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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简本（上）

柳欣教授 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 

原本 人民出版社2006版

 

前言

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来，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

作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

本书的所有分析和理论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一点。用通俗的话讲，“实际GDP是假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经济”，而是一个“货币经济”。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

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

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明白了“实际GDP是假的”之后，这些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对于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和规律，或者说对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正是针对这些统计变量的，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的放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自1997以来，虽然我国实际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说，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 “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涨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而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从货币经济的分析角度，本书提出了要把我国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的政策问题，这与目前人们认为要长期保持8%的增长率是非常不同的，由于这一问题关系重大，也非常希望能够对此进行讨论。

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我们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100%的证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6 2:05:0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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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流经济学 中国经济 经济学 国民收入核算 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学 中国经济 简本 宣战

第一章               实际GDP是假的

 GDP是表示实物吗？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与物价指数核算。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没有的

我国的一位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价，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按照目前国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最低的估计是4.9%（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统计资料是6.3%），在这同一时期世界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率超过中国，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很高的效率。

这位学者所使用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结论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和人们的感觉相差太大。实际上，对这一问题只要查一下实物的产量、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实物指标，然后用这些指标进行对比，结论是不难发现的，实际GDP的统计指标根本就不能表示实物指标。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

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

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

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估算出中国在1000年前的宋代人均GDP为500美圆（中国1980年的人均GDP为200美圆），且不说那个时候并没有美国，就那个时候极少的实物产品种类以及可能获得的统计资料来讲，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似乎根本就不需要用美圆这个极不清楚的统计指标。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

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

目前分类统计的物价指数对于宏观经济分析还是有意义的，但意义决不是主流经济学中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而是能够表明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关系，如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可以表明工资与消费品部门的比例变动，而资本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则可以表示投资与资本品部门产出的关系，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表示资本存量价格变动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指数，这些价格指数相互联系，其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具有相当强的规律性。

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

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

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

但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

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的统计。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主流经济学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举个例子，一个商人在40岁的时候进行地产的投资，按照规定地产的折旧期是30年，那么这个商人能不能这样计算投资呢？且不说在30年的时间里市场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可能会经历几个经济周期），即使市场没有任何变化，到收回投资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的老头了，这个时候挣到的钱对他的意义可能已经很小了，很少有人能够忍耐30年的时间玩儿这种挣钱的游戏，而现实中所采用的投资回收期方法很少有超过10年的。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

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

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

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

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

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

实际中的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

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

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3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L和K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

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

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

如果对照现实，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就成为奇怪的了，那些拥有亿万资产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每天都竭尽全力去追求他们明知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消费掉的金钱和财富，不只是资本家、而且还有许多的中产阶级在他们临死时都是他们财富最多的时候（如他们的房产），难道他们都是不理性的傻瓜吗？显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正是竞争和财富带给他们的乐趣，这种财富即是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货币符号。对于这种贪婪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经济学家可能采用世代交叠模型来说明这些人要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后代，但实际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中产阶级宁可把更多的钱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而不是留给供他们消费的财富，以使他们在今后能够与他人竞争，比尔·盖茨只把他极少的财产留给后代，以便他们不至于失去竞争的勇气和乐趣。正是这种货币表示的价值符号构成了这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游戏。

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

凯恩斯指出，从技术或实物生产的角度看，这种实际中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品作为中间产品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时期的延长，而这种生产的周期是不可能无限延长的，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豆芽菜”是不可能几百年都不吃的。与19世纪修筑铁路和采矿相比，现代的技术已经使生产周期极大的缩短了，但价值的资本却在几百年中不断地被积累起来。

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M2），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收入-支出等式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这种国民收入核算的等式是采用下列收入-支出模型来表述的：C+S=C+I，这个模型所表示的含义是，国民收入中总收入分解后的消费（C）加储蓄（S）等于总支出的消费加投资（I），总供求分析的核心是计划的储蓄能否等于投资。这样，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就被加入进来，即计划的储蓄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其所要考察的是，在一个没有拍卖者的瓦尔拉斯模型中如何使二者协调，而凯恩斯所表明的总供求分析只是由于价格刚性产生的“短期”的数量调整。这一模型根本不能表示市场经济的性质，即完全没有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现在，我们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采用目前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收入法，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

W＋d＋r＋p = C+I

公式的左边表示总收入

其中，

W为工资，

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

r为利息，

p是利润；

右边是总支出，

C为消费，

I为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公式左边采用的总收入的分类就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所使用的，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的成本和收益的分类。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就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言，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实际变量”与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

这一模型中的收入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

由于这一模型的收入方能够表明企业的成本，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p）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 p = 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跟投资之间的关系。

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即：

d=δK；r=iK

d＋r=（δ+i）K

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即：

K=ΣI-Σd

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国民收入等于GDP减去折旧。这种国民收入的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教科书和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GDP概念，因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折旧是以前机器的重置，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可以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命名充分表现出来。显然，国民收入概念强调的是实物的统计。

然而，这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与实物的统计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一个货币的交易值，其目的在于表明由企业采用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所决定的利润变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上面的公式表明，如果我们按照实物统计的国民收入概念而抛弃折旧，就无法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国民收入这个统计概念或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意义。当然，这里并不打算修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名称，但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国民收入概念就是GDP概念。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公式（W＋d＋r＋p= C+I=C+S）与主流经济学的公式（C+S=C+I）进行比较分析。在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等式中，（名义）GDP可以取任意值，因为无论实物产出如何变化，只要价格水平是可变的，将总是可以保证实物储蓄和投资的相等。

一个思想练习就是，在等式C+S=C+I中，假设GDP为100，无论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划分，当储蓄等于投资时，名义GDP总是不变的（为100），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产出的变动可以被价格水平的变动所冲销，从而名义GDP是完全无用的。

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将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影响企业的利润，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显然，当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指标并不表示实物时，主流经济学的宏观模型将根本不能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

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所有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货币值，储蓄和消费也不例外。在公式C+S=C+I中，如果储蓄只是把储蓄者不花的货币给投资者花掉，那么GDP将是不变的，无论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变化。但实际中并不是如此，在金融体系中，储蓄是把不花的钱存入银行，由此通过银行的贷款将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使投资增加，通过商业银行创造货币，可以使下一期的投资超过本期的储蓄（投资），即不是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是通过储蓄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而增加投资。

这样，在我们的公式中，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将只有一个唯一的储蓄率（投资率）能够保证货币供应量和GDP的变动使企业的成本等于收益，达到超额利润为零的稳定状态。

一个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

如前所述，作为决定这些统计数据基础的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货币供应量的决定，而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是商业银行。这样，我们可以从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来连接这些货币量值。当加入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一个惊奇的结果就会出现，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们可以组成一个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体系，来决定国民收入中的所有货币量值。

采用一个极端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用以说明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性质。假设全部经济划分为2个部分：商业银行和企业，企业的投资完全来自于银行信贷。这样，可以得到下列资产负债表：

          银行                                    企业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100                                                                                            100 100         资本             100 100                                                                                            100 100         收入             100	100                                                                                            100 100           资本           100 100                          100 100           收入           100

银行的贷款又会成为存款，从而可以通过准备金比率来决定货币乘数。但这里为了简化，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为零，从而货币乘数将为无限大，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假设是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基础货币”。假设最初银行把100的货币贷给企业，企业得到银行的贷款后经过企业之间的买卖交易后又把货币存入银行（所有的交易都是银行转帐而不存在现金的漏出），银行再把增加的存款通过对企业的贷款发行出去，由此创造出货币。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得到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来看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假设最初有100单位的货币（或黄金）被存入银行，这就构成银行的负债，由于假设银行的准备金为0，则银行把100单位的银行券或货币贷给企业，则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将出现与负债相等的100单位。再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过来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企业从银行获得的100单位的贷款是它的负债，当它用其来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后，这100单位的负债就被列入到资产方。

显然，这只是通行的最简单的会计原理，但这种最简单的会计原理中隐含着货币经济的一切秘密。现在，象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那样，当企业用100单位的货币进行购买活动之后，货币又流入银行而又成为银行的负债，当银行再把它贷给企业后，又使银行增加相同数量的资产，同样，企业又获得100单位的贷款和再把它转化为资产，很明显，这里的资产只是一笔负债，其价值等于银行发行的货币或贷款。上述过程无疑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从而可以使银行与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无限地增加。

如果货币供应量无限大，将使名义GDP或通货膨胀率无限大，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找一种能够决定银行货币供给和企业货币需求数量的均衡条件或制约因素，而决定这种货币供应量或货币需求的正是利息率或货币的利息率，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简单的商业原则是，企业要获得银行的贷款，除还款外还要支付利息。

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向银行支付利息的货币也只能是银行新增的贷款，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贷款和支付利息的会计计算或货币契约，使上面无限延续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一种有规则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模型，从而决定货币的供给与需求。

采用通行的会计和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作为假设，即利息率是以1年的时间单位来计算的，这样，我们可以把无限延续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划分为两个部分，即:

凡是“今年”以前发行的货币或债务都必须支付利息，我们把银行今年以前发行的货币称之为资产或资本存量，而今年新发行的货币或增加的货币则是用来支付利息的，我们把这一部分称之为收入或收入流量，这也符合前面对名义GDP的定义。

这样，给定利息率，在这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将存在一种关系，即，如果银行在“今年”增加的货币供给大于给定的利息率应付的利息，则企业在向银行支付利息后将有剩余的利润，从而使其对贷款或货币的需求增加。反之，当银行的货币供给小于给定的利息率下应付的利息，则企业肯定会亏损而支付不起利息，从而引起货币需求的减少。这样，银行的货币供给和企业的货币需求正是依赖于利息率（利润率），如果给定长期的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在长期将是稳定的，从而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或资本－产出比率将是稳定的。

上述分析表明，资本和收入都只是一种负债，而保持这种债务关系或资产负债关系的基础是存量与流量的划分和存量与流量比率的稳定性，由于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基础是资产抵押，而资产的价值又取决于收入流量，因此，当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脱离了稳定的比率，正常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将不能保持，由此将导致经济的高涨和衰退，而调节这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率关系的正是货币利息率，利息率通过调节货币的供求同时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流量，以此来保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率的稳定。

现在，我们在这种无限延续的资产负债表中加入时间因素来讨论模型的稳定性。按照上述简化的模型，假设利息率不变，只有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等于利息率，经济才能保持均衡或企业的利润为零。

当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利息率，则企业必然会盈利，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的成本只是以前的银行贷款或资产，而企业的收益或产品的价格则取决于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率超过利息率，必然使产品的价格超过成本乘以利息率，从而企业在归还银行的利息后将出现盈利，当企业盈利时如果增加货币需求或投资，而银行又同时增加贷款，则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会更高，当然，资本存量的价值也会提高，而一旦银行停止以累进的比率增加货币供给，则企业必然会亏损，而企业的亏损又会导致银行的坏帐和减少货币供给，从而引起经济衰退。因此，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可以表明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1）上述模型虽然是非常简化的，但它可以表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所有量值都只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变量，其基础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表示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了这种以货币价值计算为基础的货币经济。在这种货币经济中，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由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组成的，在上面的模型中，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转过来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支配这种资产负债关系的是货币利息率。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推论，目前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对现实中以货币量值所计量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与主流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变量的观念完全无关的，或者说与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只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名义变量和货币量值。

（2）这里并不存在按生产函数（和效用）测量的生产要素价格，一旦存在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资本存量价值将取决于货币利息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换句话说，资本存量价值与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是完全无关的，“资本”只是以前银行投放的货币，其与收入的区别只是在于存在着货币利息率。

（3）要表明这种货币经济体系中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或宏观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必须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货币领域与实际领域是不能分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只是收入流量的恒等式，它不能表明这种恒等式的决定和意义，上述模型所表明的重要一点是，宏观经济的研究必须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没有能够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企业的成本收益统计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统计资料连接起来。这里的分析就在于把所有以货币量值计算的统计资料连接为一个整体来表明其规律性。

（4）上述模型中表明的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解释GDP 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即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之间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作为货币交易增加值的GDP是比例于资本投入的加价过程，如果假设全部货币都是作为银行贷款的资本，GDP与全部货币交易量将保持稳定的比例。

上述分析表明，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根本不能划分出表示实物统计的实际变量和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从而与技术或生产函数（和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它们只是货币量值，这些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只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被主流经济学表示的实际变量都是假的，只有用货币表示的名义变量才是真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这年头（市场经济中）其它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第二章 虚构的总量生产函数

总量生产函数的滥用

1958年，卡尔多依据美国和英国的长期统计资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6个程式化事实，它们是：

1、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比率持续增长；

2、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持续增长；

3、利润率水平从长期看是稳定的,但在短期是波动的并与投资的波动相联系；

4、在长期，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

5、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

6、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巨大差异。

在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统计资料的分析中都证实了卡尔多所归纳的程式化事实，这些统计事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为了易于争论，我们采用美国从1850年至1950年100年间的经验资料重新表述这些事实。

1、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左右；

2、资本劳动(力)比率按照一个稳定的指数提高，由于根据统计资料，美国的储蓄率（消费倾向）长期保持稳定在10%，假设劳动力数量（人口）不变或按一个很小的指数稳定增长，则每人资本将以稳定的比率增长；

3、资本产出比率不变，资本是GDP的3倍，同时，资本的增长率（即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为3%；

4、工资和利润（收入分配）在GDP中的比率保持稳定，工资占GDP的75%，利润为25%，由于GDP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从而工资的增长率也是稳定的；

5、利润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

现在我们来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些经验事实的解释，这种解释翻开任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可以找到，从而只要按照教科书抄录下来就可以了。

根据生产函数：Y=F（K，L，A）

其中Y是实际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A为技术进步。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为：Y=AK^α*L^β，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这样，则有：(dY/dt)/Y= (dA/dt)/A+α(dK/dt)/K +β(dL/dt)/L

把上面的经验数据代入公式，采用收入分配的数据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或边际生产率，假设劳动数量不变和把技术进步作为余数（即α+β=1）则有如下计算：

3%=3%*0.25+0%*0.75+(dA/dt)/A

(dA/dt)/A =3%-0.75%=2.25%

按照上面的计算，索洛得出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占有较小的比重。

卡尔多依据程式化事实提出，按照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产出弹性（边际生产力）下降，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和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下降，但经验资料却显示了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的比例。

索洛对此的回答是，这里存在着中性的技术进步，其含义是，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Y／L）也以同样的比率提高，即当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了3倍，劳动生产率也提高3倍，这样，按劳动生产率加权的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变化，从而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比率保持不变，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同步性可以在上面的统计资料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卡尔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有很大的差异，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我们上面没有列出各国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但如果假设各国的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就可以根据各国的人均GDP得到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0倍，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也是中国的40倍，如果把世界各国的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列起来，差别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呢？

按照前面索洛的解释就是，技术进步的比率恰好与资本劳动比率同步上升。

同时，这种相同的资本产出比率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依据，即技术进步体现在机器上，新增的资本总是采用新的机器，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不变。

我们上面用了大量篇幅重述众所周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目的在于表明，当阅读这些解释时是不是觉得它太反感觉了呢？这些经验事实的统计数据令人惊奇般的规则，又怎么能够和极端不规则甚至不能统计的技术进步如此协调呢？技术发明显然并不是规则的，如众多文献所表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于一百年前，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加速的，如目前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近30年来的技术进步相当于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种说法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即目前受高等教育和进行科研的人员数量是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从而技术进步的速度必然会更快，因为一百多年前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时是很难从事科学研究的。

然而，这种技术进步的变化并不能在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被公认是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号称“新经济”时代，但其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着的提高，而是接近于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一百多年来3%的稳定的长期增长率。

实际上，我们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都可以用于对这种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批评，比如，统计中的资本并不是机器，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例并不能代表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异质的资本品和产出是不能加总的，马拉多那的进球无法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等等。但我们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索洛在上述采用生产函数的测算中犯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错误，即，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原则，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这一点是经济系一年级大学生都知道的，从而投资支出是1个亿，GDP一定有1个亿，而索洛却把投资乘上0.25来说明投资和GDP之间的关系，由此当然会得到75%的技术进步的余数。

应用“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这种国民收入核算最简单的原理，我们可以对前面的统计资料做出合理的或逻辑一致的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产出比率长期保持不变呢？因为投资就是资本形成，只要假设新增的总支出来自于投资，当投资率不变或资本的增长率不变时，资本产出比率必然不变。按照这个推理就可以回答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因为美国的资本增长率是3%。为什么各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而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呢？因为GDP只与总支出中的投资有关，而与劳动这个实际变量无关，从而只要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产出比率在各种资本劳动比率条件下都相同，这与技术进步和机器的改进完全无关。索洛所计算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或“中性的技术进步”，只是根据美国名义工资率或货币工资率的稳定增长来计量的，或者说只是货币的统计数据而不能代表实物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美国长期的利润率保持不变呢？假设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不变，当资本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不变时，利润率一定不变。

关于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为什么保持稳定，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有效需求时再进行解释。实际上，对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经验统计规律，我们可以用前面的GDP等式来表述，即：GDP=W＋D＋r＋p =C+S=C+I，在这个等式中再加入资本存量（K），然后在前面乘以一个常数3%，即是美国长期的统计资料，所有这些变量和它们的比例都是不变的。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这些规律吗？

对于上述回答，人们必然会提出，应用“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的统计原理所解释的只是名义GDP，而不是实际GDP。确实，我们以上所解释的只是由货币表示的名义量值，但是，是否出于巧合，按照美国长期的统计资料，从1850年-1950年美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变的。这样，我们只要解释了名义GDP，就等于解释了实际GDP。

实际上，这种物价水平在长期保持稳定并不是巧合，在19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之前，英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统计资料都显示了这种稳定的物价水平。

按照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根本就不存在与新古典生产函数分析相对应的实际变量。在实际中，我们可以找到生产各种具体产品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微观生产函数，但它们决不可能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得到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任何技术上的数据，如果问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生产函数的数据从哪里得来的，回答只能是来自货币量值的统计数据，那么为什么不从货币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数据呢？

由于GDP只是货币的交易增加值，我们完全可以从货币的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出发来讨论GDP的决定。美国从1860年至1950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稳定的，大约为6%，这样，只要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即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GDP的增长率长期保持稳定。为什么美国90年代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呢？

因为商业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根本不考虑技术，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任何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依据的只是企业是否有价值计量上的抵押品或作为抵押的资本。

比如计算机的速度按照“摩尔定律”成倍的增长，是否商业银行会据此向计算机厂家贷款呢？显然不是，银行只是根据企业能够提供作为抵押品的原有资本存量的价值进行贷款，计算机速度提高了也只能降价。与此相对应的例子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不知道生产函数，但他却可以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在90年代“新经济”的技术爆炸时，他却要通过提高利率把经济增长率压低。

同样，我国的经济管理者也不知道生产函数，但却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自索洛开了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先河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沿着索洛的分析发表了成堆的文献，来测算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然而，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并不好使，如果换个角度看前面索洛对经济增长的计算，“索洛余值” （即技术进步所占的份额）怎么看怎么都象是一种误差，换句话说，这种增长理论与实际的误差要达到75%，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试图填补这个巨大的误差。

丹尼森开了个头，把索洛公式中的技术进步项（A）换成了教育和研究与发展费用投入，这样就可以找实际的数据进行测算了。

1999年，一位在国外任教的中国籍学者用丹尼森的方法对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即用经济增长率减去投资增长率乘（利润份额表示的）产出弹性、再去除以教育经费，其结果是，在中国教育投资增加1元，GDP将增加46元。人们一定会问，投入1元怎么会产出46元，因为如果这是真的，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完全可能比现在高几十倍（即把投资完全用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花1元钱只能增加1元GDP。现在几年过去了，学生交的学费成倍增长，已经到了交不起学费的地步了，但中国的GDP增长率却下降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过经验数据来说明人均GDP高的国家有更高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由此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这却是一个滥用生产函数的典型例证，因为教育支出只是教师的工资，而教师的工资必然是随着人均GDP一同上升的或成比例的，因此根本不用查阅统计资料也可以说出人均GDP与教育支出之间的稳定比例关系，而象中国目前的大学教授拿如此之高的工资，那一定会有许多人上不起学，从而根本不可能加快技术进步，更不可能增加GDP。

还有的中国学者为了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把制度变革用一个字母加到了生产函数中，并试图用“余值法”测算出具体的数值（这个数值当然会很大），这种理论显然是难以应用的。在这种关于生产函数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索洛公式后面加入多个变量的文章，最多达到十几个，而且竟然可以找到统计资料进行测算，但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变量都是相关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统计检验根本就靠不住。

在凯恩斯建立起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之后，正是索洛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使新古典理论与实际重新获得了联系，由此在经济学界开始了应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几代经济学家、并驱使他们的学生去从事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演练。

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一位在美国任教的中国学者把这种演练称为“填空”，即中国学生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主流经济学的方程式拿来，然后填上中国的数据。

由于生产函数中的那些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理论或逻辑上的联系，经济学家只好借助数学来寻找统计规律，数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往往在经济学中首先被应用。

你想当经济学家吗？那你最好先去拿一个数学的博士学位，学理工科的也凑合了，可能没有第二个学科是如此吧。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这种大量采用数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学的“门槛儿”，以维持经济学界中竞争的游戏。

实际上，这种在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的努力已经被经验证实是不成功的，成堆的用生产函数进行经验数据推导的文献几乎没有应用价值。列昂惕夫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几位数学家和工程师发动的一场“边际革命”完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边际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出现了许多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这难道不值得经济学界反思吗？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

主流经济学通过教科书和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成功地把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和观念灌输给学生，并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形成了人们思考经济问题时的“教条”。这里的“教条”是指，无论碰上什么问题、甚至实际中出现了多少反例，我都会按照既定的思路去解释，这种教条的力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进行讨论。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个教条，投资和利率是负相关的，其根据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用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也是如此。可以说，几乎所有讨论投资的文献都在使用这个原理，但这个投资的基本原理却是大有问题的。

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利率是高的，但投资增长率也是高的，200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投资也随之大幅度下降。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高投资和高增长时期利率是高的，但进入90年代后利率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利率”，但投资却大幅度下降。我国1991-1996年利率极高，但投资的增长率也极高，1997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投资也大幅度下降。

有人会提出，上面例子说的是名义利率，需要看减去物价指数后的实际利率，对此的回答是，你只要减去物价指数后再算一下就会发现，用实际利率结论也不会改变，比如众所周知的美国在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是极低的。实际上，这种利率与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正是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最普遍现象，当经济高涨时投资和利率大幅度上升，而在萧条时二者同时大幅度下降，对此是可以查阅经济周期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的。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投资理论的另一个教条是，资产价格或股票价格与利率是负相关的。依然用上面的例子就可以对此加以反驳，美国90年代利率是高的，但股票价格飞涨，200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而股票价格暴跌。日本1990年前利率是高的，股票价格也是高的，199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股票价格也随之大幅度下跌。同样，这种利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是经济周期中的普遍现象。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主流经济学的原理有问题，教科书中说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指的是实物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人们投资是为了挣钱，因此无论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如何，只要货币供应量不增加，投资者是不可能挣到钱的，同样，利率在这里根本就不表示任何资本的边际产品，而只是一个货币值。我们前面所采用的最简单的货币经济模型可以用来说明利率的性质，即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为银行的利息是要用货币还的，从而不可能利率很高而货币供应量很低，比如贷款利率是15%，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只有5%，企业一定还不起银行的利息。

由此可以推论，在一般条件下（经济危机爆发时例外），当经济中利率高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一定是高的，而利率低时，货币供应量一定是少的。

因而当利率下降并伴随货币供应量减少时，投资是不可能赢利的，股票价格也不可能上升。在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等式中（W＋d＋r＋p=C+I），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投资和利润的正相关关系，因为企业的成本是给定的，从而投资越多，利润就越多，这即是凯恩斯1930年在《货币论》一书中所表述的“寡妇的坛子”。主流经济学错了，如凯恩斯所批评的，它把“实物经济”中的原理误用在了“货币经济”中，这种货币经济与实物生产率的计算没有任何关系。

自上个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和托宾提出了资产组合理论后，经济学家开始把投资学扩展到金融投资领域，建立了各种证券投资模型，最典型的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金融工程学”，像经济学一样，现代的投资学应用了极为复杂的数学模型，罗列出众多的变量，但实际的应用效果却欠佳。

可以说，现代投资理论很少顾及到实物的边际生产力，虽然在这些理论中也经常出现利率和资产价格负相关的表述，但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对投资学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在这些投资模型中根本不考虑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的关系，以及货币供应量变动与企业的赢利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关系，更不用说这些变量反过来对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却是决定投资能否赢利的最重要因素。

一位因发展了投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却在实际的证券投资中赔掉了几十亿美圆，而他所研究的投资组合理论被认为正是要寻找安全投资的方法。美国经济学家费舍尔不仅表述了著名的货币交易方程式（即MV=PY），而且最早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投资理论，但他却在股票投资中赔的负债累累。与费舍尔同时代的凯恩斯却在股市中发了大财，虽然在1929年华尔街的股灾中也遭到了重创，但未伤元气。这种经历使他的《货币论》和《通论》中充满了华尔街的味道。目前投资学的研究好像是在分钱而不是挣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预测到货币供应量将下降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投资，而不是选取任何的投资组合，但这种最安全的“投资组合”方式在投资学中却很少论及到。那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犯的错误可能就是，在应该不投资的时候却要对他的投资组合理论进行实验。再如，在我国这些年货币供应量大幅度缩减的情况下，许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依然在努力进行“投资组合”而遭到重创，赔的最少的是什么都不干的，难怪在我国曾极盛一时的金融工程学的研究很快就遭到了冷遇。

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来，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投资高、效益低，或高投入低产出，并且对此进行了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他们的这种论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上述论点却是占不住脚的，这种说法违反了前面反复强调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花1元钱必有1元的GDP，高投资必然有高的增长率和高效益（利润只会更高）。

他们的经验统计测算是采用我国前期（1991-1996年）高增长时期的高投资形成的资产值作分母，而把目前的低投资作分子，当然会计算出投资的效益差而得出上述结论，只要把上述两个时期掉过来，即计算投资上升期时的效率，结果肯定是相反的。就当前我国实际的情况看，企业无论在竞争程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上都是以往不可能相比的，因此完全可以说，我国当前的最大问题决不是投资高、效率低的问题，而是投资太低的问题。显然，这两种说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

上述这种由逻辑错误而产生的对经验统计资料的误用大量出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学文献中，这种实物经济的思考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习惯。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资本市场能否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许多人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考习惯，认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是把机器从效率低的地方挪到效率高的地方，从而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或生产率，他们使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前后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这种思考方法是错误的，因为1元的投资不论在什么地方和有没有资本市场肯定都只会产生1元的GDP，只要正确的使用统计资料一定能够得到这种结论。资本市场所要解决的不是机器挪到哪里的问题，而是解决谁当懂事长和总经理的问题，即让有本事而没有“资本”的人去管理企业，虽然这可以提高实物生产的效率，但并不会反映在统计资料上。

另一个是关于金融深化能否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与前面资本市场的例子相同，金融深化不可能改变统计上的资本的使用效率，但与资本市场不同的是，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经济的货币化或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检验时必须把金融深化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所带来的“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区分出来，即不能直接使用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资本的使用效率问题，而是经济的货币化问题。

只要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的实物经济方法来考虑问题和使用统计资料，就必然会出现如上所表明的错误，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所有的统计数据也根本不表示实物。

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大的教条是外生的货币供给，即把货币供给归之于中央银行。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与其货币数量论和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分直接联系的，同时也是使主流经济学实物的生产函数分析能够成立的基础。然而，这种统治经济学家和所有人思想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显然，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商业银行和货币的存在远早于中央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是在1844年成立的，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在1913年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美国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一百多年，而且符合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规则性。

那么，美国在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之后，是否货币供给完全是中央银行所决定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中央银行的成立根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只是为了稳定原有的货币金融体系或类似一个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中央银行从来也没有发行过货币，美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所创造的，虽然美国中央银行通过其货币政策可以影响或控制货币供应量，但这与说美国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完全是两码事。

外生的货币供给往往被联系到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否则外生的货币供给就难以成立。这种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可以称之为神话，经济学家竟然使几乎所有的人相信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为了打破这种流传甚广的神话，让我们对此给予简单的证明。先来看最简化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准备金                        贷款                               债券                           储存货币	存款                    法定准备金                            贷款                            债券                         超额准备金

在上面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

资产是向商业银行的贷款、债券和储存的货币，

中央银行的资产方被称作基础货币。

给定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则货币供给可以用基础货币乘货币乘数得到。

首先，我们考虑中央银行是如何增加货币供给的，其方法可以使用储存货币向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或从商业银行购进债券，当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一笔贷款后或购买债券后，其储存货币将减少，这种储存货币的减少实际上等同于法定准备金的减少，当商业银行的货币增加后，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也增加了，从而基础货币也增加了，这样，我们可以说，整个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是通过中央银行先实际上降低准备率，即可以使货币供应量扩大。

现在，我们把上述过程倒转过来，由于商业银行也保有超额准备金，从而商业银行可以先减少其超额准备金用于贷款，这种超额准备金的减少和贷款的增加会使其存款增加，从而上交的中央银行准备金和基础货币也将增加，同时，由于存款的增加，商业银行资产方的超额准备金（或其他资产）也会增加，整个货币供应量增加了。

上述过程说明，即使没有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或基础货币也完全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创造出来。

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成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究竟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的，还是由商业银行进行的。这里仅以美国货币体系的运行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美国，中央银行的准备率只有6％，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则远高于中央银行的准备率，约在5％－20％之间，而且是经常变动的。

另一方面，如果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央银行必须事先向商业银行贷款或买入债券，而不是事后的准备金或基础货币的增加，而美国的中央银行几乎不向商业银行贷款，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全部货币供应量相比的比例是极小的。

显然，美国中央银行成立后并没有把以前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完全改为由中央银行进行，因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

美国中央银行干预经济常用的手段是利率，但控制利率与发行货币显然是两回事，即只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中调节货币供给，决定货币供给和自动调节货币供求的是商业银行和企业。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运行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够具有卡尔多程式化事实那样的规律性，且不存在通货膨胀，其秘密就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冒充的市场经济理论

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目前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在我国人们把它称为“西方经济学”。目前经济学中统治对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正是这种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市场的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新古典理论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至今的130多年对经济学的统治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支配着西方学术界、政界和实业界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乃至支配，因为目前并没有一种能够与之竞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西方经济学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从理论基础上讲，西方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虽然它是要解释、并正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解释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虽然它被前苏联理论界用于解释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其解释在我国传统体制时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这种“苏联传统”对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说一句不时兴的话，西方经济学是错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对的。

 

新古典理论——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彻底扭转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收入分配和以统一利润率为基础的市场调节过程，而转向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技术关系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最简单的表述是，给定资源和人们的消费偏好，可以求出符合人们偏好的产出最大化的解，这种最大化的解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

瑞德福德举了纳粹战俘营的例子来描述新古典理论。当国际红十字会把各种物品分发给各个战俘后，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进行交换而增加总效用或得到更大的满足。如假设只有两个人，A和B，只有两种物品，如香烟和饼干。这两种物品分发时并没有考虑他们的偏好，而是平均分发的。A更喜欢饼干和B更喜欢香烟，但他们各自对香烟和饼干的效用是递减的，从而A会拿香烟去与B交换饼干，通过交换会使总效用增加并存在一个均衡点。在均衡点，可以获得香烟和饼干的相对价格。把这个例子扩展到生产，即不是给定的香烟和饼干，而是能够生产香烟和饼干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假设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且生产两种产品的最优要素比例不同，即可求出唯一的一组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所表示的最大化的解。

我们前面曾对生产函数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只是指总量生产函数。这里要改换说法，就资源配置问题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函数、效用偏好和相对价格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教科书所表明的，任何社会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都要遵守这些原理，或只有按照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们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在获得了这种最大化问题的数学求解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市场分析，即由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基本命题是，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每个人都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能否通过市场供求和相对价格的变动使整个经济达到这种最大化。

这种一般均衡的命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给予了严格的数学证明。这里需要提及到的是，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并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我们相信这种逻辑证明的正确性，但他们的证明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假设是有出入的。但这里不纠缠细节，姑且认为《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一般均衡的说明是完全正确的，即在某些严格假设的条件下，通过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调整可以使分散决策达到最优化。

这里对上述新古典理论的成就是肯定的，这种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的研究对于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重要的或有用的，但决不是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种逻辑证明应用到了对现实市场的解释，并误认为就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描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它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认为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运行的证明。

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竞争，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

人们对此一定会有疑问。你说的不对吧，教授在课堂上讲《西方经济学》时是非常强调竞争的，这里有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供求竞争、还有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等等，不仅有竞争，而且还有由竞争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制度，即工资、利润和企业家的收入，而且，这位教授一定会采用“新古典的竞争原理”把现实中竞争的无情和残酷讲解得淋漓尽致，并告诉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不讲竞争了，而且反对由竞争产生的这种收入分配。

然而，这里如果真的要为新古典理论辩护的话，上述说法却是对新古典理论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如前所述，

第一，新古典理论是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其收入分配理论所说的只是要素价格的决定，或者说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按照表示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进行；

第二，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所表明的是，在分散决策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和价格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如瓦尔拉斯所说，如果有一个拍卖者就更容易达到均衡了。但是，这里并不存在那位教授所讲的竞争。

关于竞争，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穆勒在150年前就说过，竞争是构成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关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可以加入竞争或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

可以把这些争论分为三类：

（1）新古典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否扩展一般均衡理论的严格假设而保证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比如用马歇尔关于完全竞争厂商成本函数的假设是否还能够达到均衡，能不能取消瓦尔拉斯的拍卖者等，但即使是这些极小的修改至今也没有取得进展；

（2）熊彼特和哈耶克（以及奈特）指责新古典理论根本没有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目前以新熊彼特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和以哈耶克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着这种反新古典理论的传统；

（3）以罗宾逊和斯拉伐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通过复兴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学派传统，表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不是稳定的均衡。这是我们要在后面讨论的。

这里沿着前面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即：在前面所表述的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种总量，更不可能存在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人们围绕着货币或以争夺货币表示的价值（总量）为目的所进行的竞争。

我们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的强调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相对价格则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给定的偏好来讲，哪一种要素越稀缺它的价格就越高，从而根据要素可以替代的假设就可以按照相对价格配置资源了。显然，在这个理论中是不需要总量的，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要有相对价格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可能得到总量或有意义的总量，道理很简单，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又能够表示什么或有什么用呢？

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非要把这些用相对价格表示的产品价格（乘数量）加在一起构成GDP，并认为可以剔除价格变动来表示实物总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原理，给定一组不变的实物产品，只要人们的偏好变化了，其相对价格必变，从而用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必变，试问这里是相对价格变化、还是物品的总量变化了呢？这里不可能找到一种物价指数来保证按价格加总的总量不变，这里除非货币供应量不变而（任意）调整相对价格，才能保证加总的数量不变，但物价指数和货币数量论就不存在了。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与其货币数量论是不协调的。

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整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总量，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已经完整地表述了，在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根本没有总量。对于货币，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是交易媒介或为了便利交易而使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用途而不会被人们作为财富持有。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没有货币，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很少讲到货币，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也只是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当我们证明了在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总量和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后，新古典理论的竞争概念和理论就清楚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是为了传递信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可竞争的其它目的。

试问，在新古典模型中人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问现实中的任何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竞争是为了钱或货币，为什么要追求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货币呢？

因为它代表着成就和社会地位，而且具有无情的支配力，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如果去问严格推理的新古典理论（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家）它又能告诉你什么呢？

因为在它的理论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实物产品，至多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而不会再有其它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清理新古典的竞争概念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能表示出他们的消费偏好，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只是按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替代原理去获得最大产出，供求和价格只是传递信息，工资、利息和利润只是要素价格，而那位教授讲的实际中所有的事在这里是根本没有的，而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多少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像那位教授一样，不断地把实际中的东西加到讲义里，然后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就是对现实的描述，然后学生再照此告诉他的学生们，所有的人就都误以为真了。

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必然会导致逻辑错误，因为那位教授只有偷换概念才能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加进去，比如我们前面讨论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时表明的，所有这些变量与原来新古典理论中的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在马歇尔那里，土地是要获得地租的，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土地和地租已经没有了，而是把实际上的土地叫做资本了，并告诉人们这是机器。当把概念偷换了且依然使用原来的原理，不仅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和经验事实相一致，如上述索洛的经验检验就出现了75%的误差。

导致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技术关系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实际中的这些国民收入统计变量是由资本主义特殊的竞争规则所产生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中不包含任何价值的原子（只有使用价值），从而不包含任何竞争的原子。

更进一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或目前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问题，这些问题是工程师的事（数学家可以帮助解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对于特殊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这种人们为获取金钱的竞争，其目的是要通过修改游戏规则而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和仇视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可能适合于承担这种研究。

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或许更适合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是没有竞争的，无怪乎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在前苏联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并加以利用，如康托诺维奇的线性规划和莫洛希罗夫的影子价格的研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但其应用只能是在一个设想的、而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新古典理论诞生不久的1883年，维克塞尔就提出这种资源配置理论可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通过计划委员会来获取信息和进行计算，以后的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尼更是阐述了一种计划经济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在1920年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的挑战，由此引发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论战对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性质是有帮助的。

这场论战是在以新古典经济学家罗宾斯和兰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经典定义是罗宾斯1930年提出的。兰格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理论的杰出阐述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1944年的文章被认为是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重大贡献）、有泰勒和勒纳等人为一方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在20-3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哈耶克所提出的计划机关如何处理大量的和经常变动的信息问题，即解几百万个方程式问题，这场论战在30年代以兰格的胜利告一段落，即著名的“兰格模式”所表明的，计划机关可以把解决不了的信息传递、计算问题通过模拟市场的方法交给价格机制去处理。

兰格的取胜正是新古典逻辑的胜利，因为如果不考虑竞争而只是信息处理问题，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顺理成章的，计划处理不了的就交给市场。

1963年，兰格在《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说，我和哈耶克先生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现在有了计算机，计划机关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时有几个房间大的计算机的功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几乎每人都有计算机并有发达的网络，计划经济却没了。原因只能是人们没有用计算机和网络去从事“计划”，而是去玩儿游戏了，去玩儿竞争的游戏。

但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如熊彼特（1942年）所提出的，计划机关用什么方法可以驱使经理们去从事这种游戏呢？这正是60-70年代前苏联东欧采用“兰格模式”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引入经理人员利润（分成）指标的刺激都没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传统体制中利润（货币）并不是竞争的目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告诉人们的计划经济的运行与新古典理论的原理是非常相似的，即通过计划机关处理信息和制定计划，但这对于实际的传统计划体制运行来讲却是一个误解，而且误差比较大，因为国家计委和下属的司局级官员们对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处理方法知道得很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又怎么去进行计划呢？

实际中的传统体制运行则是依靠“模拟市场”，不是瓦尔拉斯的市场而是现实中竞争的市场。那些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只有下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知道，而上层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只要让下面把这些信息报上来就行了，怎么审批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产量计划增加10%和成本计划降低10%而不管其它的具体事情，但在这里要加上一个“模拟市场”的规则，谁完成的好就给谁升官，完成差的就要被免职，只要厂长们都想当局长，他们之间就会竞争，信息传递和激励问题同时解决了。这正是传统体制在上层管理人员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计划并使庞大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比谁官大。上层管理人员之所以不需要知道信息，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并不是处理信息，而是制定竞争规则和充当裁判。

这种传统体制的弊端是：

其一是官太少，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就只好放弃竞争，从而也就没有兴趣提供信息了；

其二是竞争太残酷了（而不像那位教授说的没有竞争），因为你要把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上司挤下去才行，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官在你们之间当裁判，这可能比搜集和处理技术上的信息更重要。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苏东国家60-70年代引入利润机制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了，这种利润机制的引进只是上层管理人员在传统体制中增加的一个游戏规则，而制定游戏规则和充当裁判的是同时参加竞争的官员，从而官越大能获得的利润提成越多，人们竞争的目标当然不是与信息传递相关的利润和货币了，而是与之无关的游戏规则本身，难怪苏东国家在当时几十年里总是在不断地改革，但这种按照兰格的新古典方案进行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提到的是在50-70年代适应苏东的改革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应用经济学，它完全在新古典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和它的改革，最典型的是兰格-布鲁斯的新古典式的信息传递和科尔奈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在一个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和纳粹战俘营式的市场中存在，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必须以货币和获取货币（利润）为目标才能够进行竞争。

没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正是在阐述这种没有总量和货币的市场经济原理，同时象那位教授一样，用新古典的理念把实际资料套用到新古典的原理中，这导致了教科书中严重的逻辑混乱，虽然他们对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给出解释，但却根本不能进行有效的预测。这里只是举出几个可供思考的例子。

一、         本不应该存在的收入效应

对于新古典建立在效用函数基础上的需求理论，在这里对其基本原理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这已经被几代经济学家用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过。但这种经过如此严格推导的理论在应用上却很差，你只要把我国几年前那些企业和政府花大价钱请经济学家做的需求预测报告拿出来和实际对照一下就可以了，预测比较准确的微乎其微。

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新古典需求模型中只有相对价格而没有总量或收入的概念，而现实中决定需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而且所有的相对价格都与这个总收入（和收入分配）或GDP相互联系，从而实际中的相对价格与新古典模型中的相对价格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这种收入变量在实际需求决定中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顾及不到逻辑上的严密性了，在几乎所有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需求函数中都加进了收入变量，然后讨论收入效应对需求的影响，如恩格尔曲线。但这种把收入直接加入需求模型中的方法必然导致严重的逻辑错误。

关于这种逻辑问题最早出现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争论上，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采用基数效用来表示效用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而当艾奇沃滋和帕累托试图讨论一般均衡时却发现基数效用与一般均衡并不协调，因为基数效用表示的是一个总量，从而改用序数效用，到希克斯采用序数效用表述一般均衡后，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从没有再采用过基数效用。如前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在其中是不可能出现总量的，而相对价格只取决于商品和要素之间的替代，从而只存在和只需要替代效应，因此在其理论的严格表述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存在收入概念和收入效应。当把收入效应加入到需求函数中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正像教科书中所表明的，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互作用，需求曲线已经不只是向下倾斜的了，而可以是任意的斜率，甚至向上倾斜（吉芬商品）。

显然，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经验事实，因为它逻辑上错了，可以一会儿说是黑的和过一会儿再说是白的，但这种理论在预测时也会如此而不可能准确。怎么办呢？经济学家告诉的方法是，你去找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然后做回归，就可以确定是黑的还是白的了，但统计检验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举一个例子，如果让你用收入效应去预测我国汽车市场的需求，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可用于做回归的数据，用我国的吧，时间序列不够长，而用外国的统计资料显然不行，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圆时会有中国这么多汽车（汽车拥有量已排在世界前5位），如果真的使用统计数据做出了回归和根据回归的结果做出预测，那肯定是错误的。不光汽车是这样，其它的产品也是如此吧，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经济学家用这样的方法提供的预测报告呢？难怪现在找经济学家做预测的越来越少了。

二、没有成本收益计算的厂商

科斯曾正确地指出，新古典教科书中对厂商的描述只是一个生产函数，但遗憾的是，科斯把交易成本加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之上后，依然还是一个生产函数，只是增加了一笔交易费用。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种计算成本的方法根本不是现实中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教科书中的厂商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通过技术分析即可确定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产出，这里有固定成本（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准租金和利润等实际中企业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和成本收益计算与现实中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不同的，新古典教科书中的这些概念是以技术上的、实物的投入和产出、即生产函数来计量的，而实际中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完全是采用货币计量的，这二者之间显然是不能使用物价指数来使它们等同的。

在厂商理论中，固定成本是一堆机器和厂房，它们在短期是不变的，再把作为可变成本的工人逐渐加到机器上去考察产量的变动，由此得到一条U型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还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长期成本和规模收益的变动。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也是实际企业生产中存在的。但是，你只要拿出企业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上述这些成本和产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找不到的，这里只有花了多少钱和挣了多少钱，如前面对GDP的分析一样，所有企业中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是不可能用货币来表示的。如果实际中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按照教科书那样的，总经理一定是工程师，最好再找一位数学家做财务总监帮他计算，而实际中的懂事长和总经理却根本不需要懂得技术，而是要具有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因为他必须在商场上按照游戏规则和其他的“动物”去争斗和摆平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之间的争斗，他可以没有任何技术和财务方面的知识，甚至不懂经济学和算算术，但他决不能没有勇气。

在实际中，一台机器配几个工人和厂房盖多大规模那都是工程师的事，企业家要做的只是花大价钱把最好的工程师从别的企业挖过来，然后就把技术上的事情交给工程师了，计入企业成本的只是工程师的工资。当然，他要找一位能够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财务总监，这位财务总监根本不需要知道上面教科书中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计算是工程师的事），但他必须知道联系到游戏规则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成本概念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甚至在目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例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是不能根据折旧来计算成本的，因为“机器”的价值是可变的且可以随时在资本市场上卖出去，他必须根据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买卖企业的资产和把这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生产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而且可以通过这种资产交易修改会计报表，以使其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所有这些成本收益概念和计算与教科书中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联系到挣钱的游戏规则。

当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成本和收益概念去建立貌似现实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型，并用于对实际的企业、市场和产业组织的研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目前许多的行业或大多数行业都有许多规模极大的企业，而且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按照它们所占到的市场份额来讲肯定属于教科书中的垄断或寡头垄断，但是不是如教科书所讲的，这些垄断企业比完全竞争的企业成本高、价格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呢？实际中显然和这些结论相反，这些大企业的出现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难道你可以说沃尔玛商店里的产品价格高和服务差吗？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大企业是在高度竞争中产生的，在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个企业，也可以说它是“完全竞争”的，因为你只要做的不够好或者说不是最好的，不论企业的规模有多大，马上就会有人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你的企业并做得更好（当然由政府垄断而不许别人进入的行业除外），这就是现实中的竞争。这种企业规模是由技术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决定的吗？这里并不否认技术上的规模收益与企业的规模有关，但如果采用教科书的方法从技术上的规模收益去讨论现实问题就糟透了。在六年前出版的一本产业研究报告中，作者通过严格的统计资料检验提出，电视机行业的最佳规模是40万台，还有与这个数字差不多的洗衣机、电冰箱等行业的最佳规模，但只是几年后的今天，我国最大的电视机厂家的产量是2000万台，这样的研究报告能用吗？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的规模肯定要超过1000亿美圆，因为比尔·盖茨的资产是1000亿美圆，如果在技术规模上1亿美圆是最佳的，他会让工程师建1000个工厂，但工厂的规模与企业的规模完全是两码事，企业的规模是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决定的。

经济学家在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当然不是按照原版的教科书进行，因为它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他们加入了许多现实的因素或变量，以期能够使其解释现实，然而，当他们按照教科书的教条把那些实际的因素加到依然是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规模、绩效、行为”的框子中，而不是研究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和游戏规则时，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例如，在产业组织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特别是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时，采用同样的统计资料却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显然来自于理论上的逻辑矛盾。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说过，经济学是一个工具箱，供你拿来应用，怎么用都行。有的经济学家就照此行事，你的企业要委托我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吗，可以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结论，我肯定可以给你用严格的推理和统计资料证明得出你的结论，当然，企业是要拿这个结论去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这种情况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报告中并不少见。人们一定会说，政府按照这个报告制定产业政策不就坏了吗？实际上不会，因为政府官员不是傻瓜，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其它的原则，比如利益集团的斗争，目前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还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说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对于需求的分析和预测还有用的话，其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厂商理论则必须抛弃，经济学家必须从实物转向货币，研究竞争的博弈规则，规模收益等技术关系只能是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