）。对于购买股票，这里假设不存在股票的二级市场，家庭所购买的股票将全部转化为企业的投资。
与家庭储蓄的划分相对应，货币金融市场由两部分构成，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商业银行的存款等于D，股票总值为E。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为R，则贷款为D（1-R），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D（1-R）/（E+DD）。显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家庭的资产选择直接对应。这里先不考虑家庭的资产选择是如何决定的，而是在上述简化的模型中表明货币供应量和与之相应的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
最初家庭有一笔储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存入银行，另一部分购买企业股票，企业以发行股票筹集的自有资本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作为信用中介，从家庭吸收存款，向企业发放贷款。企业和家庭之间的联系有两条途径：在股票市场上，家庭购买企业股票，企业向其支付股息；在劳动市场上，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者并向其支付工资。
现在假设企业看中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它首先在股票市场上发行一笔股票，筹得资金E，然后以自有资本E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根据E，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比例向企业发放贷款。设银行存款为D，准备率为R，向企业发放的贷款为D（1—R）。设а为贷款对股票价值或企业自有资本的比率，即а=D(1-R)/E。这里还可以得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β= D(1-R)/(E+D(1-R))，а、β之间的关系为β=а/(1+а)。自有资本E和银行贷款D（1—R）形成企业的资本存量，其增量（ΔDD＋ΔE）为企业的投资（I），用于购买固定资产、资本品及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生产周期结束后形成一笔价值量，其构成为工资（W），固定资产折旧（d），利息成本（R）和利润（π）。设利润全部形成股息收入，并且忽略银行存、贷款利率差额，则W、r、π 全部形成家庭收入。家庭把它的储蓄按一定比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存入银行，形成存款增量ΔD，另一部分用于购买企业股票，形成企业自有资本增量ΔE。现在银行存款总额为D+ΔD，企业自有资本总额为E+ΔE。假设企业想继续投资，那么，它可以再次用其自有资本E+ΔE申请银行贷款，从而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循环。
以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或者说是以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货币金融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与主流经济学模型的区别是：
第一，在这一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内生的货币供给，由此构成纯粹的货币经济模型；
第二，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是不可分割的。
这样，我们可以把前面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连在一起，而目前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作为实际变量的国民收入流量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把它们完全作为货币量值来处理。例如，在这一模型中，资本只是作为银行信贷的资产抵押，储蓄只是向商业银行提供的可贷资金，消费和投资将构成企业的营业收入，等等。这些宏观变量的意义就在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上述模型可以表示出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性质，其基本特征是可以表明所有宏观变量的决定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是内生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企业、银行和家庭的货币流程图，其内在联系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家庭的货币储蓄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财富增殖，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而联系企业贷款和家庭存款的商业银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决定货币供给，由此形成一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因此，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货币量值的决定和其变动（或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问题。
二、内生的货币供给
采用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说明内生的货币供给。可以从实际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和实际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来看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目前统计中所使用的M2是由现金、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组成的，显然，这种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就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有一个基础货币的概念，而基础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则是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由于中央银行的资产或负债来自于商业银行上交的准备金，因此可以根据教科书的原理来说明上述对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即商业银行的负债除以中央银行的资产将等于货币乘数，或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等于货币供应量。
实际上，从上述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上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动的。显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来自于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或存款的增加，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如何增加的呢？先不考虑中央银行，这里，只有这样一种方法能够增加商业银行的存款，即商业银行先用存款发放贷款，当企业或家庭把贷款支出后转化为收入，然后家庭和企业再把收入存入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的负债就增加了。当然，由于中央银行收取准备金，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也增加了。在这个体系中，货币供应量是一笔负债或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负债，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如前所述，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那么，中央银行是否可以发行货币呢？
在讨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之前，我们先来看国债，从前面对货币性质的说明来看，国债具有货币的性质，即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发行的债务，虽然国债不能用于商品流通，但国债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转化为货币来购买商品，即把国债转化为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负债，再由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显然，中央银行要发行货币或控制货币供应量可以采用国债的方式。但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并不是指这种方式，而是另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发行货币，另一种是通过控制商业银行来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
先来看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如前所述，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无论调整准备金比率和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以及购买债券，比如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但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将完全取代商业银行发行货币的功能，或者说，中央银行已经不是管理商业银行的机构，而是与商业银行并行的货币发行机构。与商业银行不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基础并不是资产抵押，而是凭借国家的信誉，这与国债有相似之处。
对于通过控制商业银行来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比如可以把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作为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从前面对货币供给的说明来看，中央银行要想控制货币供应量，它必须能够控制或完全控制以下几个环节：（1）商业银行向企业的贷款；（2）企业向商业银行的借款；（3）企业和家庭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它们的货币支出）。显然，在企业和家庭具有独立自主权或利益动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控制是很难办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银行或财政部完全控制着这些环节，从而控制着货币发行，但在这种体制下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的，这显然与我们所要讨论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同的。而且，当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时，是否会违反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原则而引起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呢？
如前所述，内生的货币供给是把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变量联系起来并保持其稳定性的主要机制，调节货币供给则意味着对系统协调机制本身的调节，如果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控制改变了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那货币金融体系的平衡又由什么因素来调节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因此，充分表明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和其运行的机制对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而建立在外生的货币供给基础上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会对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造成严重的危害。
三、稳定状态的货币供给增长
现在，我们来看前面模型的稳定状态条件。假设全部货币等于收入流量（即M＝W＋d＋r＋p＝C＋S＝C＋I），并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名义GDP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全部货币供应量等于总产出，即C＋ΔD（1-R）＋ΔE，投资支出等于银行贷款加家庭购买的股票，即I＝ΔD（1-R）＋ΔE。在上述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性能是，只有商业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和收入的交易必须使用货币，从而当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收入流量的增长率将等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由于假设不存在消费信贷，则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通过企业贷款和投资的变动进行。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决定货币供应量、从而名义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最初的银行存款数量（D）和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股票的比例（ΔD/ΔE）和商业银行准备金比率（R）。
在上述模型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企业的投资需求是货币需求的唯一内容，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是货币注入经济的唯一形式。银行根据企业的抵押资产的价值决定贷款从而确定货币供应量。模型中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是几个比例关系：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股票价值的比例k（最初为D/E，进入循环后为ΔD/ΔE，设D/E=ΔD/ΔE=k）；贷款额与股票价值的比例а以及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比率R。只要没有外部冲击且k，R，а这三个比例保持不变，模型就处于一种稳定状态，银行存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企业的股票价值、抵押资产的价值以稳定比例增长，银行贷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从而贷币供给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稳定循环。
现在我们讨论k，R，а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先来看k，它取决于家庭的资产选择。与稳定状态相比，假设现在家庭把更多的储蓄采取银行存款的形式，即存款与股票价值的比例k上升。这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多，另一方面企业的股票价值的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说，企业的抵押资产的价值的增长率下降，如果假设а不变，银行将减少对企业的贷款，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再来看R的变化。假设银行为提高流动性决定上调准备金-存款比率R。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由于企业的抵押资产价值及银行认为根据抵押品价值可发放的贷款的合适比例а没变，这时对于银行来说，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这里暂不考虑利率的变动对供求的调整，假设银行只是根据可贷资金的多少决定贷款额，那么R的提高将使可贷资金减少，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最后考察а的变动。假设银行根据自身对经济、金融状态的判断决定既定数额的贷款需要有更多的资产作抵押，即а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股票价值的增长率不变从而抵押资产的价值的增长率不变，а下降使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的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以上讨论说明：k上升、R上升，а下降将分别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下降。从中可以推论出，k下降，R下降，а上升将使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中当k和R的变动引起银行的可贷资金和贷款需求失衡时，我们假设贷币供给分别依照贷款需求和可贷资金的变动方向而变动，这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在这里，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把前面讨论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条件考虑进来，即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基于资产抵押，从而要求稳定的资产负债率，由于货币数量联系到收入流量，从而稳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导致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和稳定的资本产出比率（资本收入比率）。
这样，在上述模型中，货币部门的稳定状态或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条件就可以表述为，银行存款对股票的比率不变和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对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即：
ΔD/D＝ΔE/E
这一条件暗含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是不变的，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也是不变的。在这里，如果假设股票的收益率等于利息率，则可以与前面所阐述的不包括货币部门的基本模型相一致，换句话说，当加入货币部门后，上述收入-支出模型稳定状态的条件要包含货币均衡的条件，这种货币均衡的条件或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条件在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这种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要求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和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转过来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货币部门的均衡必定意味着企业按货币量值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实际部门的均衡。
在上述稳定状态增长条件下，可以得到这一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条件，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与可抵押资产价值的增长是同比例的，即资本与货币是同比例增长的，这是模型中最重要的关系。这种货币与资本的同比例增长与前面所讨论的有效需求的比例关系共同构成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基础。
在上述模型中，由于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全部货币都用于收入流量的交易，从而收入流量的增长率（或名义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一一对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素来讨论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上述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从而可以表明名义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将是内生的。虽然上述模型是非常简化的，但借助这种简化的模型可以表明一些极为重要的命题。
（1） 在上述模型中，不考虑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则决定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只有两个因素，商业银行的准备率和储蓄在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之间划分的比例。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命题，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联系到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或银行存款对股票价值比率的变动，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来自于家庭储蓄在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之间划分的比例，即当家庭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在上述模型的假设条件下，高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从而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2） 由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完全取决于资产抵押，更明确地讲，如果银行贷款对可抵押资产（在上述模型中为股票价值）的比例不变，在假设商业银行准备率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将保持稳定，由此可以推论，商业银行的贷款越是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不稳定。由此还可以推论出，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在经济波动中企业的亏损将被转嫁到银行而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破坏乃至崩溃。
（3）银行贷款对资产存量的比率不变，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只取决于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这一点对于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的财政政策是重要的）。但在某些假设条件下，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不仅会改变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而且会影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四、稳定状态比较
利用上述模型，我们可以讨论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变动。显然，这一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从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说明可以表明，只有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需要提到的是，家庭购买股票，企业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投资并转化为收入，当然还可以再购买股票和投资，这一过程虽然可能使GDP的增长率发生变动，但并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这一点可以从货币的定义中得到，即只有储蓄存款可以增加统计上的货币供应量，从而上述购买股票和投资过程的变动在统计上只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当我们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可以把这一问题排除掉。
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模型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家庭的资产选择和总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股票投资中的比例，而这一比例也同时决定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按照前面的分析，假设储蓄率是给定的，则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的比例将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低，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高，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由于这一比率在模型中同时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名义GDP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家庭的资产选择，即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又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应，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个比较静态命题，一国GDP的名义增长率联系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结构，即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比例。
上述讨论似乎可以和某些经验事实相联系，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左右，而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40%，而东亚国家的名义增长率较高，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较高。当然，这种比较静态分析需要一些其他的假设，如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相同等，但这种货币金融结构对于解释各国资本产出比率的差异以及储蓄率的差异是有用的。比如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其资产负债率也高，但这种比喻是不严格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储蓄率是不同的。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当储蓄率联系到内生的货币供给，而不是与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相联系，这种储蓄率将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主流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把储蓄率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外生变量是大有疑问的。
我们这里并不把注意力放在储蓄率所决定的比较静态上，而是要讨论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即由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为什么会产生稳定的增长率。我们在前面用有效需求问题证明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存在，这里则可以通过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表明这一命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推论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或金融结构的变动，这一点直接联系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给定最初的储蓄率和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这将决定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首先要求改变金融结构，即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和股票筹资的比例，当然也同时改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样，当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将提高，而资产负债率提高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上述命题对于表明经济波动和周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金融不稳定实际上包含着金融稳定性的条件。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当货币供应量、名义增长率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除非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和降低经济增长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可能下降的，而这又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一旦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要保持企业的赢利又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于银行来讲，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商业银行要使企业还款就只有进一步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这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又要求银行增加更多的贷款，从而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只有不断地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到某种程度时（比如70%），商业银行一旦减少货币供给，企业的亏损就将导致商业银行坏帐的增加和破产的风险，而商业银行如果为了防止坏帐增加而进一步增加贷款，又只能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
上述命题的经验意义是非常突出的，就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都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我国1984-1988和1991-1996年的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也伴随者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必然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一旦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的增长率下降，商业银行将面临大量的坏帐，由此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如前所述，如果经济衰退只是企业的破产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一旦企业破产而造成商业银行的倒闭，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缩减，乃至信用体系的崩溃，由此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日本在经历了60-8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在90年代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出现过多的坏帐，而清理这些坏帐只能是商业银行的破产，而商业银行一旦破产又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此造成两难困境，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是在维持商业银行不破产，而这种维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坏帐过多的处境，从而无法使商业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使经济走出困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与日本是类似的，如何减少商业银行的坏帐和调整目前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亚洲国家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五、利息率与货币的供求
现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利息率来讨论上述模型中的稳定性和调整问题。在上述的简单模型中，利息率的变动将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金融体系的均衡。
假设家庭对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资产选择取决于二者的收益率，股票的收益率取决于企业的利润Ei，银行存款的收益是利息率i，不考虑风险，在均衡时股票与银行存款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即Ei = i，从而商业银行利率的变动（或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将改变人们对两种资产的选择，即当利率提高时，人们将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和减少股票的购买，反之，当利率下降时，银行存款将减少。
由于银行存款构成商业银行的可贷基金，如果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利息率的变动将决定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是利息率的正函数。再来看货币需求，假设不存在消费信贷，则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只有投资，如果投资与利息率是负相关的，则货币需求与利息率也是负相关的。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货币的供求曲线。
在这一货币的供求均衡模型中，利息率的变动只是商业银行调节的，即商业银行根据储蓄存款的货币供给和企业投资的货币需求是否相等来调节利率，通过利率的变动使货币的供求相等。这种利率的调节将使上述模型达到均衡。
让我们来考虑上述模型中的均衡调整。比如人们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比例的划分，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由于存款的增加使货币供给曲线右移，利息率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增加，而利润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曲线右移，这又使投资和利润进一步增加。但当利润增加时，会使股票的收益率提高，股票收益率的提高会使人们把更多的储蓄用于购买股票，由此引起商业银行可贷基金的减少，这就会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将使上述过程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即利率的提高使货币供给和投资减少，收入和利润下降，由此使经济恢复到均衡或围绕着均衡点波动。
以上我们分别从GDP的统计变量的变动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两个方面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GDP的统计变量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用一个货币的“投入-产出”模型或货币周转模型来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但需要强调的是，由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所表明的有效需求问题是经济波动的核心问题，因为它表明企业的生产目的和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作为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商业银行也是企业，它也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比如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通过减少准备金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也是竞争的驱使。比如在经济周期中，整个货币金融体系或全体商业银行把货币发多了，一定会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但对于某个商业银行来讲，如果它在经济的上升阶段不扩大贷款，那么竞争将使它在经济上升时期就被淘汰或被兼并，当然，企业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在经济上升的时期不扩大投资，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失败。由此是否可以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整个竞争游戏的一部分，企业不仅要在产品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相互竞争，而且要应对宏观变量所决定的经济周期，许多的大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如首席经济学家），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势，我们前面所批评的目前经济学以资产组合为基础的投资理论的错误也在于完全排除了宏观变量。
举一个例子，比如房地产投资，由于土地（作为资本的主要部分）的价格在长期一直是上升的，如果你拿自己的钱投资房地产可以说没有风险，但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讲这种做法只能是“吃利息”，它必须借入大量资金与别人竞争，但这样做在经济周期中就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那它是不是要保留大量的资金以防万一呢？当然不行，这会使它在竞争中失败，有效的做法竟然和炒股票差不多，即在经济的上升阶段，它不需要留有如何现金反而要大量举债，因为这个阶段土地的价格是上升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也可以使它轻易的获得资金，但在经济周期开始下降的阶段，它必须把房子卖掉和收回资金，以等待其它地产商破产进行兼并收购。在1995-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高涨时，曾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的“郑州亚细亚”，但这个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原因是它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北京的地产，当1996年经济紧缩时导致了资金链条的断裂，但如果它能再坚持两年等到1998年的北京地价大幅度上升，那就不知道要挣多少钱。这样的例子在实际中笔笔皆是。
但在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经济波动和周期几乎是无法研究的。现在，我们以美国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前面经济周期波动模型中的一些关键的变量和它们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进行分析。
一、产出与就业的变动
经济周期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产出和就业的变动，当然还有价格水平的变动，但如果我们采用名义GDP来表示产出的波动，即把二者加在一起，则经济波动的幅度要明显大于实际GDP的波动。伴随着GDP的波动，出现生产过剩、大量工人失业和大批企业的破产，这种经济周期中的严重问题是经济学必须回答的。
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中的许多比例关系在经济周期中都呈规则性的变化，其中几个关键的比例关系是：产出-资本比率（Y／K）和投资-产出比率（I／Y），工资收入比率（W／Y）和工资-资本比率（W／K），这些比率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长期增长中是稳定的，但在经济周期中是波动的，其中投资率（I／Y）的变动可以作为这些比率变动的起因。在美国经济中，稳定状态的投资率在10%左右，在经济高涨和衰退的周期波动中一般在5%-25%之间变动，这种投资的变动必然使其它的比例产生变动。首先，这种投资的变动必然引起GDP增长率的变动，同时使GDP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动，如在经济上升时期，由投资的累积性增长所带来的储蓄率的提高，利润也随之增加，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这种投资的增加使资本存量价值增加，这表现在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上，同时，由于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使GDP中折旧和利息的比重提高。如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所表明的，当过高的资产值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引起（工人的）对产品的消费支出小于企业成本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而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则使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衰退时，由于经济危机中大量企业的破产或被兼并，资本存量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同时投资也大幅度下降，从而使上述比例向相反的方向变动。
在经济周期的经验中，最能表明上述比例周期性变动的是经济统计中价格指数的变动。根据美国的经济周期的长期统计资料的经验（这里先排除30年代大萧条时的特殊情况），可以对价格指数变动的规律性进行如下的归纳。在经验统计中，消费品物价指数（CPI）的变动一般在5%左右，因为消费支出的变动是比较小的，表明资本品价格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的变动则远超过消费品物价指数的变动，大约在10%左右，因为投资的波动要远大于消费的变动。在经济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资本存量价值，即由投资和利润的变动会引起资本存量价值的更大变动，我们可以采用房地产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来表示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根据经验，房地产价格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大约为20%，因为资本价值或投资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中，经济高涨往往随着房地产投资的高涨而上升，经济危机时则是地价大幅度下跌。另一个指标是股票价格指数的大幅波动，在经济周期中，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大约在30%左右，因为表明资产价格的股票价格取决于人们对利润和资产值提高的预期，从而在经济周期中比比表示实际资产值变动的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幅度更大。上述经验统计中表明消费品、资本品和资本存量的四个关键指数的变动，已经能够充分表明国民收入统计变量中的主要比例关系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发生规则的周期性比例变动。
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几个关键指标
如上所述，作为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指标的变动必然联系到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变动。在前面阐述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取决于储蓄率的变化和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之间比例的变化，由于储蓄率的变化可以通过前面表明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变化来表示，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可以采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这样，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的两个最关键的指标上，商业银行准备金（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变动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在美国的统计资料显示，在长期，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大约稳定在10%左右，在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中表现出大幅度的波动，其幅度在5%-20%之间，这种准备金比率的变动幅度足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这种准备金比率的变动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另一个关键的指标是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在长期，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稳定在40%左右，但在经济高涨时会上升到50%以上，而在经济衰退后回复到40%的水平，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这样，我们就可以表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与实际金融体系在经济周期中的运行是一致的。
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联系和表明货币金融体系变动的另一个指标是利率，统计资料证明，利率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保持着基本同步的变动，即利率在经济高涨时上升和在经济萧条期降低，只是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达到最高点，这种利率的变动表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求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在危机发生时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的急剧上升和商业银行减少贷款，必然导致利率的大幅度上扬，这这种货币供求与利率的关系和经济周期的变动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解释美国1929年严重经济危机的超常规变化。自美国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后，货币金融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商业银行的大规模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扩张，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商业银行的全部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从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前的40%下降到接近20%，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1920年的不到40%上升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超过60%，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名义GDP增长率从1920年的3%逐步上升，从1921-1929年危机前的平均增长率达到7%，1927-1929年的3年中都超过10%，表示资产价格的股票价格道·琼斯指数从1921-1929年上升了10多倍，由此在929年随着纽约股市暴跌而引发的银行破产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三、经济周期与技术变动
受主流新古典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许多对经济波动的解释都集中在技术分析上，把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变动联系起来。就经济周期中的技术变动来讲，似乎很容易得到经验支持，如在经济的上升期，我们很容易找到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统计资料，如美国经济在20年代钢铁、机械（包括汽车）和住房三大支柱产业的高速增长、美国9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日本在60-90年代的重化产业和电子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找到在经济衰退期技术发展缓慢的经验证据，如美国在70年代技术发展相对停滞，日本在进入90年代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没有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统计数据中根据GDP增长率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得到证实。
这种根据统计数据从技术角度对经济波动的分析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不是技术变动决定经济波动，而是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决定那些统计数据的变动，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统计和测算都是采用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表示技术关系。反过来，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投资的增长必然使GDP的增长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只是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GDP对劳动数量的比率，从而在增长率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肯定是提高的。由于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总是会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并会使某些产业快速增长，但我们决不能把统计数据所表明的经济波动归之于技术的变动。
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从某种角度讲是偶然的或不规则的，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生产却受到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的驱使而具有一定的规则性，或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相联系，因为市场经济是为利润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变化决定着对产品的需求。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中有一种产品周期理论，即一种新产品从诞生到衰落要经历研发、推广、扩张和衰落四个阶段，这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被许多人采用统计资料给予了证实。由于对产品周期的统计检验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经济周期问题时用货币表示的数据，从而这里可以借用产品周期的分析来表明新技术和产品的使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于衰退时企业的破产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从而使企业从亏损转为赢利，这又使就业开始回生而增加了消费品的需求，代表原有的技术的机器设备得以充分运转并使原有的产品顺利销售，随着投资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采用以前研发的新技术更换设备和产品并开创新的产品生产领域或行业，需求的增长使这种新产品的推广得以进行，新产品和行业（产业）的出现必然会取代旧产品和行业，而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投资的大规模增加使这种产品和行业的升级换代得以进行，并使这些企业获得高额的利润，高额的利润和竞争也使企业能够投入资金研发更新的产品。但是，正是这种对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高投资和高利润导致了下一轮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资产值已经很高，对新产品的高投资所以能获得高利润是因为收入的提高使富人有更多的钱去买新产品，从而使新产品和新的行业保持较高的价格和利润，但工资水平却是相对下降的，当在利润的刺激下按照很高的资产价格向这些行业（产品）投资时，一旦转化为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将必然会遇到需求问题。可以这么说，当国民经济的主要消费行业出现大规模投资时就可以预言，这些投资在转化为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后必然会买不出去或出现需求不足，因为大规模的投资一定是高额利润的驱使，而利润高必然意味着工资低，这就必然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在实际的经济周期中，这种针对新产品的投资往往很快就遇到了经济衰退，只有在经济危机导致的企业破产和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之后，上一期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新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得以利用，这是由经济周期中有效需求的变动所决定的。
上述对产品创新和技术扩散与经济周期关系的说明，尚需要更为严格的统计经验，或者说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但当经济学家采用国民收入核算的货币统计来研究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与经济周期的分析联系在一起了，因为这些统计资料并不代表技术，而只是联系到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
与上面对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的分析相联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采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并采用上述概念来说明现实中的技术选择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当然，这里决不想否定新古典理论关于技术选择的基本原理，产品的生产当然有使用机器和不使用机器之分，但当经济学家采用现实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些原理的应用时就出现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实际中的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劳动比率与技术上的资本劳动比率完全无关，而只是表示有效需求问题，这一点从上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假设劳动力数量不变，则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是意味着过低的工资对资本的比率（W／K），如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过低的工资对资本的比率必然意味着工人用工资根本买不起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必然使生产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破产而使其资产贬值，从而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为工人所购买，这一点只要对现实稍加观察就可以得到，是不是原来所有的号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在进入工人或老百姓的家庭时都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呢？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光盘，在90年代初期，这种光盘号称是采用激光技术的高科技产品，当然是资本密集型的了，但现在只买几元钱一张，肯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只能说是刚刚出现后由富人购买和消费的新产品，而不能根据统计就说成是资本密集型的。
目前国内的IT产业所以是资本密集型的，可能就是因为在北京的中关村高价购买的办公楼，因为这些公司的计算机根本就不值钱。
可以说，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正是随着经济周期完成的。
采用上面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说明“列昂剔夫悖论”。列昂剔夫根据经验统计资料表明，美国作为世界上资本劳动比率最高的国家，其出口的产品竟然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与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完全相背。对于列昂剔夫悖论，经济学家采用技术分析对其给予了多种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包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即美国的高工资来自与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可以用统计资料证实。这种解释不仅存在着资本和劳动概念上的混乱，而且所进行的统计检验只是一种循环推论，因为假设劳动力数量不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定义在统计中就是工资对资本的比率（W／K和L／K），只要资本产出比率不变（这是美国的经验事实），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资本比率的提高是一回事，根本不能证实是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用有效需求来解释列昂剔夫悖论却是再简单不过了，这种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这个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一般工人都买不起，那又能期待哪个国家能进口和消费得起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呢？
反过来，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中出现了与列昂剔夫悖论相反的悖论，即由经验所表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管新古典的技术选择原理，总是在引进那些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难道它们就不懂得资源配置原理或不怕造成技术性失业吗？当然不是，因为为了竞争只能引进新技术，而这种新技术当然不是由货币数据表示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资产值和工资比例的变动会调节这种新技术的成本和需求，从而根本不会造成失业和资源配制失效，而新技术的使用只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主流经济学的这类研究许多都犯有上述分析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要研究现实中由统计数据表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错误并不在于他们错误地使用了统计数据，而在于错误地把这些问题误认为是技术关系上的问题，可以说，就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技术问题来讲，目前并不存在这类技术上的统计数据，而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所表示的问题却是新古典理论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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