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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书摘）

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 1910—1964）:美国当代激进派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保罗·巴兰生平简介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生于俄国乌克兰一个医生的家庭。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加入波兰国籍。<br/>&nbsp; &nbsp; * 1925年曾赴莫斯科大学学习经济学。 1928年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农业研究院工作。这一期间先加入德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后又加入德国共产党。 1930年退出德国共产党，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1932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作过短期研究工作。他还结识了希法亭，并为希法亭主编的《社会》杂志撰稿。30年代后期曾在法国、波兰和英国短期居住。1939年移居美国，进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 194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苏联、德国和波兰问题专家，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年，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负责人在日本工作。 1946年回美国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商业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1948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师。1951年后一直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这一时期能在美国大学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为数甚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之一。 1957年，他发表了被称作战后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展开了对当代发达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由保罗·斯维齐整理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该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以对美国经济运行中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吸收的矛盾关系的分析为主要线索，揭示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停滞趋势的必然性，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1969年，J·奥尼尔编辑出版了《更长远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集》，该论文集收集了巴兰生前撰写的主要论文和评论。
《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美)威尔伯(Wilber, C. K.)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表在美国曼彻斯特学院学报（1952年1月号）上的，论述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
巴兰作为研究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先驱者，在该文中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该文认为，资本主义很少给居民带来好处，在大多数工业先进的国家，下等阶层是很难分享到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在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资本流向不发达国家，主要是为了从那里攫取利润。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给不发达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却带来了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不发达国家，有效地破坏了落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用市场契约替代了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宗法关系，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商品生产的方向，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这些痛苦的转变，但它毕竟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二，不发达国家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该文对不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了分析，认为不发达国家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贫困致使资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担负社会领导任务所需的经济力量、真知灼见和自信心，这也和资产阶级本身长期以来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价值观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既要同国内封建领主也要同强大的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他们只是一味地顺应现存的秩序，因而必然导致不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既吸收了封建主义的弊端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弊端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该文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内部不能唤起和领导人民群众，从而把他们推向了社会主义激进派的阵营，而激进主义的增长又把资产阶级推向了与寡头和垄断势力反动派的结盟；由共同利益和共同恐惧所紧密结合的这个联盟又把人民群众进一步推上了激进主义和起义造反的道路；因而面对着这种政治经济混合体，一场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第三，不发达国家内部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出路。<strong>该文在对不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生产要素、投资状况等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经济增长是徒劳的，而发展工业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因为只有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机器、肥料、电力等；只有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提高农业工资，并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只有发展工业生产，才能把机器所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吸收到生产性职业中去。在不发达国家内部，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储蓄短缺、缺乏外界有利因素、社会合理性和个人合理性之间的分歧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不发达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就必须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任何外来的经济援助，都不可能代替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国内变革；任何外来的军事援助，也都无法制止人民群众不断积聚的爆发力。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必须扫除已经死亡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必须变革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必须使整个国家充满事业心和自由的新精神。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美)巴兰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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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经济学 Alexand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历山大 哈佛大学 法兰克福 经济学家 乌克兰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统治及与之有关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捅了出来，再一次有力地把落后国家步入幸福富裕社会之途的险峻公之于众。但是，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东欧、东南欧所有国家在这之后所犯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斯大林、贝利亚及其同伙的邪恶个性，只不过是“个人迷信”走向了它的反面。

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而且人们一般都认为：的确应当由“整个制度”对领导者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样的认识也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整个“制度”必须加以否定，则是荒唐之至。

因为，应为斯大林及其傀儡们的行为受到指责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受到外来侵略威胁又面临内部对抗的落后国家为了拼命地高速发展面形成的政治体系。在德国的希特勒篡夺政权之后，俄国所面临的独特环境，以及在令人担惊受怕的冷战时代，东欧、东南欧国家普遍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出现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天生就是一个恐怖和高压的体系。

它的确意味的是—而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和不发达的国家里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落后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资源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特点”。这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合理性、可取性和潜在可能性没有影响。 2

事实上，这更突出了它的紧迫性。因为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被迫进行向工业化目标的“急行军”;不会被迫从可怜的低收人中拿出原本用于大众消费的一大块;也不会不得不从有限的总产出中拿出可观的份额投人到军事用途中去。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会针锋相对地打击西方的浪费、不合理性、文化和道德上的堕落，而且会致力于帮助解决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匾乏、疾病和饥饿的问题。西方的社会主义一旦牢固地建立起来，就会自始至终消除重新出现政治和社会压迫的基础和需要，而政治和社会压迫则是东方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特征。2-3

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概念，但获得的成功却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哪个其他领域像在这个问题上那样，传统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如此明显而又有害地妨碍深入的观察。坚持把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只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即使最能干的学院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断地在几个同样有害的办法中作出选择。6

就像判了死刑的犯人有权在吊死和枪决之间“自由选择”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永远会受到以下一些问题的困扰:垄断的不合理性是否比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好些?破坏手段的累积是否比失业好些?导致富人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否比公平分配和极大地减少储蓄和投资好些?同样，人们把消费者主权也看作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是否—尽管许多人受到广告和高压推销术的大量冲击—应当享有自由去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收入，还是不得不接受按“人民委员”判断最适合于储们的一篮子商品。6

这不是所谓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把消费者的默示偏好看作是我们社会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根源，我们社会令人失望的道德和文化状况的根源。他们对广告的有害影响、欺骗性的产品细分和人为的产品废弃感到不安;他们抨击教育制度、好莱坞、报纸、广播和电视网所传播的文化的质量。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得出了结论:“选择不在于消费者或中央计划人员谁该行使主权，而在于对生产者忽略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偏好又影响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应该不应该及应该如何加以阻止、修正或以某种方式分享。”为了达到阻止、修正或分享的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和政策”，涉及的范围从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采取的管制措施，政府对歌剧院和戏院的资助，到建立“杰出公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合理选择和良好风尚方面影响公众舆论。8

 

正如不触及原因而仅仅探讨战争伤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一样，不能仅仅就广告提出告诫，而不明确指出产生祸患的实质:垄断公司和寡头垄断公司，以及构成它们一贯伎俩主要部分的企业非价格竞争手段。8-9

 

但是自由派“社会向善论者”忽视了所有这些事情。他们把国家当作一个外在的实体，它主管社会却不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它建立社会目标，重新安排社会的产出和收入，却不受现行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不为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支配。他们求助于幼稚的理性主义，而这种主义孕育着幻想，只能有助于维持现状。9

 

对人类进步造成惊人障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在于，所有这一切并非资本主义秩序偶然出现的特点的某种聚合，而是它的存在和活力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更大更好的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杰出公民委员会的完整网络等等只会为现有的一团糟秩序蒙上一层面纱，面不是彻底改变一团糟的状况。这里再一次利用先前作过的比较:为战争牺牲者建立豪华的公某和昂贵的纪念碑不会减少死亡的人数。这些看似人道主义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效果，充其量—或最坏的情况—就是麻痹人民对战争残酷的感觉，减少他们对战争的恐惧。1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毫不怀疑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认为人类已达到的生产力和知识水平有可能超越这个制度，并且用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相信可以发展这样的社会:个人受到的影响和教育，不是靠利润和市场所决定的经济，也不是靠公司总经理的“价值观念”以及受雇于他们的文人们的作品，而是靠团结、合作和自由所决定和导向的人类关系的大同，靠合理规划生产用途的制度。事实上，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有每个人的主权—不是“消费者”的主权或“生产者”的主权，这些词汇本身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品性的致命的分裂。13

 

我自己以及批评我的人就全是乌托邦分子。之所以说他们是乌托邦分子，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想维持的社会经济秩序通过纵横裨阖的玩弄权术以及毫不触动该秩序越来越明显的不合理、毁坏性和不人道的表面上改革，就可永久继续下去;之所以说我自己是乌托邦分子，是因为我相信人类—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成功地建立真正的人类社会—他们现在已经做到把资本主义从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消灭掉。如果要在这两种乌托邦中进行选择，我宁愿选第二种，赞同西蒙·德波瓦尔绝妙的话:“我曾经自问社会主义的欧洲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每一种还没有实现的想法奇妙地都像是乌托邦。如果人们以为除了已经存在的以外什么都不可能做，那么他永远将无所作为。”13-14

 

但是事情的症结在于利润与经济剩余不一样，用一个现已用滥了的比喻来说，它仅仅构成冰山上可见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隐在肉眼见不到的地方。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它们彼此的关系比现在清楚得多。事实上，为了确认地租(及货币资本的利息)不一定是生产成本，而是经济剩余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曾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当资本主义企业家和银行家代替了封建地主和放贷者时，他们的收益就被洗掉了剩余的“污点”，上升到资源的必要价格或“等待”、“节制”、“承担风险”的必要报酬的地位。14-15

 

因为统计中显示的劳动力和资本份额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未曾发生变化这一点与我们研究的问题不相干。不难发现，实际情况是，在早期资本家把所有经济剩余当作为利润和用于支付地租和利息。现在经济剩余的份额则一部分用来支持非价格竞争销售方面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损耗掉了。16-17

 

国民收入中不变的，甚至是增长中的劳动份额，可以与增长中的剩余同时存在，因为剩余的增加体现在浪费的增加上。由于损耗的“产生’，涉及到劳动力，如果国民产出中损耗的份额在增加，那么劳动力份额也会增加。对生产性(productive)工人和非生产性(unproductive)工人不加区别地一律列为劳动力，并且把利润等同于剩余，显然会掩盖这个非常简单的陈述。17

 

毫无问，对生产设备的投资和对潜水艇的投资，用于购买书本的消费和用于广告的“消费”，外科医生的收人和药品商贩的收人，全都计人有效总需求并有助于维持收入和就业。但是同样清楚的是，由此形成的产出、消费和投资结构不仅对社会质量和社会成员的福利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的可能性产生深刻的影响。更有甚者，虽然几十年前有可能认为，在缺乏合理的就业的情况下，任何就业—例如在地上挖洞这样的不合理工作—总比没有就业好，但在今天，即使这种不理想的工作也找不到了，代替失业的不再是比较清白的挖洞工作，而是无知地堆积毁灭性武器。19

 

    对现在讨论中的反对意见可以提出来的是，资本主义总的发展，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几乎没有表现任何与一个好社会相像的地方，但产生了出现这样一个好社会的客观潜力。在帝国主义时期己经出现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尽管是战争、剥削和浪费的副产品，事实上为未来真正丰裕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但是在寡头统治下，大量的资源为几百家大公司利益服务，一切为了维持现状以便进行控制，这种社会不可能产生。20

 

有几位批评家说过，在不发达世界的这些部分，也许可以比较精确地搞清楚地主、高利贷者和各种商业中介人夺取的经济剩余数量，但是即使社会革命扫除了这些寄生阶层之后，也完全不可能把这些剩余变成生产性投资。这个观点建立在两种考虑的基础上。

第一，有人认为，将会采取必要的剥夺措施的革命政府不可能替代被革命所消灭的吸血收租者、放高利贷者和贪婪的商人的位置。由于剩余归宿的这种转变在政治上受到排除，国有化和征收措施不会导致革命政府可用于投资的剩余和积累，而会导致剩余落入农民极其匮乏的消费篮子中。

第二点是，在一个人数极少的剥削者集团聚敛了越来越多经济剩余的不发达国家(正如具有“经典的”封建制度的国家过去发生的以及由一小撮国内外垄断者控制的国家现在所发生的那样)，那里的情况十分不同于下列社会：数以百万计的富农、放债的村长、小零售商、批发商和经纪人一起占有构成全部国民收入很大份额的剩余，都只向其接受者提供很低的人均收入。在前一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剥夺”剥夺者，剥夺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不会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人数很少，他们要么找到别的就业门路，要么移居，或者靠一些剩下来的财富退休养老。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接受者人数很多，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一旦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就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构成严重的问题。事实上，通过救济或人为地创造一些职业帮助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能抵消了大部分从剥夺中获得的好处。22-23

 

    另一方面，再举一个以农业为本，工业仅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一小块绿洲的大国为例。那里工业产生的剩余必然很少，实际得到的外国援助充其量只像发展的需要这只大水桶里的一滴水。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对个人拥有土地的渴望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原因面不迫切甚至没有，该国的农业经济可以得到转变，走上以合作化农业或国营大型、生产率日益提高的“田间工厂”为基础的新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原来身份的贵族、富农、村庄店主和放债者或者纳入到新的农业经济中去，或者在扩大中的工业部门和销售部门找到了其处业。他们以往占据的剩余现在可用于经济发展。简括地说，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24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最保守的估计，人均经济增长率为每年10%，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达和不发达的都一样—很少超过3%，除了在战争景气和战后重建这些特殊环境下，才出现例外。

    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在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利益集团手里时，他们以谋求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最大利润(或安全等其他私人利益)为目的来进行管理，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名符其实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为实现目标而必须采取的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必然不同于现有条件下的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全面计划的实质。但是，由于现行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符合于—至少在大体上—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任何认真的计划工作必然会与统治阶级及其国内外的盟友发生尖锐的冲突。26

 

新近一位作者论述苏联经济时的话来说，为什么这样“着迷于”经济增长呢?仅仅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反映出西方观察家在思想上与不发达国家现状和必然忍受现状的人民的心情之间有差距。在我们的时代，不再把不幸、饥饿和疾病看作是不可逃脱的命运;在我们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建设已从理论走向实践。落后地区的各国人民现在懂得，只要有愿望、有决心和有勇气向不发达宣战，只要在面临国内外剥削者毫不留情的抵抗时坚定不移地发动这场斗争，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会组织成功的。27

 

    首先且最突出的是国际上的斗争场所，社会革命—不管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展开—都会遭到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反动堡垒—美国统治阶级的极大敌视。不论一个统治多么腐败，不论一个政府多么罪恶地无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论一个独裁政权多么反动和残酷，都不会被这个“自由世界”的第一流强国拒绝给予经济、军事和精神上的支持—只要它证明属于反社会主义的神圣同盟。28

 

    把大量资源从投资、住房建筑和消费品生产移作维持不可或缺的国防体制所必需的开支，减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妨碍了更加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再地造成他们经济中的磨擦和瓶颈。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威胁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得不把这个沉重的负担背下去;除非社会主义经济—尽管身背重负—仍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大大减少它的相对重量，才会觉得负担逐渐减轻。28-29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最明显困难的第二个领域是农业生产。那里的麻烦多极了。实现工业化过程以及必定随之而产生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维持只消耗而不生产的军队，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对食品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需求。总的来说，需求的增加都没有伴之以供应的充分增加。这主要因为，虽然在村庄里失业相当多的国家，每个就业者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得比较快，但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的增长却极慢。电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等实现了农业中我们称之为机械化革命，达到了使几百万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到非农业部门去就业;但这场革命没有导致像许多经济学家—不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每英亩土地农产品产量明显增加。每英亩土地生产率的增长显然比预期的更加取决于农业化学革命，依靠合成肥料、选种、采用经过改良的饲养牲畜的方法，等等。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农艺学家认为，每年每英亩增加产量2-3o就算很不错了。这种增长率的取得要以获得必要的供应(肥料、良种、饲养牲畜等)为前提，但是同样要以种植者的技能、勤奋和耐性为前提。29

 

相比之下，日复一日进行的单调乏味的农业劳动逐渐在社会中黯然失色。有雄心、有才能、有精力的青年男女不再想留在田里务农，不再愿意囿于“愚昧的农村生活”，使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限于即使是最先进的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地步。城市的魅力，在城里取得物质和社会进步、教育、参与文化活动和娱乐等机会的诱惑，以及成为工人阶级—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一员的愿望势不可挡地把年轻一代拉出农村。结果农业越来越被它的最有潜力的劳动者抛弃，留给老年入或那些没有想象力、进取心和进人“广阔大世界”的动力的人去做。30

 

工业活动的集体性质、流水线及类似安排的结构和时间规定，具体生产活动的相互依存和不可或缺—所有这些都使每个工人应有一定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决定了工作的调子、快慢以及其结果如何。农业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已经进行了农业生产方法现代化，除了某些集体性劳动外，各个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干的。不管是耕田还是饲养牲畜，明显影响农业工人达到的成功程度的是他们的主动性、觉悟和操作。凡是死板的保守主义、不负责任和逃避艰苦工作成为农业劳动特征的地方，农业总产量必然严重地受到影响。30-31

 

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从相反的方向寻找出路，把农民经济迅速地改造成为社会经营的有纪律的大规模农业企业体系。苏联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使农业劳动重新“具有魅力”，尽可能增加农业投资，并且使价格相对有利于农业，以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这些做法大部分会增加对工业经济的制约，减少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并减少可在农业以外投资的剩余量，从而减缓整个经济成长率。即使如此，农业上的困难，虽然不是不可克服的，但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它只是社会主义社会为其第一次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32

 

    正是在这种经济匾乏—农业产量跟不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产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以及国际领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人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麻烦。在这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发动“登高”的重大努力期间保持群众支持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席卷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所谓“提高期望的革命”不仅面临谋求用一切方法扼杀它的反动腐败的政权的对抗，而且面临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府的对抗。由于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是要求能立即增加群众消费的注射兴奋剂的政策，而是要求经过仔细考虑的在10一20年规划期内确保尽可能最大增长率的战略，所以在早期阶段大规模消费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至多是很缓慢的增长，这不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如此。32

 

广泛的群众阶层不习惯从经济必要性和长远的观点思考问题，很容易感到不满，成为利用古老的迷信和无知以惑众的敌人宣传的牺牲品，对革命丧失信心。他们不了解在旧政权下吃的苦是为了国内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利益而吃的苦，他们在过去忍受的不幸是看不到希望的，而革命中出现的匾乏只是新的美好的社会诞生时的阵痛。他们由于忽视这种根本性差别，常常对革命抱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必然引起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人民的长期需要和短期需要之间或多或少尖锐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府为了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为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承担义务，克尽职责保护这些利益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也不受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信奉者中间的叛徒的破坏，因而产生了政治上镇压、减少和限制个人自由的需要。只有在至少大体上控制住客观的障碍，至少大体上解决掉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政府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平衡时，上述需要才会削弱，并且，最终消失33

 

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当时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斯大林死后走上了意义深远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从早期为了达到最大投资率和增长率而实行节俭和限制当前消费的政策转到向苏联人明显增加供应住房、上业消费品和食品的政策，苏联人在工业化年代已遭受到严重的物资匿乏之苦，在战争破坏年代又被迫作出的牺牲。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苏联社会现行总的气氛的巨大变化，废除了政治迫害，冲破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影响苏联生活各个方面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就国际关系而论，新的方针包括努力与美国达成某些妥协，以便维护和平，减少军备负担，保障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这是苏联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巩固和进步所必需的。的确，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福利的增长显然是世界上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展的最重要杠杆之一。在否定或至少重大修正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时，苏联新领导声称向帝国主义让步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实力增长引起了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控制已逐步瓦解。事实上，向新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援助的扩大，将加速这后一进程。34-35

 

    这种新方针的许多方面遭到中国和其他仍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怀疑。分歧涉及根据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根据对帝国主义国家“绥靖政策”的估价，根据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佳战略的判断，苏联实现白由化计划是否明智。35

 

    虽然最近几年分歧越来越明显，但是直到1961年秋苏共22大时，争论才突然变成公认的重大冲突。尽管根本的原因未变，但若干事态已使争论加剧。近两年来，由于一些我们倘若讨论起来可能离题太远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于是中国从苏联得到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与此同时，苏联政策仍坚持继续走进一步自由化之路.35-36

 

   正如先前提到过的苏联抛弃为了迅速发展而节俭和减少消费的政策，快马加鞭进行“非斯大林化”，是同减少和逐步废除基本上由先前节约度日和严密控制的政权进行的政治迫害制度同时展开的。不用说，没有什么比苏联演变为达到高度福利水平和个人享受广泛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更使社会主义者高兴的了。无论中国人—他们仍旧显著地不受斯大林滥用权力的影响，还是我所知道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都不反对清除和大力查禁斯大林及其仆从犯下的过失和罪行。所以争论的不是“非斯大林化”本身，而是抛弃如此突出地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急行军”政策。无论中国还是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述没有在经济上为“解冻”作好准备，因为经济上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能力自由化，无法放松对消费的约束，以及采取所有那些对现时苏联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构成苏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向人民说明他们所采取的迅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严格限制消费的政策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广泛以苏联为榜样，并且利用斯大林的权威，把斯大林普遍看成是苏联成就的主要缔造者。在斯大林所体现的政策还不能被抛弃的时候，急剧地推倒他的形象无疑对仍旧面临苏联已经克服的那种种障碍的社会主义政府形成一种严峻的政治冲击。36-37

 

    同样，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觉他们的地位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十分不同。鉴于他们国家的重要部分仍受敌人的控制，政治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歧视，军事上受威胁，经济上遭封锁，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大愿意和能够接受在现状的基础上的缓和。在欧洲，德国问题的解决是唯一阻碍至少暂时性妥协的一个大问题，而在亚洲同题又多又复杂，看来不大可能用在德国问题上可接受的妥协办法那样加以解决。客观形势的差异显然造成中国和苏联对国际局势不同估计的明朗化。37

 

尽管在当前的辩论中双方情绪激动，唇枪舌剑互相攻击，这场冲突不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害。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现有生户:关系的基本一致将是比他们领导人在短期战略和策略上的暂时分歧更强大的一个因素。正如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抵住了斯大林的所有令人憎恶的做法而存在下来一样，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摩擦和分歧可能暂时动摇他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但不会政变，更不要说废除这样的历史事实了。妥协是可能的，并且也许会实现。但是即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未能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妥协，由此导致的互相疏远既不会阻止各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也不会妨碍他们最终的聚合与团结。38

 

    结论:我们时代的主导事实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曾经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发动机—现在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发展和人民解放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场冲突的存在和性质还没有普遍被认识到，也没有被大多数人民充分理解。这是这场冲突本身最重要的—如果说不是决定性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一系列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出来的信念，迷信和崇拜对人类思想造成的强大控制，现在这个制度极需加以推翻。资产阶级思想中现在最著名的论点是，人民“适应”于有害的社会秩序以及他们不能和不愿起来反对这种秩序，证明它充分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个论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对这种秩序间心有愧，它背叛了所有最美好的人道主义和理性的传统。38

 

如果有人对启蒙时代伟大的哲学家说，许多人相信上帝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们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用无知和“默示偏好”代替真理和理性，满足于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不合理的和落后的种种表现，以证明不可能有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从而否定了自己，回到了它在光辉的青年时期着手克服的状态:不可知论和蒙昧主义。38-39

导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中期，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它所分析的任何一种经济。它的发展，并且仍将继续发展，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增长作出的反应。换句话说，它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它的销售对象)制定的理论，这些政府对什么理论符合它们的需要是十分挑剔的。它们需要的理论是既不怀疑资本主义体制(据认为经济发展是在这种体制中启动的)，也不过分猛烈抨击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社会政治本质。41

部分地由于这些市场的需要的不同，当前至少有两种呈现明显区别的发展经济学。一种常称为新古典学派，它强调(事实上常着迷于)短期的资源有效分配，而忽视长期增长的经济决定因素，而且根本不注意社会—政治方面。41

新古典理论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几乎不可避免地是国际贸易自由和国内经济的放任主义。援助国的政府自然大量需要这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为维护现行世界分_!二和为发展中国家尽可能融合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人们还可补充一点，即他们的政策可导致获得偿还援款的更大可能性。41-42

发展经济学的另一派更加难以说明。它不像新古典学派那样掌握一种只要生搬硬套地用之于新情况的现成理论。其成员意图建立一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理论基础。他们在政治上通常采取一种在这些国家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形式，而完全不考虑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一般而言，他们倾向于寻求对世界贸易体制进行改革以有利于不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中的土地占有制度实行一定的改革，推行更多的计划经济，所有这些都置于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尽管是经过改革的框架〕进行。42

事实上，看上去似乎是理论的东西，但仔细研究一下，往往只不过是一些诱人的比喻而已。例如，一位训练有素的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可以看懂下面的句子：

“一个发展中国家堕入了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或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在那里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但在作出必要限度的努力后经过平衡或不平衡的增长，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起飞或者冲破经济增长的重重障碍。”

所有这些概念不仅见之于主要发展经济理论家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分析的文章中，而且还在这些文章中居于重要地位。上面的这些比喻就是从8位杰出的研究经济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家的著作中编纂起来的。42

他写的书以及书中所收的他的文章都是作为了解、从而改变这个世界而作的贡献，而不是提供某一国政府作为政策基础或为其政策辩护的;第二，他有着一种从全球观点看待不发达问题，而又能分清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不同地位的理论。43

该书初出版时，少数几位评论家中的一位曾有洞察力地指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当读者赞同该书时，能激发赞美和崇敬的感情，而当读者不赞同它时又会引发高血压和胃溃疡的书”。

现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的彼得·怀尔斯则表现出会刺激人生胃溃疡的佐证，他写道：“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宣传书，它的幽默、始创性、新的史实、周密的推理、意识形态倾向或任何兴趣都没有能掩饰其宜传的面目。如果读者认为这是言过其实，那么就请读一页吧:任何一页都行。立刻就会清楚我们置身于一种密闭的思想形态面前，僵硬的敦条就像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骨灰瓮般牢固。”45

第二章论述作为巴兰经济思想核心的概念，经济剩余—大致上相当于一个社会所生产和所实际消费之间的差数(实际剩余)或这个社会可能生产和必需消费之间的差数(潜在剩余)(第二章:1)。这一剩余就可用之于形成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剩余大于实际剩余，这有四个原因;读一下经济福利的性质有助于找到第一个原因:过度消费(第二章:2);其他三个原因是非生产性工人，冗余的组织机构和资源的闲置(见第二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相当的概念是计划经济剩余。48

在第五章进而讨论不发达地区的间题。他首先认为不发达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状况(第五章:1。以印度为例，印度之所以没有获得发展是由于它加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五章:2)，又以日本为例，指出它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展是由于它独立于那个体系之外(第五章:3)—那个体系现在已严重地阻碍(如果不是堵死)不发达世界其他地区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性(第五章:4)。49

他讨论了经济剩余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农业的境遇如何对整个经济十分重要。自由主义土地改革的成效是虚幻的(第六章:1)。而四个非农业部门(或类别)在决定总剩余的使用上更具重要性。首先是商人和放债者(第六章:2);第二是实业家，虽然这些国家尚未实现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但这些人就已存在(第六章:3)。第三是外国资本，在采矿业的势力特别强大。而后他依次谈到外国投资(第六章:))r涉及外国企业目前经营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当地经济较普遍的冲击。49

根据以上对外国投资的分析，这就得出了三个重要推论。第一个推论是潜在剩余相当可观，从而所谓资本缺少或贸易条件下降应对发生的问题负责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七章:4);第二个推论是把不发达归罪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也是错误的(第七章:5);第三个推论是人口增长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构成一种威胁(第七章:6)。50

在最后一章他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作了各种估计。第一种主要的、最大的可能性是社会革命，但这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帝国主义的极端敌视(第八章.1)，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革命政策，把沉重的负担加之于不发达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第八章:2))新的政权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会而临许多艰巨的经济任务和困难，从而必须转向计划经济剩余的思想(第八章:3))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第八章:4)，产值中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构成(第八章:5)、生产中对资本集约方式或劳动集约方式的抉择(第八章:6)和最后一个问题，即对外经济关系(第八章:7)。50-51

巴兰的经济论述从两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经济看成是不可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相分割的问题;他把世界看成是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且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52

但是这些（垄断）企业很少在质量和价格上展开竞争，以使最高效的科技成果造福于消费者。它们的竞争往往采取广告战的形式，一种花费掉巴兰所称的经济剩余中一部分的形式，这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其费用本该十分低廉)之外，几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活动。那些广告费用居最重要地位的产业—石油、洗涤剂和烟草产业其产品在客观上没有区别，因而其广告宣传对社会毫无益处( 非提示性信息发送)。任何人都知道洗涤剂、香烟和石油的存在而毋须广告提供信息。54-55

关于世界收入分配，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世界人均年平均收人650美元(四口之家2600美元)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原则上可以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每一个人得到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基本的需要和保持合理的健康水平，虽然不是更多。而现在大多数人与此相差甚远，这不能归之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供分配，而只能归罪于世界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由实践所昭示。去过古巴和中国的观察家经常报导，自从这些国家革命以来，已看不见真正的贫困，而这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富有的城市中是不会看不到的。古巴的人均国民收人估计为310美元，而中国才只有90美元。57

流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资本是外交和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它们的方式有预算援助(通常只见之于法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为特定项目提供的贷款或赠款;或者一般性投资和出L-1信贷。这种资本流动很大一部分是“钉住”的，即必须购买援助国的货物。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满足了援助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且可以资助它本国的低效率或衰落产业。美国生产过剩的农业就是要求给予亚洲粮食援助的主要压力集团之一。在英格兰，出口商叫嚷着要求“钉住”更多的援助，而不是更多的一般援助。“钉住”意味着生产商可以获得垄断性市场;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购买者需要付出比自由采购更贵的价钱—据联合国计算，他们平均要多付25%。这样，官方的援助数字也夸大了同样的比数。60-61

我们不需要聆听美国总统说些什么，许多话可能都是谎言。但肯尼迪总统1961年所说的一段话似乎不可不信，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同样，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曾说:“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61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把援助和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大量债务相联系，似乎就可以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实行某种长期控制。如果不发达国家承认这些债务，发达国家就可以坚持要它们的经济政策能保证偿还债务。而拒绝承认其债务则可以成为发达国家采取更赤裸裸干预的借口，也许就像1966年发生在加纳和印尼的那样，以及1961年发生在古巴的未逞阴谋那样。61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发展援助”的实际效果也许在于把某些资源从富国转移给了穷国，虽然随着大多数先进国家援助拨款的下降和不发达国家到期还债款的增加，这种转移似乎只能是短暂的过程。62

但是对于私人对外投资问题，巴兰和其他大多数左翼经济学家认为不仅不存在这种资源的实际转移，这种投资扭曲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且实际上使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的经济剩余减少了。对外投资是榨取这些国家经济剩余的一种巧妙方式，表现为支付利润、红利、专利费、管理费、外国技术人员及顾问高薪、虚假的航运公司以及对子公司支付提高了的转移费等—这些支付大大高于原先向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总额。62

除非预期对外投资能在一合理的时间内获得的利润超出当初的投资，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生投资。62

因此，说外国投资像一个汲取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水泵，等于是在抨击世界的财产所有权休制。63-64

但外貌极少与实际相符合。国有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国家中，远非是一种反帝国主义武器，而如同在发达国家那样是一种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如果国有化提供足够数目的补偿—通常是很慷慨的—正符合资本家的需要。它可以把他们从无利润的不可预料的资产中解救出来。当补偿过度时，国有化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经济剩余的流出。国有化后订立的管理合同通常对国有化的企业而言非常有利可图。但它总是广受瞩目。6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关系并不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人和机构之间。经济援助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借贷，分期还款和利息支付也以同样方式反馈。资本主义大公司投资于其子公司，子公司则汇回部分利润给母公司;贸易是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间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的;而有些贸易则是跨国公司不同分支之间按内部转移价格进行的;更多的贸易往往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按协定价格结算。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不论其国籍，都雇佣工资劳动者;这样，虽然在这两类国家的工资劳动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间接经济关系还是存在的。66,68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剩余是怎样从不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的。首先，这种转移可以通过援助关系而发生，即如果归还旧债和支付新债的利息大于整个新的资本流动;不管如何，大量新积累起来的资金就这样流失了。其次是外国投资;除了扭曲不发达国家资源使用外，如果利润的外流大于新投资的流人会自接导致经济剩余的外流;此外还有其他的资金流动，表现为管理合同，专利费，工业生产方法特许费等。第三是贸易，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的贸易商比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具有更大的笔断力量)部分地使经济剩余转移出去。这也可以通过伪装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方式进行:〕这些跨国公司可以调整其转移价格，以致不发达国家原拟对之征税的利润，由于跨国的子公司对进口货支付高价，对输往其他伙伴子公司的出口货定低价而私下偷逃出不发达国家。68

援助、投资和贸易相互依存，都要从不发达国家榨取经济剩余:大跨国公司各子公司间的贸易只是这种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如相当多的援助为私人投资铺平了道路。约有60%的援助(包括赠款和贷款)是限定购买援助国的产品的。如果这些产品根据国际标准并非没有竟争力，那么限定购买自然就不必要了。结果是，援款的这种限定购买给了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尤其是生产资料生产商)一种更强的垄断地位，从而就长期确立了一种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而且由于采购的生产资料决定了以后需要购买的产品和零部件，因而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影响大大高于第一次限定购买援助所产生的不等价交换。因此，政府与政府之间“援助”反成为“援助国”生产资料生产商得到的补贴。这决非是对发展的援助，而是某些资本家收入再分配的隐蔽形式而已。68-69

劳动大众都受到剥削，即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所获得的工资。这种剥削的比率确实因国而异;明显地表现为世界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极不相等。通过不等价交换以及发达国家资本在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通过援助、投资和贸易)中获取的其他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地区的工人可以在短期内以其他地区的工人受到损害为代价得到些好处。这一论点正是列宁关于发达国家“工人贵族”理论的基础。上面的图示表明，虽然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其他有利条件，有能力(有时是长期的)降低对发达国家工人的剥削率，但他们只有在保持其在不发达国家中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可能这样做。69

一国的实际经济剩余是它的产值和消费值之间的差额。用后凯恩斯经济统计学常用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相当于与工人、资本家和政府的消费相对立的投资额。正如巴兰(原书第132页，脚注1)所指出的，它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要小，后者相当于工人的生产和消费之差，因而包含了资本家和政府的消费。概念上的差别在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依据财产所有关系而界定的，而巴兰的“剩余”是更多地依据消费需求而界定的。因此对巴兰来说这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东西。70

然而，对巴兰来说，真正重要的概念不是实际经济剩余而是潜在剩余，后者十分接近于、但不等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两者的差异是，巴兰认为潜在剩余包含国家的消费支出(如军事开支)和一切“不必需”的消费—为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以及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工资价值。换句话说，潜在剩余指在不同于现在的社会体制下所有可用之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价值。70-71

但是巴兰关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潜在)剩余会有所增长的论断，是以完全可靠的常识为基础的。首先，随着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超过必需消费以上的数额显然就会增多。当然，正如巴兰所指出的那样，习惯性的必需消费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还可以说，这种增长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有其实际的客观必然性。一个穷人生活在美国事实上要比生活在非洲花费得更多，因为物价和整个生活方式(决定着能够购买什么)受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富人的生活方式的支配。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剩余的份额就一定会增长，虽然我们假设它会这样。此外，巴兰认为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去工作，以值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保持下去，而这些劳动与实际的客观消费需求根本毫无联系。尤其是广告和促销，资本家需要以此出售产品和其他资本家竞争，但却非社会之所需。71

巴兰的潜在剩余概念中还有一层含义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潜在剩余是潜在产值(如果全部可用的生产要索都加以利用)和必需消费之间的差额。因而未利用生产能力的余裕的增长，部分地证明了经济剩余的增长趋势。72

例如他赞同关于政府支出一般会消灭大量失业的分析;他赞同关于“储蓄”和“投资”(巴兰称之为“剩余的创造”和“剩余的吸收”)的实际水平实际上总是相等的分析。在储蓄动机和投资动机不相一致时，就通过改变收入和就业人数来调整。因此，如果剩余的创造(储蓄)大于企业的投资动机时，产值和就业人数就会下降;他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即认为这是正常状况。对此，他使用了不同于凯恩斯的语言:他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说，无法吸收的剩余也无法创造出来;两者的论点是一样的。巴兰也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周期观点，这与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资本存量调整原理”(投资同国民收人与现有资本存量的比数相关联)几乎完全一致。73-74

巴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使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大量的代价。但他没有提及问题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够唤起人民建设新社会的责任感和为之努力工作。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也许本质上不是一个易于动员人民参与的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也许不能够得到有助于参与的技术教育和转换岗位的平稳过程。而有时以产品质量为代价发展较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则可以成为实现那种参与和动员的条件。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无疑得益于作常高的投资率和所采用的高度机械化。但也有所失，因为苏联领导人在选用这一工业化方法中，奉行了一种注定使工业化的大多数参与者成为牺牲品的政策。换言之，它失去了群众普遍参加建设新经济和新社会的不可估量的好处。它在这方面的损失不仅贯串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而且更为持久。77

巴兰的最后结论是，当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中导致停滞或军国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时，在不发达国家中则扼杀经济发展的一切努力。资本主义不再能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进步力量。78

那末他对正在改变的情况是怎样看的呢?毫无疑问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至少在目前为资本主义收买了，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工人贵族。这一观点在他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中说得更加清楚。他们认为:

“由于好几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己完全国际化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在马克思的时代属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已转到了不发达国家的劳苦大众手中，他们正在为从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面斗争。”80

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主题。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的书名和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且许多代经济思想家，不管他们为自己的著作取了什么名称，都是关心分析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的。他们对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关注，渊源于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敏锐观察和研究，同时导致他们坚信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大大妨碍了生产资源的发展。不管他们谈及重商主义外贸理论的谬误还是行会制的僵化，不管这个问题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相关还是与地主阶级的作用相关，古典经济学家都毫无困难地指出，经济发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废除过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体制，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使私人企业和个人获得充分的机会，不受妨碍地开展经营。85

他们并非只囿于批判当时的社会，而不试图积极地提供对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运行原则的分析。相反，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才使我们有了今天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许多了解。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出巨大的努力进行科学的、广泛宣扬的分析，其主要动力在于他们强烈地感到，必须说服公众相信摆脱封建和半封建枷锁的紧迫性。在这种意义上，把古典经济学派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联系起来，与现代资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是完全恰当的。用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话来说：

“经济自由制度并非只是关于不进行干预的一种孤立的建议。它迫切要求废除被认为是反社会的障碍，并且解放个人自由开拓的积极性的巨大潜力。当然，在现实世界上，正是以上述的精神，该制度的倡导者致力于反对这些障碍的主要形式：反对受控制的那些企业和公司的特权，反对学徒法，反对对迁移的限制，反对对进口的限制。在自由贸易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讨伐意识在使企业自由发展和解放人的能力的总的运动氛围下是很典型的，毫无疑问，古典经济学家是这场运动的精神上的开路先锋。”86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完全确立，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牢固树立之后，这种秩序就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为历史的“终点站”，关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讨论完全停止了。波士顿一位夫人在答复是否她旅游过许多地方，她认为她不需要旅游，因为她十分幸运就出生在波士顿，像她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恰好与其前辈古典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照，不大关心旅游问题，而是要关心如何尽可能好地利用和布置他们所住的房子。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房子不是十分完美的。87

自然不会飞跃，这显然意味着不考虑采取任何行动，它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座右铭。

因为经济发展的含义恰恰与马歇尔在他的《原理》这本书的扉页上所载的相反。它包含了一个原始的但至关重要的事实—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即在历史上经济发展一直意味着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主要体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方而的深远变革。经济发展总是由对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推动，总是受到对维持现状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的反对和阻挠，后者从现有的道德准则、风俗和体制中，从现有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了无穷的好处，形成了白己的思想习惯和立足点。87

事实上，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开始就鼓吹资本主义，并且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最巧妙、也许最有影响的说明，必然会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其他分支共命运。只要理由和历史教训明显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愚昧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一边，人们就会信心十足地请出历史和理性作为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最高仲裁者。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与理性和历史思潮结成的这个神圣联盟的见证人，18世纪百科全书派和新兴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显得无比辉煌。

但是，当理性和历史研究开始揭露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合理性、局限性和过渡性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开始放弃理性和历史了。不管这种放弃是否披上合理主义外衣，被迫走向自我灭亡并转变为现代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者老实地以某种存在主义哲学形式出现，傲慢地拒绝寻求和依靠对历史的合理理解，其结果是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经济学)进一步变成仔细包装起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大杂烩，以满足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和发挥这种秩序的作用的需要。88

最初，经济学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索，致力于寻求和建立能充分推动人类事业前进的经济制度的运营原则。后来经济学反对起自己过去的做法，变成只想解释现状，证明现状的合理性，同时谴责和压制所有用理性的标准判断现行经济秩序的努力，以及了解现有环境的根源及其包含的发展潜力的努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88-89

因此，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研究交给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持异端的”学派来完成了。89

事实上，当新古典经济学家忙于进一步修饰静态均衡分析，并且精心阐述更多的论据，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和内在和谐时，资本主义本身经历了深远的改造。

到19世纪末，西方世界工业化第一阶段接近完成。彻底利用当时能获得的技术(主要以煤和蒸汽为基础)的经济后果，不仅是重工业的大发展、产量的巨增、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革命，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资本的聚集和集中有很大发展，大型企业取代和兼并了小型企业，登上经济舞合的中心。大型企业打破了调节经济制度运行的竞争机制(不管好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正在迅速解体。90

一度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行不通的“科学”和“客观的”发现被苏联工业化成就驳倒了。91

凯恩斯的“新经济学”是为了对付萧条和失业等目前问题以及主要论述短期问题才搞起来的，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原来的范围。在试图阐明产量、就业和收入水平短期变化的决定因素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完全的不合理性，是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特征的生产潜力与生产业绩之间的惊人差距。冒着完全夸大凯恩斯思想成就的风险，也许可以说，凯恩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取得了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取得的同样成就。凯恩斯用传统的理论工具，不逾越“纯经济学”范围，忠实地避免把整个社会经济过程看作一个整体，他的分析把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推向顶峰，并且探讨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全部结构。实际上，它等于是传统经济学的“梵蒂冈”正式承认了，不稳定、转向停滞的强烈倾向、人类和物质资源长期不被充分利用，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它不言而喻地否定了学院经济学派积极捍卫的经济学“纯洁性”，因为它揭示出为了理解经济发展过程，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收人分配、国家的作用和其他“外生”因素的极端重要性。91-92

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准则和“功能金融”方案指导下的“福利国家”实际上仍停留在纸而上。倒是法西斯德国前所未有地在建立使它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机器时十分广泛地利用了凯恩斯的观点。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繁荣的年代中止了凯恩斯对资本过度积累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担忧。某些国家医治战争创伤的要求，另一些国家对企业和消费者推迟了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把大战期间(每每与战争有关)搞成的技术革新转用于再生产的呼吁，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在不可辩驳的事实的不可抵挡的压力之下，勉强地“咽下”凯恩斯学说的反资本主义的内涵的经济学家，怀着明显的欣慰心情，又像惯常那样歌颂资本主义的和谐。他们一方面继续“密切关注显著的事实”，一方面欣喜地开始讨论通货膨胀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平衡的主要威胁，并且再次宣称过度储蓄、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萧条都是遥远和落后的往昔的遗迹。在颂扬市场经济的优点及美化垄断和大企业的同时，经济学完全抛弃了由于凯恩斯革命而达到的任何进展，重新回到对‘幸福的20年代”的自满状态。93

声势日益壮大的推翻整座资本主义大厦，结束极大多数人的落后和被征服状态的运动本身，可能已经使美国和坐在帝国主义金字塔尖端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感到十分不安了。但是使得这种不安变成一种近乎恐慌状态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惊人发展对不发达国家的动荡不安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苏联在大战期间的军事业绩以及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的迅速恢复，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力和活力。人们不再怀疑，以全面经济规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运行、发展和经受住最难以对付的历史考验—没有私人企业的利益，没有生产资料中的私人所有制。而且，在大战之后许多附属国经历了社会革命，从而走上了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道路。东欧和东南欧，更重要的是中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轨道，成为鼓舞和激励其他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源泉。94

而且像二、三个世纪之前一样，触及到两种对立的社会秩序之间广泛而尖锐的斗争的实质。已经变化的也许是戏剧的主要角色，而不是戏剧的性质和情节。如果17和18世纪时争取进步的斗争就是反对过时的封建制度的斗争，那么同样的，为争取无论是发达的还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条件的努力，会不断地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发生冲突。因此对美国(同时也对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全世界争取经济发展的运动必然导致广泛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统治体系—这是一场革命运动，如果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收买、阻止，如果有可能，粉碎它。95

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论，持续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相容性已为最近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所凸现出来。论及用现有人力物力所能达到的速度增加产量必须实现的具体条件—多马、哈罗德、科尔姆等以不同的方式阐述—极其明确地指出，这种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对利润极大化的要求相当严厉地束缚了消费和私人投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职能和社会基础同样严格地决定了政府开支的性质和规模。结果，无论最高产量、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配置，还是事先确定的与减少工作负担相结合的产出水平，都难以指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看来更可能的是不断地重复出现战争诱发的产量猛增和萧条诱发的失业洪流之间的可怕困境。95

 

确切无疑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利益。向工业国供应多种重要原料，向工业国的公司提供大量利润和投资出路，落后的国家总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必要内地。因此，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竭力反对所谓“资源国”的工业化，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综合加工经济的兴起。这种反对看来不管不发达国家政体的性质，只要这些国家寻求减少外国对其经济的控制，并且制订了独立发展的措施。不管反对外国统治的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民主选举的政府，还是英属圭亚那土著人的群众运动《如同在肯尼亚、菲律宾或印度支那》、或者民族主义政府(如同在伊朗、埃及或阿根廷)，外交阴谋、经济压力和政治颠覆等所有手段就都被用来推翻不顺从国家的政府，用愿意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政客取而代之。96

 

如同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声称他们庄园继续实行农奴制，是保护基督教不受无神论自由派攻击的必要措施一样，西方统治阶级也把他们维持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运动称为对民主和自由的捍卫。正如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声称他们对粮食实行高关税，仅仅是由于他们深刻关心在战争条件下保持德国的粮食供应一样，西方大公司声称，他们渴望保护在国外的投资以及确保原料从落后世界正常输人，是出于为“自由世界”获得必要的战略物资的爱国心。97

 

反对不发达国家独立发展的“联合行动”的武器库就是一整套政治的和思想的策略。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政治家的声明，赞成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确，现在说得很多的是，发达国家为落后地区的经济进展提供的援助和支持。这种进展被当作慢慢地、逐步地政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以期减少那里人民要求工业化的压力，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运动。97

 

只有通过与保守后退的势力的坚决斗争，通过对落后停滞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才能实现发展和增长。由于社会组织—不管它多么不适当—从来不会自行消失，由于统治阶级—不管它怎样寄生—从来不会交出权力，除非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迫这么做，只有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人民把全部精力和能力投人到反对旧制度的堡垒的斗争中去，发展和进步才有可能取得。  

 但是，西方列强现在进行的、对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伐，依赖于动员一批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力量。它会把那些必然激烈反对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社会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组成国际联盟，并使关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服从于加强这种联盟的目的。这种联盟向不发达国家中明显反对经济发展的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使不然会被争取更合理、更进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人民运动拉下马的政府保住权力。98

 

而且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殖民地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所产生的结果通常与殖民地人民自己所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新赢得的政治独立通常仅归结为他们的西方宗主国的改变，比较年青、更有创业精神、更具活力的帝国主义强国夺取了从老的、现已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失落的控制权。因此，凡是政治上不再可能通过老式的、妥协的殖民地政府来管理和仅仅依靠经济渗透施加控制的地方，美帝国主义主持(或容忍)了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接着成为新“解放”地区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从非洲、东南亚和近东可以看到美国扩大其影响的两种方法。99

 

像往常一样，社会科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有系统的努力预防(或者至少延迟)殖民地和附属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在种种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的促进下，西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已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去。99

 

在经济研究领域，现在大部分精力放到试图证明发达国家本身是通过自发、缓慢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循序的框架内，没有重大冲击和革命激变—才达到今天这种发展水平的。据称，事实上正是没有什么政治动荡以及社会制度连续稳定，才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和兴旺提供了必要的“气候”，而这些企业家又反过来在推动经济进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相应地，大量财力正用于改写资本主义历史的广泛运动。它的目的是恢复“强盗资本家”的名誉以及作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它的有关任务是减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创与发展相联系的挫折和痛苦。

因此经济学界有历史头脑的成员设法证明，依靠自由市场和私人创新等力量，在过去没有作出过分的牺牲就取得了经济发展，而且显然从中可以引出教训，即这个方法至今仍是取得经济进步的最值得赞扬的途径。99-100

 

改革协调理论形成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们含意明显地列出了所有各种或多或少与经济发展问题相关但“我们了解得不充分”的事件;他们强调在动态条件下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尚缺乏明确的标准;他们阐述了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特点、本地管理人才的匮乏、国际收支可能的逆差等原因造成的对工业化的障碍，结果所有花在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努力看来好像在没有航线图的海洋上冒险，完全违背了所有公认的经济推理。

含蓄地或明确地贬低不发达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运动，把这场运动说或是愚昧无知的群氓的可悲的急躁情绪和缺乏理智受邪恶的、垂涎权力的政客卑鄙地操纵的表现，所有这些恶意中伤还得到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的协助，后者认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这些国家人口“过度”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认为只要人口增长不停止，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全部打算都是空想。100-101

 

让我们把经济成长(即发展)定义为人均产量随时间推移而增加。103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庇古的比喻:一位绅士娶了他的女厨师，因而减少了国民收入。人们同样很容易想象出强制性向妻子支付服务费而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巨大增加。104

 

会问自己这种增加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可能是下列一个事态(或几个事态一起)造成的结果：

(l)组织或(和)技术不改变，但总资源的利用扩大了，就是说，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源(人力、土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了；

(2)由于组织上采取了措施，即把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低下或缺乏的岗位调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延长工作日，改善营养，加强对工入的激励，生产方法的合理化，以及更节约地利用燃料和原料等，提高了单位资源的生产率；

(3)社会的“技术援助”更加有力，即(a)更有效的生产设施取代老化或过时的工厂和设备;(b)添置新的(技术上作了改进或保持不变的)生产设施，充实已有的设备。

前三个扩大产出的措施—(1)，(2)和(3)（a）－典型地与净投资无关。尽管也许不可能把实际上增加的产出恰当地分别计入这四个措施，但毫无疑问，增加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和增加对添置生产设备的净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了。104

只有社会总产出超过当时社会消费所需要的以及补偿在该期间使用的生产设施的损耗，才会有净投资。因此，任何特定时间里社会中的净投资的性质和数量取决于当时产生的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利用方式。105-106

实际经济剩余，就是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从而与当前节余和积累同义。具体体现在该时期社会财富所增加的各种资产:生产性工具设备，库存，对外结余和黄金存量。107

 

实际上，为了理解经济过程，有必要按所述资产的经济职能，而不是按其自然性质来加以区分，即看它们是否作为最终产品进人消费领域或是作为生产资料为后期生产的增长服务。从而作为享乐用的小汽车应是消费品，而用作出租的同样的小汽车则是一项投资品。108

潜在经济剩余，指的是在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它的实现必须以或多或少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重大的改组为先决条件，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是那些高收入阶层，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也包含一些中产阶级)，

第二是社会中由于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而损失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现存的生产机制结构不合理，不节约而失去的产品，

第四是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工人失业所未能体现的产品。108-109

 

这些障碍可归结为一个事实，即潜在经济剩余这一类别，自身越出了当时社会秩序的范畴，它不仅涉及某一特定社会经济组织可察觉的活动成就，而且也涉及到对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社会的不容易感知的想象力。109

实际上，如果从封建主义的观点来看，凡是适合并有助于封建制度的维持和稳定的事物都是必需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而凡是与当时社会秩序的确保和行使职能相低触和无关紧要的事物都是非必需的，非生产性和无用的。按照这样的标准，马尔萨斯坚定地为封建贵族的过度消费作辩护，指出这种挥霍浪费有刺激就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无保留地猛烈抨击旧制度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挥霍浪费，指摘许多最受尊重的官员，体制的寄生性。109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市场提高到作为检验合理化和效率的唯一标准的地位，不再谈论必需消费和非必需消费之间的区别，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以及实际剩余与潜在剩余之间的区别。非必需消费被肯定为具有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刺激性，非生产性劳动被赞美为能间接地发展生产，经济衰退和工人失业被视为是对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一种代价，甚至连挥霍浪费也被宽恕为是维护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110

 

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赖以生存和成长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正是这一社会制度塑造并确定了该人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他的希望以及他的忧患。正是社会群体这种能塑造个性的机制并对特定人类生存形式赋予物质和精神机体的能力，使得社会群体形成为一种社会体制。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力图用社会制度自身形成的结果来评价这种制度，赞赏其所谓的高效率和对人类福利的贡献。112

 

假定吃人者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信念的，他们的首领侮年可以取得与他的财富、地位、社会关系相称的许多人来。并且，其他的吃人者也能从自由市场上自由购买并吃掉同他们边际生产率相当的外族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最优状态了吗?就可以说吃人者的福利已得到妥善照顾了吗?显而易见，决非这么回事。我们所论证的只是吃人社会的实践或多或少完全遵循他们社会所形成的思想准则。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思想准则本身的有效性或合理性，也没有说过它们.与社会福利有任何联系。113

因此，福利经济学极像强制性孵卵一样探讨现行经济组织能满足其自订的游戏规则的程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制有效地组织起来(以生产出为其生产结构所确定的产值和产品品种)的程度。此外，它还致力于探讨现行经济组织的资源分配能适应消费需要(这种需要为现行经济组织所塑造的财富和收人分配、人民消费爱好和价值观念所确定)的程度。这些探讨都完全没有触及到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条件，也完全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和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增进或损害人民福利的程序。113

 

答案就是可用之于检验某一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其全面开发人类才智的能力之唯一标准是客观理性、正是客观理性成了麦西维尔·霍布斯等人批判当时社会的武器，也正是客观理性启发了斯密和李嘉图把当时的封建主、朝巨、教士称之为寄生虫，因为这些人不仅没有对社会进步起任何作用，相反还排除了社会进步的一切可能性。114

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在社会意识和心理上都处于富有竞争心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和阶层)的经济学家，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浪费性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其有一定的洞察力。他们不正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垄断的事实，但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所付出的经济、社会和人力方面的某些代价，认识了过度消费、非生产性活动的某些最为明显的表现，“经济保皇主义”的非理性和残酷性。与此同时，那些从早期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或直接进人“新时期”的学者，在揭露过去的竞争制度—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实质时，目光也时常十分敏锐。

在资产阶级思想内部的这股力量至少为恰当地估价潜在经济残余的性质(和量)提供了一定的深刻见解(和信息)的同时，那些在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个别成员之间经常隐蔽而不时地爆发的利害冲突，给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又一机会。例如，在战争时期，当夺取胜利成为统治阶级压倒一切的利益时，客观理性的内涵是可以凌驾于个别利益和主观效益之上的，不管是强制服役，战时经济管制，对必需供应物资的征用和没收，客观需要被认为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并被赋予远较市场行为所显示的个人爱好更为重要的地位。但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当对客观理性的认识成为有危险性的社会批判根源时，资产阶级思想便仓促地从已暂占领的前进阵地上撤出，退回到不可知论和“实用知识”的老路上去。115

上述讨论表明，市场定价不能当作评审某一社会经济组织的合适性和有效性的合理标准。事实上正如上面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接受这样的标准将会陷入一种循环推论的困境，即把反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某种重要机制作为尺度去评判该社会经济结构。因此，什么是生产性劳动，什么是非生产性劳动是不能单看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行为来确定的。它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潜力的角度，根据客观理性来具体确定。117

按照这样的思路，资本主义国家中进人市场的、也就是计入国民收人统计中的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商品和劳务代表非生产性劳动。必须弄清，所有这些产品和劳务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内都是生产性的和有用的，也似乎确实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自不待言，从事这种劳动的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体面的公民”，为每天的工资而勤奋工作的诚恳的人。117

最广义地说，它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这在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例如这些非生产性工人中有很多从事于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其他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等。再就是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118

事实上，当实行计划经济时，某些非生产性工人立即就消失了，其他的则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体制中，例如苏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这样说，我们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消失的程度和诸如军队、教会等组织解体的程度，以及从中解脱出来的人力、物力资源被用来增进人类福利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重要的标志。119

然而，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这种规模经济已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厂是相对极少的，而且商标名目不同的商品在市场上的有限销路以及各别工厂所能获得资本的有限性使得众多工厂的规模比之合理规模要小(经常要小得多)。小规模、低效率和冗余工厂的存在和扩散—不仅在工业，尤其在农业、商业和服务行业—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是难于充分估计的。122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一下大企业中庞大的所谓管理费用，高得骇人的开支账目、高级经理人员的高薪;而这些高薪人员对企业的产值没有作出贡献，只是凭藉他们的金融联系、个人影响力或个性特点特别能适应企业经营的需要而获得其收入。123

美国农业部皮恩博士在把这方面可利用的劳动力计算进去，并把30年代预期会出现的生产率增长数以及20年代的实际增长数都考虑在内后，估计1929年后这段时间内国民收人的损失为29亿美元。126

战时的动员情况，比一切统计数字更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经济中所隐藏而未加利用的生产潜力有多大。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不仅能建立起一支1200万人的军事机器，生产出大量军务，并以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盟国，同时还增加对国内人民的消费供应。换言之，这次战争—人类历史卜规模和代价都最大的一次—是美国动员了其潜在经济剩余的一部分所支援下来的。126-127

计划经济剩余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综合经济计划体制的范畴。它是指介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有计划地“最佳”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得到的社会最终产值为一方和所选定的“最佳”消费值为另一方之间的差额。这里所谓“最佳”的含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赋予该词的意义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们并不反映为个别企业利润所考虑并为资本主义社会收人分布、爱好和社会势力所决定的那种生产消费结构;它们体现着一种为理性和科学所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精密决策。因此，就资源利用而一言，它意味着社会生产设施的意义深远的合理化(消除低效率的生产单位，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等)，去除冗余的产品差别，消灭非生产:性劳动(按以上的定义)和实行科学的保护人力、自然资源政策等等。127-128

这里的“最佳”也并不指一国在任何时候所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值。它可以是由于考虑到自觉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受教育时间或有意识取代某些繁重生产方式(如采煤)等因素而小于最高水平的产值。重要的是其产值不是由个别企业家或公司的互不协调的决策所确定的偶然产物，而是由表达全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所想达到的生产、消费、积累和投资愿望的合理化计划所确定。128

M.卡莱斯基最简明地表述了计划经济易于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明显的不合理性—由于需求造成的失业—，说:“考虑一下社会主义制度下减少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有益的。从生产投资品方面解脱出来的劳动者，将可能用于消费品产业。所增产的这些消费品将通过减价而被消费者吸收。由于社会主义产业的利润等于投资，价格将会减低到这样的限度，即所减少的利润将等于投资值的压缩额。换言之，通过把相对于成本的价格下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成本关系是确定的，利润下降的数额等于通过产值和就业人员减少所导致的投资和资本家消费的下降额之和，荒谬的是虽则资本主义辩护士认为‘价格机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但价格弹性却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见《经济动力学理论》第62页及其后(伦敦，1954年)128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方向，依赖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利用的方式。而这些又取决于(而它们本身也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以及那些关系所限定的经济剩余的分配制度。130

这里只须强调的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表明经济剩余的榨取方式、利用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剩余的规模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极为重要的含义。事实上，他们也已看到了能为经济迅速发展作准备的基本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既定的生产力和产出水平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极大化—毕竟，这个问题在封建主义条件下也在解决—而主要是由于其合理的生产性利用。131

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秩序中没有不对资本积累作出贡献的非生产性工人的空间。封建主义时期奴仆成群的奢华生活以及中世纪城镇富人的纵情享乐都不再被允许吞食经济剩余。对上帝的崇拜也得减少花费：教堂不再豪华修缮;谦卑的牧师主持的简朴的仪式将取代由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辛勤而富有的主教们举办的奢华的盛会。132

 然而，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最贪婪的经济剩余的要求者之一：一个可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散乱的、腐败及低效率的政府网络，如果它没有消失，也将大大地削减。对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家是非常坦率和坚持的。

亚当·斯密说过:“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133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巨大变化，也表现在大幅度的削减教会所占的经济剩余份额—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发现应归功于韦伯。135

在经济发展前景的晴空上仅有的一片阴云是耽心农业上的报酬递减。食品成本的提高，将使构成劳动者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提高，结果，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收人稳定增长，与此相应的是给利润这一主要的资本积累的来源带来压力。李嘉图警告说:“地主的利益永远是和消费者以及制造业者的利益对立的。”②资本家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对封建主作斗争。对生产过程无所贡献的土地所有者，将会攫取经济剩余的不断增大的一部分，并将其挥霍于非生产性的用途中。李嘉图便是代表资本家阶级最高利益的杰出代言入之一。135

几乎不需要指出，如此仓促绘制的这幅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蓝图，至多也只是一种遗憾，且在一些重要方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阶段的描述甚至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幅图画对我们来说仍具保存价值，至少它较为简略地描绘出这一机制的基本原则，这个机制确实提供了大规模的生产投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技术的重大进步以及产出和消费的巨大增长等。136

我们曾在讨论潜在的经济剩余的过程中说过，关于失业，生产力过剩，削减农业生产等等足以显示，除战争年代之外，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生产的产品产量比现有设备、资源和人力—允许人们合理的安排工作与闲暇时间，所可能生产的产品产量要小，而且常常要小得多。追求个人利益、商人之间的竞争、市场机制的运行等因素通常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动力，足以推动经济产生更大的经济进步，但不可能达到与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创造性潜力相一致的增长率。137

的确，由于最大总产出仅零星地出现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而生产不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竞争的资本主义之中更为严重，经济剩余必然相应地远远低于它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另外，我们必须清楚“尽可能大”的经济剩余以及“最低限度”的工资(以及大众消费)水平的含义，以使从最大产出中产生最大剩余。140

在过去的50年间，无论挣工资的人得到的收人份额的增长多么微不足道，其大部分也不是由工人阶级的地位增强而获得的，而是由于工人队伍因吸收过去独立的小商人、工匠等而壮大所取得的。142-143

就是说，大型企业和垄断的发展将主要影响资本主义企业间利润的分配，而不是国民收入中总利润的相对份额。卡莱斯基是这样论述的:

“大公司的增长引起的垄断程度的加剧，结果使收入从其他厂商转移到了由这些公司支配的厂商手中。正是以这种方式，收人的重新分配是从小企业转移到大企业。”144

迄今所能见到最新资料的1951年，1373家公司(占公司总数的0.23%)占全部公司净利润的54％，747家公司(占总公司数的0.12%)占全部公司净利润的46.9%。145

在这一领域，我们发现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竞争资本主义之间的显著差异就是经济剩余在它的攫取者之间的分配。正像从封建主义到竞争资本主义的转换不仅使经济剩余迅速增长，也使它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一样从竟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导致了经济剩余绝对数量的极大增长，并完成了对经济剩余的控制从小资本家向大公司巨头的转变。146

在l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最初的25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垄断及寡头垄断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偏见。然而，学院经济学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背景与环境，表达了强迫竞争的、无援地注视着大型垄断企业飚升的小商人的失重和焦虑。学院经济学不能从向前看的历史观点去看大型企业的增长。因此，一切向垄断开火的进攻手段都来源于完全竞争理论的武库—小商人的思想体系—而大型企业的不良影响主要被看作是对自由市场理想的安排的歪曲。把小商人的利益等同于全社会的利益，这种对垄断的谴责，责怪它歪曲了理想的收入分配，虽然问题事实上在于垄断对利润分配产生影响。由担心和妒忌产生的矛盾心理，使垄断的批评家们抨击了降低消费者福利的垄断价格和产出政策，虽然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大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面对着大型企业社会影响和权力的增长，垄断的敌人对威胁到民主与自由的垄断的政治地位给予诋毁，虽然问题在于它威胁了小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期的支配地位。维持现状，紧紧抓住最好世界的幻想，不能从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来思考问题，资产阶级对大型企业和大商业所抱有的相当程度的敌意使他们不能理性地理解垄断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148-149

因此，除了给予超额利润的胡萝卜外，竞争体制还挥舞破产的大棒来促进和推动投资与技术进步。在这场竞争的竞赛中“魔鬼抓住了跑在最后的”，效益和活力次佳的厂商倒在路边的情况，在市场机制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早期发展的超生产力则趋于消失。这种状况周而复始，当新的技术再次产生用于吸引追加投资的超额利润时，过多的生产力将使突破新的降低成本的生产方法更为艰难而妨碍行业中新的投资。158

这便是马克思着重强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在资本主义竞争阶段，超额利润的出现、消失、再现，会产生投资变大，实际上超量的强劲趋势。结果挥霍了经济剩余，使资本资产在早期遭到毁灭，由于技术发展难以预料的变化以及偶然出现的一些超额利润，引起了投资决定和资本损失。然而，在平衡表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组织被认为能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提供充足的(或接近充足的)渠道以吸收经济剩余—虽然这种投资给社会构成了损失，并反过来使增长率大大低于增长潜力，其损失反映在产出和就业均低于正常水平。159-160

行业中厂商的数量很小，典型的厂商的规模很大，且它面对的市场复杂，销售的产品即使物理性状差别不大但极易通过商标、激烈的广告被辨认出来。在这种场合下，进人行业的条件便具有了一种全新的特征。且不考虑由于一些现存大型企业拥有诸如专利，政府特许等而造成的法律障碍，仅建立一个新的厂商所需要的资本数量就大得惊人。161

不仅以目前的技术标准，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科技先进的工厂不仅十分昂贵，而且对一个新的厂商来说，最初的广告费、促销等活动均需要一大笔投资。另外，最初所要求的“资产”(良好的意愿，市场条件等)的暂驻性，大大增加了新产品的风险。这样一来，对小商人们，甚至商人(公司)集团来说，他们既不拥有必要的资金，也不能从资本市场里获得足够的支持，②因此他们是完全不可能进人的。熊彼特书中所写的大胆的冲劲十足的企业家，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传奇人物—如果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神话。161

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扩大产量都可能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利润极大化政策相违背。由于取决于对产品的需求弹性（边际收益曲线的形状由此而得到）产出的增长可能不会提高总利润，甚至会使其降低到增加产出前的水平。用保罗·斯威齐的话说：“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政策不会受其总利润率或增加投资本身所获利润率的支配。它应受边际利润率的支配，即考虑到增加投资会增加产出，降低价格，从而减少过去的投资的利润。”162

然而，降低成本的努力可能被(且经常被)其它因素抵销。首先，保持现有投资价值量的愿望和直到设备折旧完毕才进行新的投资的愿望。162

按照这个规则，要使以新机器取代旧机器成为合理的，使用新机器所带来的节约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不仅能支付新旧机器转换中资本损失的利息，同时也使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资本损失得到弥补，这意味着只有重大的技术进步才会有“突破”的机会，否则就只有等到现在的机器损耗掉。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规则的运用明显取决于投资者或管理者准确预见新机器使用寿命的能力。新机器的这一使用寿命将决定使用它后所得产出之平均总成本。1 63

因此，尽管技术进步刺激投资，但在垄断和寡头垄断条件下，存在如下强烈倾向:即当技术条件大体不变时，才会购置新设备，或者当现有设备报废后，才会促进技术发展。163

“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新的降低成本技术被迫引进，即使废弃了虽过时但未贬值的机器使资本遭受损失。但是，在关于废弃的垄断理论支配下，只有当旧机器尚未折旧的价值至少能够被新的技术带来的节约所弥补时，新机器才会被引进。这样，发展速度将减缓，在一个更冷酷的竞争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形成新资本的出路被切断了。”164

资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天平的份量的平等或至少相当，使得在资产阶级内部易于创造一种力量上的均衡，并且使得政府成为整个阶级的一种工具。于是，当这个基本的社会经济群体的政治观点表现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机制时，在资产阶级内部竞争中，政府应保持中立的思想准则就是信奉经济自动化即让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的政府不干预纲领。178

所有与此持相反态度而进行斗争的参与者们，不仅在社会经济力量上变得愈加地不平等，而.巨上升中的大商家日益削弱资产阶级中其余的人反抗其优势的能力和决心。通过接管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它把以前的独立小商人、工匠和农民越来越多地变成大公司的雇员及代理人。尽管使他们经常拥有自己仍然独立的幻觉，但是，袭断企业使得他们的生计和社会地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仰赖于公司的鼻息。于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正式成员—尽管小但在重要性和力量上聊胜于无—竞争性的商人开始成为大企业的雇员，对大企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不再具有挑战的能力。或许甚至更为不祥的是，他逐渐失去了争夺这种位置的意愿，并使自己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们打成一片，敬仰他们像对英雄人物那样，认为他们值得尊敬和效仿。179

就如麦克斯·赫尔克海姆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整个历史上，“个人的价值总被那些有机会发展自己个性的人们所颂扬，而这恰恰又以牺牲别人的个性为代价”。实际上，大公司达到社会金字塔顶端以后，不可能发现一个能更好地满足于它的需要的思想准则，即能使个人获得最大机会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思想准则。与那种把对个人活动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命令相结合，这一原则，不仅支持不平等，特权和剥削，而且使那些由此造成的受害者深深感到: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这是命该如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工人阶级自身被这种思想意识深深影响，而且竞争性的商人、农场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也根本无法抵抗这种意识。尽管这些人的财产逐渐被大公司吞并，尽管他们的利润和自主权正在失去，他们仍时时处处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成员，是明显优越于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180

这种在特权和剥削成果方而占有一份的现实或虚幻的想法－即使他的那份在明显地下降—剥夺了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独立，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其新垄断主子手下的工具。180-181

对于这种发展，并不是说没有反对观点。但这种反对并不是非常强大，它具有两个区别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民粹派的，它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以反对经济中少数人盗用政府的名义而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倾向的主要支持者是社会上的非资产阶级成分—工人、工匠、一些农民—并且也受一些小竞争性商人的拥护。由于这种思想倾向要求政府对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能公正无私，故尔非常富有杰斐逊式的民主主义见解，它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抑制垄断行业的滥用权力，像它在对付新生的劳动组织时同样的有力。在美国，这个运动的突出成效，在于反托拉斯立法授权政府—对大企业日益奉迎的政府—来抑制大企业的权力。181

另一种同样天真的反对倾向—主要的追随者是竞争性行业团体、以及在自由故任经济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信条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叫喊回复到“过去的大好时代”，它坚持诚实一贯地尊重自由放任和不干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把谴责所有罪恶的愤怒主要对准政府，而非垄断企业。既然这种倾向避免严重地攻击大企业，于是，这种“忠实的反对”对于大企业自身来说，就非常具有吸引力。由于这种不满是一种无害的发泄，而且危及不到任何大企业的重要地位，完全符合它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这种反国家主义和主张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不仅完全适应垄断资本增长的霸权需要，而且能被很好地用来防止民粹派的反对倾向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改革运动。181-182

政治色彩随着基本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了极大的改变。本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崩溃，无可挽救地使市场自动调节的观念遭到挫折。面对产出和收人的急剧下降，已经不再可能继续认为只要让市场单独发挥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福利。面临着数量众多的男男女女愿意并能够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机会这种局面，也再不能认为市场机制能够给每个“适者”提供前进和成功的机会。所以，让政府采取某种行动，以缓和国内形势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方而，这种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无论是通过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就业机会，还是为失业入员支付救济金;不管是通过对农民实行补贴，还是对退伍军人进行施舍，只要能使经济崩馈不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传统的支传政府干预的社会力量的能量和那些受自由放任和政府中立的意识形态(在周围现实的冲击下，它很容易会被抛弃)影响极小的非资本家阶层日益上升的绝望，必须得给一个与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相一致的出路。美国的新政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采取了代价很低的这样的政策，即:政府承认和保护工会组织，建立有计划的援助农场主的机构和一些社会安全立法、对资金市场进行适量的监督，等等，使得罗斯福总统的首届任期能够防止那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本身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的大剧变。182

当时间赋予的思想结构不得不服从于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现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时滞”。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理由，即要小心谨慎地接受“新路线”。垄断资本的领导者，比起许多职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更高明一点，他们完全明白，重要的不是新路线理论本身，甚至也不是为贯彻它而产生的政府机构的复杂网络，而是谁将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执行这个基本问题。184

所以，那些由一些经济学家带着眼罩所观察到的、并被认为是第二位的问题的现实，对垄断资本来说，却被敏锐地看作整个问题的核心。于是，当社会经济中最糟糕的局面一结束，在罗斯福的第二任期的早期，享有大公司重托的个人就开始取代那些被1932年的民粹派运动卷人办公室的可疑分子，这是大企业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罗斯福所要抵制但却又无能为力的。但是，大公司对政府的控制，直到战后和后来的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职期内，才完全重建立起来。这样，政府甚至在其职员的成分上才又一次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的“委员会”，而不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委员会”。184-185

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完全懂得这种充分就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是不相容的。因为在持续不断的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在严重的压力下经营：边际的、甚至低于边际的工人不得不被保留下来，即使他们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相对微小;管理任务更为繁重，费用趋于上升。更严重的是，在劳动力卖方市场上抑制工会要求，使他们对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及其他相关利益的要求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变得更困难了。为了使职工各司其职，为了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纪律，也为了通过保卫企业家的权利和利润的根本来源而保住他发号施令的地位：即雇佣和开除的能力，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则是必不可少的。187-188

“太低的不充分就业使得劳动力缺乏弹性。在失业总数少于200万人的任何时候，即使普通劳动力也将缺乏。许多雇主必定倾向于保守技术，并且，工会也理所当然地在一资协商中处于支配地位。于是也就当然需要有更多的工人。但是要有相当太的花费。并且他们可能不是极为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把握反对如同具有大量真正失业那样的通货膨胀。那是一种生硬的顽固的状况，但却是事实。”《商业周刊》，1952年5月17日。188

在这种情况下，垄断性行业为一方的利益与基础性人口为另一方的利益之间建立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和谐的关系，“人民帝国主义”的统一方案—使用奥斯卡的贴切措词—是“充分就业”，把这个方案印在旗帜上，垄断性企业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大众对其独家统治的支持，获得对政府实行公开的和全面的控制，并毫无疑问地能决定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个方案对工人运动有吸引力，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能使公众满意，并把对垄断资本制度的所有反对消灭于萌芽状态。206

的确，在“任何支出都是好的”的原则的庇护下，所有关于资源利用合理性的探究都变得毫无意义。无论其性质、生产能力或其对人类福利的推进如何，垄断性行业的任何支出不仅由于通过了关于盈利性的严峻考验而变得神圣化了，而且也因其对收人与就业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而变得神圣。207

确实，将经济剩余很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堆积物资及加倍雇用非生产性工人等有组织的浪费，能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必要的“外在动力”，能充当对萧条的直接补救办法，能止住蔓延的失业所带来的疼痛。但像许多其他的麻醉剂一样，其适用性受到限制，其影响也是短暂的。更糟的是，它还经常恶化病人长期的身体状况。208

所以，作为长期政策，为维持已定的收人与就业水平所需要的政府支出至少必须与税收收人相匹配。但这意味着，政府支出必之须保持在划定的范围内。因为尽管它吸收了一部分经济剩余(以公司利润和个人储蓄的形式)，但是它具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使用的税收机制的性质，使它必定也减少了消费支出。所以形成了一个矛盾，即政府为维持理想的收人与就业水平所必须支出的经济剩余量越大，已形成的剩余也越大，因为它夺取了在其他情况下叮能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收人。只要税收总量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都好控制。211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税收政策的本质在于把私人占用的经济剩余充公的税收份额降到最小，并同时增加构成追加经济剩余的份额。这条基本原则虽然是资本主义税收减少的基础。它们是这样计算的：使归私人占用的经济剩余的数量最大化，使经济剩余释放出来并供消费使用的数量最小化。213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投资不足并不能归因于可投资资金的不充分或利润水平(税后)不令人满意。实际上，发达资木主义经济中过多的利润和可投资资金的过剩是经济中垄断和寡头垄断部门的特点。而与之相伴的是经济中竞争性部门的利润低下和资本短缺。214

关于经济中的竞争性部门，其影响会大不相同。在竞争性部门中，如果以前的投资是为不满意的预期利润或可投资资金不足所阻碍，那么减税确实能带来投资的扩张。但是，从经济中竞争性部门相对低的资本密集程度及其长期的相对缩减的角度看，这样的扩张能否足以对整个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仍令人怀疑。意在推进向分配与服务行业等已塞满的领域及类似的竞争性活动投资的政策的合理性更令人怀疑。214-215

因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高度不稳定的。由于无力推行能带来真正的充分就业与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得不放弃生产性投资和消费的有组织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主要依赖军备开支以维持繁荣与高就业，借以获取利润和公众的支持。但是，在制造“全民幸福”的幌子下，这样一个方针致使国民经济剩余不断损耗，它并没有使人民的实际收入得到任何提高。215-216

更加急切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对公众的意识形态进行“加工处理”，以保证其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为获得对军备计划的普遍接受，政府必须有组织地向人们脑子中灌输外部危险的存在。不间断的且由政府和大企业赞助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宣传运动意在取得对重大问题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一个有经济和社会重压的复杂的体制形成了，其目的在于平息独立的思想和消灭一切“不受欢迎”的科学、技术或文学表达。一个腐败的蛛网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形成，并把原则、诚实、仁慈和勇气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来。庸俗的经验主义的冷嘲热讽摧毁了道德素质、对智慧的尊敬和在广大人民阶层中辨别真伪的能力。对原始实用主义的强调和对控制与操纵的“科学”的强调消灭了任何带有人类活动目的与目标的偏见，它以提高效率本身为目标而不管“有效”的目的是什么。216

同时，另外一种战争的危险在不斯增加，这就是所有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会寻求重建帝国主义对当今世界上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的统治，但这种可能性可能比我们经常假设的要小得多。不仅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居住着人类的1/3不斯地变得更为强大;而且，这种战争很有可能会导致帝国主义体系的全部瓦解。很少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和非独立国家会认为这样一种冲突不是民族和社会革命的信号。217

 

把鼓吹先发制人的战争留给其政治随从中的过分热情者和军事侍从中的过分冒险者，垄断资本的负责任的政治家看来愈加倾向于宁愿选择“冷”战而不愿选择“热”战，宁愿选择较小的警察行动而不愿选择全面战争，宁愿选择危险的气氛而不愿选择危险本身。这样一种安排使他们对两个领域中较好的一部分感到放心:即建立在大规模军备开支基础上的持续繁荣，对恐惧的人民和政治上顺从的人民的持续统治，与之同时又能避免将要把资本主义秩序葬于瓦砾之下的原子冲突。219

 

更糟的是，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安排，濒临深渊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法。大量军备支出的刺激仍不足以维持持续的繁荣和高就业。这个推动力必须不断加强，支出必须保持增长:如果想要留在原地，制度必须加快运转。但是，军事机构越大和越持久，武器的贮存越大和越复杂，生产军事供应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更强大。并且，军事机构越大和越持久，“以实力作交涉”的引诱越大—这意味着给较小和较弱的国家下最后通碟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就用武力支持它们。因而，战争之火自动点燃的危险和意外爆发战争的威胁会常久存在。“但如果一个国家能学会通过其国内政策保持充分就业的话。。一那么将不会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力量使一国的利益侵犯其邻国利益。”②凯恩斯的这个深奥的见解包含了问题的一半，对他来说完全模糊的问题的另一半被他的一个最出色的学生清楚地看透了:“当今，任何一个既有力量又有意愿去弥补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缺陷的政府，将会拥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消灭的意愿和力量，而有力量保留制度的政府却缺少弥补其缺陷的意愿。”220

 

然而为了掌握资本主义世界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各自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有可能同时也必须抛开各个别事例的特殊性，而集中研究其共同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无不采用这种抽象分析法。不管是马克思的“纯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的“代表性企业”，还是韦伯的“理想模型”，都是舍弃掉一种现象的次要属性，集中研究其根本属性，这是进行任何研究分析的主要方法。221

 

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它所得出的“模型”，对于某一特定事例来说，并不能完全吻合，并不能包罗其全部特征或具体情况，但这并不重要，也并不能构成对研究方法本身或其直接结果的否定。如果模型吻合它的目标，如果它成功地掌握了实际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特征，则它比拥有无论多么大量的详细资料和特定数据更有助于对现实过程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只有借助于这一模型，借助于思维中清晰的“理想典型”，才能给有组织的研究所不断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赋予实际意义，这些研究常常更作为对真知灼见的替代物，而不是对之有所帮助。221-222

“……虽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没有哪两个国家会遭遇完全相同的困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而临大致同样性质的困难，并由于受制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压力，往往会发现彼此的处境十分相似”。222

在西欧，商人资本积累数量特别多，而且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一点是高度集中，这主要是由于西欧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为早期航海事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海上及沿岸贸易的迅速扩张促供了可能性。其次十分反常的是由于西欧国家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而且当时它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而不是比较先进于它进行商业渗透的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发生了竭力攫取他们在邻近地区所得不到的各种热带产品如香料、茶叶、象牙、靛青等，并尽力进口一些珍贵的东方手工艺品如高质量的布匹、装饰品、陶器等，最后出现了野蛮地掠夺国内奇缺的贵金属和宝石。随之而来的远距离贸易，伴之以海盗行为，非法抢劫，贩运奴隶，以及金矿的发现，导致了巨大财富迅速集结到西方欧洲商人手中。225-226

这种财富具有通常的滚雪球的趋向。航海事业的需要给了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以巨大的推动力。造船、海外征战的装备，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为保护自己和为与外国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用的武装和其他供给品—所有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连锁反应的原则得到充分发挥，各种外部经济越来越多地得以实现，经济也得以进一步加速发展。这里我们毋需详尽追溯积累起来的财富逐渐转向工业目标的各种方式。富有的商人参加制造业以保证他们获得稳定和价廉的供应品。变得富裕的手工业者，或与有钱的贸易商人合伙，扩展他们白娜圣营规模。经常还出现有钱的地主也参与工业(特别是采矿一业)，从而奠定了更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更牢固地置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日益积极地帮助和推进萌芽中的企业家。他们“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力，来大大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226-227

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不为封建主义的侄桔和阻力所阻碍，得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资源的开发。其社会和政治潜力既未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所耗竭，也未为克服封建时期的各种传统势力所削弱。对他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展的唯一阻力来自外国的统治。228

这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决定性的一点并非是打进印度、中国、东南亚、近东和非洲各国的西欧企业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打人北美的企业家。他们同样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浸透了自我追求的理想，从事掠夺成性的活动。最主要的不同是他们在进人亚洲、非洲时所发现的情况，那里是一个与在美洲、澳洲所遭到的迥然不同的世界。

在那里气候和自然环境也许很吸引西欧殖民者，但他们面临的是有着丰富和古老的文化，仍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初期的有组织的社会。那里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原始的和部落性的，但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排除了西欧人大规模定居的可能性。结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西欧来的人迅速确定在亚、非两洲的东道主国家榨取尽可能多的实益，并把掠夺品运回本国。这样他们从事肆无忌惮的掠夺，或者以贸易稍作掩盖的掠夺，从渗人的土地卜取得和运走了大量财富。“在这种贪得无厌的榨取中，17和18世纪的殖民政策和前几个世纪的十字军和意大利城市武装商人劫掠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领土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①这种“在欧洲以外直接掠夺、奴役和杀入越货而夺得的财富，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特化为资本。”②

这种把财富从非欧洲国家“单向特移”到西欧国家的重要意义，通常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占财富增加国或被劫走国总产值的数量比例来衡量而被模糊了。229

不单是即使按照这一标准，其数量也很大，而且还因为它们对于西欧发展和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们的性质，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经济地位。确实的，不管他们从海外掠夺中所增加的西欧国民收人占什么份量，它们毕竟使它得以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成倍增长。229-230

 

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冲破这些国家悠久的农业经济模式，使之转向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把受它们人侵的所有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摧毁无遗，并且迅速扩大和加深了商品流通的范围。由于外国企业肆无忌惮—在许多国家是大规模地—占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用作种植园和其他目的，并使农民的手工业产品置于与西欧工业出口品的绝望竞争之下，西欧国家创造了一支巨大的贫困劳动力队伍。②这样就扩展了资本主义活动的范畴，它推进了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和财产关系的变革，并建立了为实施这些变革所需·要的行政机构。230

西方资本主义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的入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某些作为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加速成熟，又以同样的力量阻碍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产生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把这些国家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中，不可能不窒息他们的幼稚工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展，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极大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231

因此，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展势力范围内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发现自己生活于封建主义黄昏和资本主义黎明的昏暗时期之中，经受着两个世界的最恶劣的命运和帝国主义强行征服的苦难。他们在饱受本国封建地主的无情的受传统约束的压迫之外，又遭受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冷酷的、行业上最大限度的统治。他们从封建主义历史所继承下来的蒙昧主义、暴力行为和资本主义现在的理性和精于算计的贪婪性结合在一起。他们加倍地劳动，但其果实并未能增加他们的生产性财富;这些果实流向国外或用来维持国内寄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生活于无底的苦难之中，而看不到光明的明天。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而得不到资本积累。他们失去了历史悠久的求生之道，他们的艺术品、手工业，而没有现代工业来提供新的替代物。他们虽被置于广泛地与先进的西方科学相接触之中，却仍摆脱不了最绝望的落后处境。231

印度的落伍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归咎于印度“种族”的某种特有的缺陷。②根本原因在于从英国开始统治起，其资本对印度的彻底的、野蛮的、有计划的掠夺，其掠夺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十分罕见，连当时的印度总督塞里斯布瑞侯爵也于1875年发出警告说:“即使要榨取印度，这种榨取也要明智些。”232-233

 

迪格比认为，“据估计从‘普拉赛’到‘滑铁卢’时代，这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英国从印度大约掠夺了5亿到10亿英镑的财富。以之与19世纪初，在印度的全部股份公司的总资本为3600万英镑相比，这笔财富之巨可想而知。”印度的权威统计学家K·T沙和K·J·堪姆伯特计算出：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英国每年以这种或那种名义占用的财产占印度国民总收人的10%。②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20世纪的这种占取，比之18,19世纪来说还是小的。我们还可以确信，这一比率缩小了英国对印度资源掠夺的范围，因为它仅指直接的财富转移，并不包括英国强加于印度的不利的贸易条件所带来的损失。233

 

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和作为其中一个组  成部分的把资金转向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凡是它采取不可抗拒的  进程的地为，都造成了大量的灾难、痛苦、穷困。社会经济剩余不仅改变了用途和带来了社会骚动、斗争和苦难，而且，其大部分来  自对营养不良，衣不遮体、流离失所和劳累过度的劳苦大众的榨  取。这种经济剩余—尽管只是其中不完全的一部分—还被用  之生产性投资，为最终的生产率和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把英国从印度榨取的大量经济剩余投资于  印度，那末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与目前的这种暗淡景象大相径庭。  现在来探究如果那样，印度经济发展是否会达到与其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国民的发展潜能所允许的程度是毫无意义的。235-236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重新政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割断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236

就这样，驻印的英国政府机构有计划地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所有组织和基础:它的土地和税收政策，毁坏了印度的农村经济，而代之以寄生地主和放贷者。它的商业政策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产生了印度城市中一些臭名远扬的贫民窟，那里拥挤着成百万饥饿病弱的穷人。它的经济政策摧毁了任何真正工业建设的萌芽，促进了各种投机商、小商人、代理人和各式各样的食利者队伍的扩大，这些人在日益腐败的社会夹缝中，勉强地挣扎着。

“像这样，英国培养出许多新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来维护它的统治。这些新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是与英国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特权也是以它的继续统治为基础的。此外，还有许多地主和邦主，以及从村长以上到在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充当低级服务人员的人们。除应用所有这些方法外，在整个英国统治时期贯串着在印度人民中间制造分裂并鼓励一种人牺牲另一种人的精心策划的政策。”237

“200多年来，百般抑制增长和变化……社会僵化成在法律上不可改变的阶级社会……武士阶层的供养不断地掠取社会经济剩余，几乎没有经济剩余留作投资之用，……封闭的阶级体系窒息了创造力，并往往把劳动力和有才能的人冻结在传统的职业上。要扫除这些工业发展的障碍是不可想象的。” 托马斯，C.史密斯《日本的政治变化和工业发展;政府企业，1868-1880》240-241

就前者而言，政府不余遗力地从深受压迫之苦的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当时的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7任一75%的人日从事农业牛产，经济剩余的大部分不得不来自农民。②这可以从日木发展的显著特征中得到证实。日本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农业的封建关系和强大的、集中的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相结合，通过各种手段加快资本主义事业的成长。③实际上，重建的现代化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新“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阶级及结合起来，导致农民的负担明显加重。243

 

如果说19世纪前半期农业直接生产者留存的农业产出份额还有39%，那么，在明治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后，这个份额下降到32%，直到1933--1935年才达到42%。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农村在日本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国内殖民地的角色。243-244

除了残酷地直接榨取农民的传统政策外，还有许多其它措施被用于使总经济剩余最大化。非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程度—这在充满农业过剩人口的劳动力市场上是很容易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系统地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不仅使收人再分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且，通过使先前未加利用的资源得到利用，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剩余。③但是，对资本原始积累做出最主要贡献的是:发行政府债券以补偿交出土地的封建地主，并由政府承担其债务。244

然而，尽管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资产阶级的财产，创造大量新的财富，并为已有的和潜在的商业阶级提供更多的可供使用的资本，但这种努力本身并未能触发资本投资于工业的浪潮。就像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最后阶段一样，明治维新以后，单靠大量财富集中于商人手中，甚至伴之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并不足以促使企业家们的行为从商业转到工业上来。“许多……商人家族，尤其是三并……确实在工业发展中起了很显著的带头作用，但在明治统治时期的头几年……商人们几乎结成一团，坚持从事传统的经营活动—商品投机、贸易和放债。”资本原始积累远还没有完成;日本仍然处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245

明治政府走得更远，它在铁路建设、造船、通讯系统、基础产业和机器制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日本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已讲得很多了:日本政府在加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工业化过程。这种政府政策如何贯彻是相对不重要的，某些政府投资直接从不再要付给武士的俸给中获得资金—这笔俸给在早些时期几乎汲干政府平时的收入。其它的投资则由于政府给投资者以广泛的担保而得以实现。另一些投资则是受到政府允诺购买新建企业许多年的产品的鼓励。不论采取何种途径，其结果都是工业资本的力量的极大增强。246

因此，在日本早期工业发展史中(像其它早期国家一样)没有看到多少像我们现代历史重写者描绘成所有经济进步的最初创造者和推动者那样的勇敢而创新的企业家。①这当中的理由是不言自明的，确实，如果要说这方而有什么明显的事实的话，那么就是，政府为引导资本从它最有利的投机和高利贷活动中转移到生产性企业方面所提供大量保护和利诱。246-247

日本是亚洲(以及非洲与拉丁美洲)唯一逃脱沦为西欧或美国资本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地位的国家，使它有机会独立发展国民经济。说个问题很复杂。那是因为许多独立因素或多或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日本获得了这种好运气。

在这些独立的因素中，最根本的是—联想起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反差论—日本人民的贫穷落后和他们自然资源的贫乏。247

“日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出来作为外国产品市场或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基地。”这样，日本对西欧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吸引力远不能同其它地方相比，如拉丁美洲的金矿、非洲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印度神话般的富饶或中国想象中的庞大市场。247-248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侵略已达到高潮，主要西方国家的精力已经被其它事务缠住。尤其是英国这一世界主要殖民列强已经深深地为欧洲、近东、印度和中国的事务所缠住，无法再卷人军事上最没有利益可沾的征服日本的行动。英国扩张主义力量的这种紧张状态加速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殖民政策性质和方向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像是被一场“与假想对手做拳击练习”的政治争论—其结果是保守党完全同意帕默斯顿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精神—所掩盖，但它实际上意味着殖民政策从旧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和原始资本积累的海盗式掠夺性质向着更巧妙、更复杂的现代帝国主义战略的转变。248

摆脱西方威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给日本随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得日本得以把它的经济剩余投资于自己的经济，而且日本没有受到西方“猎财者”、士兵、水手和传教士的大规模入侵，从而使日本没有树立起对外国的极端恐惧和僧恨。而这种对外国的极端恐惧和僧恨，大大地延缓了西方科学在亚洲其它国家的传播，西方作家经常提到并高度称赞的日本对西方知识的超乎一般的接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幸运的境遇，即西方文化不是在枪炮的威胁下带人日本的，西方思想和西方技术也不是像在中国、印度和其它现在不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和掠夺、放火以及屠杀结合在一起传人日本的。这就使日本保留了一种社会心理“气候”，使它对输人西方技术人员，派遣青年到西方留学来吸收西方科学不抱敌意。249

他们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建立如铸铁、军火和造船等战略性产业。然而，这些强加在封建落后的社会上的现代工业飞地，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作为倚托，始终成为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经济中的不起什么作用的异体。

60年代事态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变。外国威胁不再仅仅是对日本国家独立的威胁，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市场毫无保护，大量外国商品充斥日本市场。日本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明治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采取了与它所代表的经济集团利益相适应的符合它所解决的间题的性质的政策。只建造少数军工厂或储存武器是不可能阻止外国的竞争和人侵的，迫切需要的是迅速发展能够支持现代战争和对付外国竞争冲击的完整的工业经济。250

实际上，决定着落后国家命运的力量仍然对现在的状况有着重大的影响。今天，它们的形式虽有变化，强度也不尽相同，但它们产生的原因与趋向并未改变。它们曾经控制了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命运，现在仍然如此，而且，以什么样的速度和办法战胜这些力量，决定着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资本主义闯人现在不发达国家历史发展的方式使得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环境没有能出现。253

正如“不发达”一词所表明的那样，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很低，它们的入力和物质资源远未充分利用，或者说完全未被利用。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象征着一种经济停滞、技术陈旧、社会落后的体制，根本没有成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样，从经济剩余取决于总产出和收入这一点来说，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剩余必然很少。253

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所说的第二项必要条件，它是完全具备的，即生产性人口的消费已经降到了最低可能的水平(这里所说的“最低可能”水平相当于潮口的最低限度，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甚至显著地低于这一限度)。这样，较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尽管在绝对值上很小，但在总产出中却占了很大的份额—即使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份额更大，也至少与之相仿。254

然而，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农业产出的相当大部分是由只能糊口的农民生产的。就是这些农民构成了农业人口的主体。总的来说，他们拥有的土地很少，生产率<每人和每亩土地)极其低下。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农民的边际生产率是如此之低，就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业人口离开农业，也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下降。254

几乎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那些小块土地的大部分并不属于农民所有，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地主那里租来，有些则租自国家。但无论是自有的或租来的，这些小块土地不仅要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而且要支付地租或税收(或是两者都要付)。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土地还必须承担偿付债务的利息，这些债务或者是为了当初获得土地，或者是在歉收年份或发生意外事件时为了维持生计而承受下来的。在所有不发达国家糊口农民所承担的租金、税收和利息都是很高的。它们通常吸取了农民菲薄的净产品的一半以上。另一吸取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子是他们被迫面对的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被各式各样的中间商剥削，把仅有的很少的农产品以低价出售，而按高价购买他们所要买的少量工业品。就这样，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在较小程度上还加上国家，都把农民的农业经济剩余榨取光了。255

农业整体而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剩余可能要占到总产出的一半，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一半。显然，国民产值中这一重要部分的使用对不农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明显的是，在所有不发达国家，这一经济剩余的大部分并不是用于扩大和改进它们的生产性工厂和设备。被地主阶级榨取的经济剩余中的相当部分被过度消费所消耗掉了。曾经激起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其它古典经济学家愤怒的这种过度消费仍充斥于落后国家。豪华住宅、奢侈生活、搜取作为财富和地位象征的奇珍异宝、仆从如云、玩乐无度、游山玩水，这些方面占了土地贵族的收人和支出的主要部分。①对土地贵族来讲，把收入用于改良土地或购买先进农业工具是毫无吸引力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是由传统、生活习惯和地主阶级特有的社会习俗所造成的。然而，它在极大程度上是适应于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的。255-256

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报酬回收很慢，因而不发达国家盛行的高利率极大地阻碍了把资金投之于农业改良上面。同时，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还使得这种投资有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完全有理由不为因承担面定债务责任而套住，而贷款人也完全有理由不对农业作长期贷款。256

如果土地为小佃户所经营，情况将变得更糟。绝大多数应用现代技术的农业改良措施都只能在大规模耕作条件下实现。无论是拖拉机还是收割机械都不能在小块土地上充分发挥效用。而且，即便在不论地块大小，都可以进行农业改良的情况下，例如，整个地区的灌溉设施，土地所有者进行必要投资的动力也很微弱。256

因为在租金高昂和佃农生活水平极低的条件下，他会发现在经过改良的土地上提高租金，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投资在出租土地上所能获得的生产率的提高，将会增加佃农的收人，但很难指望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投资得到报偿。257

那些节俭的幸运的土地所有者手中所剩的收益也不用之于改良土地，他们被贷款的高利率所吸引，直接地或通过中间人把资金用于放债，或是用之于购买那些破产农民和其它土地所有者抛售在市场上的土地。257

这样，虽然农业生产的经济剩余中很大部分属于可以用于投资的潜在剩余，如果过度消费和各种非生产性支出得以制止的话，但其实际剩余却深植于落后社会结构的经济毛孔之中，对生产率提高不起什么作用。而相信经济剩余的浪费和误用一旦消除，就具备了促进农业投资和产出持续发展所需的全部必要条件，则是一个误解。正是这种误解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土地改革—打破大种植园制、向无地农民分发土地、免除佃农的沉重负担—可以结束落后国家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毋庸置疑，那些措施的即时效应会或多或少地显著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人。然而，收入水平如此低下，即使在大片种植园被分割为众多小块土地并且在租余已经彻底取消之后，其收人增额中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节余的话，也将是极少的。进一步说，这样取得的农民生活水平的任何提高都必定是短暂的。人口的增加必然会使土地进一步分割，并使人均收人回复到先前水平或是更低水平，从而使生活水平的提高迅速化为乌有。更为糟糕的是，土地分割会降低落后国家农业的首要任务，即实现总产:出的迅速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因为一个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极少有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诚然，它也可以通过改良种子，增施化肥等方法提高一些生产率。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生产率和产出的大幅度提高有赖于专业化，应用现代化机械设备和动力，而这只能在大规模耕作条件下才能出现。257-258

土地改革如果发生在一般的落后国家中，只会阻止而不是推进一国的经济发展。虽则，它短暂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它却会降低总产出，并使原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目的的少量经济剩余也消耗殆尽。①更为严重的是，原有和新增的糊口农民消费的增加和生产商业性作物大种植园的分小，将会大大减少以前可以供给城市的那部分农业产出:粮食、工业原料或出口农产品。258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这个问题是通过多种方法解决的。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席卷了农业，并巨兴起了一场土地的逆向革命，来取消原先由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农业发展到新的水平，导致了农业“资本化”，出现了生产在资本主义农场主手中集中的新局面，并促使蝴口农民分解为农业工人和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家。其次，通过提供工业就业岗位的诱饵，但主要靠使用棍棒政策，把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劳动力，从而减轻了农业家庭的人口压力，同时提高了其余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再次，通过扩大工业，它能向农业生产者出售制成品，购买其农产品，既保证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粮食供应，又向农业提供了生产工具、化肥等，从而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258-259

一位德国作家曾经说过，厨房里是否有肉从来也不是在厨房里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的命运也从来不是在农业领域中决定的。发生在农业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尤其是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尽管这些活动最初主要是由农业发展的进程所规范的。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一现象也许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明显;但不管怎样，这一现象同样存在。260

个体农民或小地主的无知、狭隘和贫困，只有少量农业品可供出售，使得他们成为商业剥削的理想对象。处于资金短缺的困境之中，尤其是在歉收和跌价年份或者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件，他们就不得不乞求预付货款，支付这类贷款的高利息，并接受买主提出的任何价格。在收获年度结束时，只获得极少的现金，他就只得再借，签订对他极不利的契约，再从购买他的农产品的商人那儿购买他还能买得起的制成品，这样他就完全依赖于“他的”商人和放款者。自不必说后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261

（商人）农业结构性失业人口的消费来源于农民大众赖以维生的生活资料。只是在他们提高了农民最低生活费的意义上，他们也挤占了经济剩余。这也就减少了地主可能榨取的经济租金。当然，从大量商业人口的生活资料也来自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而言，两者来源并无二致。但从更广的意义来看，它是建立在别的阶级：地主、外国企业家和国内工业主的剩余转移基础，仁的。为维持寄生阶级而分掉的这部分经济剩余转移，实为资本积累的一大损耗。262

重要的是，商人阶级中的游民资产阶级消耗了整个阶级所获得经济剩余中的很大部分。更让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个阶级富裕成员的资本积累通常并未转化为非农经济的第二类别：工业生产。这些资本绝大多数零散分布，却得以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有利可图的机会，在那里很少的资本可到处钻营，各笔交易都收益甚丰，资金周转极快。而持有大量资金的商人从事购买土地收取地租。、为西方国家企业承担辅助性上作经营、进口、出口、货币贷放和投机买卖则有更好的赚钱机会。从而，虽然存在着把资本和经营实力从商业转向工业的可能性，但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263

 

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出现的各种制成品市场都未能成为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这些市场被殖民者和不平等条约突然轰开，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市场”的附属物。

事态的这种变化，大大刺激了西方工业的增长，但却熄灭了当今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火苗，没有这种火苗，这些国家就谈不上有工业发展。这些国家在处于即使是最坚定的自由贸易拥护者也会建议保护幼年工业的历史关键时刻，即最需要建立这种保护的时刻，但却被迫经历一种可称之为扼杀幼年工业的社会体制，从而影响了随后的事态发展。264

 

由于他们对制成品需求十分有限，而进日商品大量拥人〔且廉价供应〕，这些国家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就再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且，没有这类投资，一也就不会有进一步投资的可能。因为投资是由投资来推动的:一项投资行为激发另一项，而第二项投资行为又为第三项提供了基础。事实上，正是这种投资的集结，它们的同步发生，才能发起向工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连锁反应。但是，正如投资的自我推进一样，缺乏投资就只能长此以往缺乏下去。264-265

 

在这样的环境下，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商业向工业阶段转移的小型工场就无以滋生。而后，当由于必要的关税的建立或由于政府的特许，出现了从事某些工业生产的可能性时，这些企业则时而由外国人所创办(通常与国内利益集团相联合)，他们把自身的经验与“技术”运用于新事业七。他们建立各种大规模现代化工厂，生产出质量上与设计上都与先前从国外进口相似的商品，其产量甚至足以满足当时的市场需要。尽管这种企业通常需用大量资本，但花在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却很少。大部分支出则用在国外购买外国制造的机器、外国专利等方面。因而这类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应是相当微弱的。面且，一旦工业中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有限的需求和所要求的巨额投资，就大大减少或完全消除了另一个企业进人同一领域的机会。265

 

来自外国的舶来品毁灭了民族手工业，窒息了受害国家幼弱的小工业，却没有向被挤掉的手工业者在工业中提供任何其他职业。相应的工业扩张发生在西方。就这点而言，新建立的企业不失是一种矫正。它们至少使原先分工中的某些加工过程回归国内，至少在国内吸收了某些工业投资，至少为国内劳动者提供了某些就业机会和收入。然而，这样的矫正是不够的。它不仅没有能完全补偿先前造成的损害;它所采取的办法也无异于滋长癌性肿瘤，其危险程度并不逊于它在最初部分地治愈的恶疾。266

 

垄断工业一方面通过阻碍资本和劳动力从流通领域转向工业生产领域，延长了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垄断工业既没有向农产品提供市场，又没有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也没有向农业供应廉价的工业消费品和农用工具，却强行使农业回复封自给自足的境地，使结构性失业一直存在下去，并使小商人、家庭手工业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266-267

 

这样，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资本主义走过了一段特别的发展过程。在经历了孩提时代的艰难与挫折之后，并没有出现年青时代的健壮与富有生气的风貌，却过早地显示了衰老、颓废的可悲症状。这就在前工业社会停滞不前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制约影响。落后国家中被垄断企业所攫取的巨额经济剩余并未用于生产目的，既未再投资于本企业，又未用于发展其它事业。就它未被外国股东老板携出境外那部分经济剩余而言，它的使用方式与土地贵族极其相似。它供养了受益者的奢侈生活，用于建造城市和乡村的豪华住宅，花在雇佣大批奴仆，尽情享受等上面。余下的部分则用于购买能获取地租的土地，用于为各种商业活动的融资，高利贷和投机方面。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去路是把数目可观的钱财转移到国外，作为防止国内通货贬值的筹码，或者作为确保自己在国内发生社会和政治动乱时作为一种退路的储备金。267

 

虽然，这些外国企业的一部分经济剩余直接在不发达国家消费掉(如支付当地高级管理人员的高工资)，但大部分盈利(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积蓄)被转移到境外。这就使得它们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所作的贡献比之本国工业还要小。268

 

阿瑟·索尔特用英国发展史作引证:“在到1870年后不久为止的前一阶段内，它对海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出口超出进口的余额。从1870-1913年期内，整个海外投资由10亿英镑上升到40亿英镑，其中新增投资只占这段时间里投资收益的40%”荷兰、法国以及以后的美国在海外投资的增长状况也与此极为相似:主要都是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的反馈。②这样西方在不发达国家资产的增加只有一部分是来自资本输出，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它本质上是把在海外获得的某些投资利润再投资于海外。

鉴于有些人对于西方资本家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的神圣财产权遭到践踏时所表现的愤慨之情，了解上面的情况是重要的。269

 

企业在将利润用于扩大生产或建立分支机构时，把很大一部分投资用之于购置本国生产的设备。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因为所需要的机器东道主国不生产，同时投资的企业及其人员对本国制造的设备更有所偏爱。结果，随着投资物品的定单飞向先进国家的产业，外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增建工厂或扩产所引起的这种投资行为以及日后的设备置换，实际上只能是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不是不发达国家内市场的发展。270

 

在委内瑞拉，石油占全国出口值的90%(并在国民总值中占很大比重)，但石油业仅仅雇佣全国2%的劳动力，①而用本国货币支出的费用(不包括对政府应缴纳的费用)不超过石油出口总值的20% ,③其中约7/8用来支付工资，其余用于在国内采购。在智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8%的劳动力在矿业或相关加工行业工作，但这个比例已持续下降。”③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未发表的报告，该产业产值中用在当地的支出也只占2O%左右(其中工资和物耗费用的具体比例不详)。271

 

这种论断，就其实质来说是基于以下的认识，首先，对外国投资的收益向海外转移并不认为是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侵占，因为如果没有外国投资，也就很明显不存在这种转移。而因为没有这种转移，就不会有外国投资，这些传移本身就意味着转移出去的国家并没有实际支出什么。因此，不能认为对它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利的影响;④其次，据认为外国企业的经营，通过把它产值的一部分提供给当地人民以回报他们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其总收人;第三，他们指出不论外国企业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福利有那些直接贡献，它通过传授给那儿的资本家和工人以发达国家的经营管理技巧和技能，同时，通过刺激建造公路、铁路、动力站等设施，间接地作出了贡献;最后，他们强调，通过缴税和支付矿区使用资，西方企业交给了资源国政府一大笔资金，使它们可以应用于自己的国民经济发展上。275

如果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不被开发的话，就不会有产出，也就不会发生利润向海外转移，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恰恰推翻了前面第一个论点的根据。因为我们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在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就不会在某一时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按照比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有利得多的条件，开发利用其自然资源。如果外国投资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彼此独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不必考虑。然面，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为日本所令人信服地证明那样，并且还可以从下面看得更清楚，这种独立发展是不可能设想的。事实上，作这样的假定等于是取消问题，并且从一开始就预先据定其结论。276

 

当出口主导型外国企业的产品不是再生的农作物，而是矿物、石油等矿产品时，“没有作出牺牲”的说法就显得更难令人信服了。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产地国人口的流离失所和传统生活基础的破坏与大种植园农业所引起的后果相比，也许程度要轻一些，但决不是微不足道，而这种原材料开发方式的长期后果也同样惊人。的确，没有理由认为不发达国家原材料资源是一种采之不尽的、不需付钱的物品。即使就全世界而言，原材料的竭耗这一恶魔的到来可以暂不考虑，但就某个国家和特定的原材料来看，其危险远非次要。①这样，对于目前许多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目前所可以从天赋的原材料产品中获得的菲薄收人无异是在被迫出卖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好前途，以换取一点蝴口之粮而已。  278-279

 

因为“投资滚雪球效应”几乎等同于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外部经济”的存在，而能够带来外部经济的建筑设施，则不一定能导致更多的投资和总体上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同时进行国内投资项目，表示进一步的分工，引起内部市场不断扩大，就能产生一种副产品即“外部经济”，它反过来又有助于促使进一步的分工和进一步的投资。但要使投资条件的改善确实带来更多的投资，就必须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有可能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的那样的水平。281

 

当问及这些设施是为谁提供外部经济时，其含义就一目了然了。只要浏览一下官方经济学家以及各种大贸易公司控制的机构的言论，就能了解像这些在不发达国家里创造出来的“外部经济”条件，将主要有助于西方国家企业对不发达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更有甚者，特别强调政府必须对这些工程提供财政援助的说法，反映了由来已久的关于国家和垄断企业之间“和谐合作”的经营思想，它要求前者应承担起建设及使企业正常运行的作用而尽少对企业的金融状况进行“干预”，后者则尽取其利，而尽少“干预”政府财政。282

这样，纳尔逊·洛克菲勒先生和他的同行就强调：“由于原材料短缺日趋严重，加快扩展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梅森教授则指出:“如果辅助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电站等这些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不扩充，这种生产发展是不可能的”，至于应由谁来梅钱进行这些必要投资，以及在确定辅助设施的投资时以何者为主(指加快和扩大在不发达国家里原材料生产或者有助于该国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却都不置一词。282-283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使这些辅助设施的设计和布局完全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技术要求相适应，但只要它们是人为地注入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外来体，那么其积极作用仍将是零(或为负数)。因为不是铁路、道路和发电厂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才导致了铁路的修筑，道路的建设，发电厂的创办。同样的外部经济条件，如果发生在一个正经历着重商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给商业资本提供外部经济。因而，英国于19世纪后半期在印度、埃及、拉丁美洲或其它不发达世界创办的银行，并没有变为工业信用的供给者，相反却成为与当地放贷者在利息上进行竞争的大商业票据交易所。同样，建立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与出口的繁荣有关的港口和城市，并没有成为工业活动的中心，相反却集结成为向富有的买办提供“活动空间”的广阔市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小商贩、代理商和中间人。那些为满足外国企业需要而建立的铁路、公路千线，运河，也并没有演变成推动生产活动的动脉;它们仅仅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并为更加深人和彻底地对内地乡村进行商业剥削提供新的手段。284

外国企业对不发达国家所造成的主要危害，在于它凝固和增强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地盘，在于它延缓、实际上是阻碍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285

这是外国企业对不发达国家的进步所施加的真正重要的“间接影响”。它通过许多渠道渗透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决定性地规范它的整个演化过程。首先出现了一批在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内不断扩张和富裕起来的商人。不管他们是批发商(专门从小生产者那里收集各种商品，加以分档整理和使之标准化以后，再卖给外国公司)，还是将当地材料提供给外国企业的供应商，或是满足外国企业及其雇员各种需要的服务业主。他们中许多人能积聚大量财富，爬上了这些不发达国家内资产阶级的最上层。这些本国资产阶级中的买办从外国企业的经营中获取利润，对外国企业的扩张和繁荣至感兴趣，并运用它们的巨大影响，去巩固“现状”，使之永远延续下去。

其次是本国的工业垄断者。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内商业资本家及外国企业互相勾结和交织在一起，完全依赖于现存经济结构的持续，而一旦工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他们的垄断地位就将完蛋。他们所关心的是阻止市场上竞争对手的出现，乐于看到资本流入流通领域，对外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并不害怕。因而他们也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坚决捍卫者。

上述两者的利益与已经牢固地立足于落后地区的封建地主的利益并行不悖。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理由去抱怨外国企业在他们国家里的活动。实际上这些活动给他们带来了丰厚利润，这些活动常常为种植园的农产品提供出口渠道，在许多地方它们还提高了土地价格，并经常为土地贵族们提供赚钱的美差。

其结果是出现了致力于维持现存封建一商业制度的由富有的买办、强有力的垄断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结成的一种政治和社会联盟。不管以哪一种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军事法西斯独裁制度，或如中国国民党的那种共和政体—来统治国家，这种联盟绝不会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抱什么幻想。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会把它的特权和权力地位一笔勾销。阻碍着本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的这种政权，在城市或农村都没有真正的政治基础，只能在终日害怕周围贫困和难以控制的人民的惊恐中度日，唯有依靠豢养得较好的雇佣军这种“古罗马式卫队”来保持政权的稳定。285-286

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扼杀，才阻碍了其国内民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止了封建商业社会的被推翻，并保证了买办政府的统治。正是由于保存了这些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镇压各种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从属政府，才使得今天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继续进行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这些国家成为可能。286

当然，今天的帝国主义，不管是它本身还是它的惯用伎俩或意识形态外表，已不是50年或100年前的那种模样。正如对外国进行赤裸裸掠夺，已让位子同不发达国家进行有组织的贸易那样(在这种贸易中，掠夺已被一种无可指责的“正当的”契约关系的机制加以合理化和经常化)，这种平稳地进行贸易的合理性同样也已融入现代的、也更先进、更加理性化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如同其它历史现象的变革那样，当前的帝国主义仍旧包含和保存着它原先的行为方式，只不过将它们提到一个新高度罢了。它的核心特征是，它现在不单旨在从它的统治对象中马上榨取大量的分散的利益，它已不满足于能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内持续地取得这些财源。今天在组织得严密和经营有方的垄断企业的推动下，它所追求的是使这些滚滚而来的财源合理化，可以长此不衰。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的主要任务:阻挡，如果不可能则就延缓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287

事实上，这些好处的最大化似乎正是“第四点方案”和西欧殖民地计划的设计者们所主要考虑到的问题。显然—引用寒西尔·罗兹的一句名言—殖民地“胜利行动”的蓝图所感兴趣的是“土地，而不是黑鬼”，其主要着眼点是原料的开发。这就是“第四点方案”的本意，这一点已为方案的执行机构所直言不讳:“矿物和燃料资源的勘测、开发和合理地加工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技术合作计划的一个主要方面”—可以认为这是由于“那些将参与合作的地区的许多未开发的矿物资源对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也证明西欧殖民地恩主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目前的发展计划中，这些领地对于他们所属的自由世界(原文如此!)的防卫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原料的增产”。294

“社会服务的大部分支出应认为是为了提高工人效率和防止大量浪费的一种经济支出。”对殖民地人民表示友好的美国人也持同样的动机，这一点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梅斯尔斯‘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的报告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得出来:“在维多利亚一米纳斯铁路上的旷工数字由于疟疾得到有效控制面极大地减少了。这就有可能减少三分之一的养护工，从而又削减了从多西河山谷开采和运输铁矿石及云母石的成本”。296

这为我们原先提出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提供了答案。在当前受到石油公司支持的专制统治下，花费在经济发展上的钱要大大小于它可支配的款项，而且这方面支出的目的不决定于委内瑞拉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决定于外国资本的需要。因而，除了过分高的政府收人用作维持军事系统外，只有很少部分用之于农业的改进，大量支出花在公路、机场和码头等设施的建造上，花在加拉加斯城市的惊入扩展和现代化上，花在对在委内瑞拉营业的外国资本需要的类似工程上，而对建成平衡的国民经济则贡献很小。②由于政府遵照它的美国支持者的指令，不侵犯为私人投资所保留的领域，它的支出就只限于向自由企业提供“外部经济”来源。但因为委内瑞拉像所有其它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仍然经历着实质土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并且由于我们先前谈到的各种理由，国内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对工业投资的动力(和可能性)，这种由买办政府提供外部经济所促成的工业投资基本上都是外国投资。而外国资本—即使迎合国内市场—也主要是投向生产消费品的组装车间或工厂以满足因政府大量支出而形成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这种主要为实物的投资很少能扩大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而且不能促使为发展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业的形成。305

正如梅森教授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消除某些极高收入者的逃税，需要实行远较提高行政效率更为深远的变革。”自不必说，国内征集来的经济剩余的利用模式和由外国企业转移来的剩余是无法区分的。308

“今天已很清楚，”《经济学家》指出:“政府和公司是抱成一团的，并且在今后许多年里任何一方伙伴都离不开另一方。”“为了加强和巩固这种合作关系，公司的母国政府会帮助消灭落后地区可能崛起的进步运动，他们给听话的买办政府提伊外交的、军事的和财政的支持，帮助和鼓励那些政权所依赖的反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同样，为了加强和巩固这种合作关系，公司本身也试图，通过他们的第三项计划、本地人所有权计划、培训计划和其它方法，建立一个在全社会的平静生活中有既得利益的阶级。当地某演说家讲话中不说‘该公司’而说‘我们的公司’就体现了这一点”。尽管美国国务院“第四点方案”的专家们在提到居住在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情况时说，“由于不能使他们实现合理的理想，他们的痛苦使他们容易接受任何一种(即使是假的)可使他们憧憬过富裕生活的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对的，②但整个不发达世界中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说明，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我们的公司”的意识—即使在那些有理由产生这种意识的地方—都将只是一种短命的糊涂观念。309-310

在第二类不发达国家，即量近获得他们国家的主权和我们称之为实行“新政”的国家中，则是另一回事。那里的政府是经过以推翻殖民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为根本一致目标的广泛群众运动才掌权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同盟者，封建一买办联盟的斗争中，民族运动具有由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进步资产阶级，由寻求国家美好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由反抗帝国主义买办统治所带来的痛苦和压迫的城乡无产者活跃分子结成的统一战线性质。在一些国家，甚至本质上反动的封建贵族也加入了民族主义者阵营，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把群众运动从争取社会变革转移到反抗外国奴役上面来。310-311

民族主义运动的团结自始至终经受着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状态。它的右翼，害怕由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民族斗争可能会为社会革命创造条件.因而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缩小工人和农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小心地与执政的政权进行谈判和妥协，并且一再地准备背叛和接受殖民统治者的某些暂时性妥协。它的左翼，急于把民族自由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坚持由群众广泛参与民族斗争，坚持不妥协的革命行动。只要基本目标，民族独立还没有达到，在总体上说向心力就大于离心力;为民族独立的斗争掩盖和同化了谋求社会进步的斗争。

民族运动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后，所有这些就开始变化了。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力量遭到削弱，再也顶不住殖民地民族解放的压力，被迫屈从于必不可免的命运，准许那些反帝国主义力量最强大的、且他们不可能持续其殖民统治的国家以政治独立。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快结束的时候，唯一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殖民地问题。如果西方国家还想巩固殖民主义现状，那将使暴力革命必不可免，殖民主义的失败也将势所必然。唯一可能成功的政策是和平地给予7亿附属地人口中跑在前头的部分以独立。311

虽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许多重要的确实是关键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实际上和民族独立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至少有同样多的问题，其与民族问题的关系却被它弄得模糊不清。土地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垄断企业对工业化发展的扼杀都不单是民族问题;它们也同样是社会问题，需要同样予以认真对待和解决。这样，民族主义运动在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获得政权后，不能不进人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那些在反帝斗争时期微妙地联合在一起的不同性质的社会成分，在新社会框架内或多成少地迅速分化成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312

民族团结崩溃的速度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升级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历史环境。凡是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且他们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组织性来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的地方，民族主义者阵营的分裂就快;其中的资本家，资产阶级部分，早期就面对着社会革命的恐惧，马上迅速而坚决地转面反对它昨天的同路人，也就是它明天的死敌。事实上，它毫不犹豫地与成为它自身发展主要障碍的封建阶层站在一起，与被民族解放运动驱逐出去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站在一起，并与为外国主子的政治退却而耽心的买办集团站在一起。正如阿克顿勋爵的明智评论:“阶级的联系强于民族的联系。”312

可以这样说，现在埃及的条件最有利于走上“日本式发展”道路。官员们和军队明显地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其领导者似乎决心克服封建和买办势力的反抗，而且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使他们实施独立政策—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当前推动国家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机会。但埃及显然是第三类不发达国家中相对较小的一员。当谈到这类国家中最重要的成员印度时，形势就异常复杂了。313

那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仍然是—如果只是勉强地—完整的，并且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基础。这种民族联合的广度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日子里是国大党巨大力量的源泉，而如今几乎使它所支持的政府瘫痪。尽管仍得到民族中有发言权者中占压倒多数的赞成，但它在试图制定和执行经济和社会复兴计划中还是遇到了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开始推进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它不敢冒犯地主的利益。在试图减少令人不能容忍的收入之间的极端不平等时，它拒绝对商人和放贷者进行干涉。在寻求改善劳动者的悲惨境遇时，它害怕引起企业界的敌意。以反帝国主义为背景，但它仍企望获得外国资本的青睐。它信奉私人财产原则，但又允诺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把它自己设想超脱于对抗阶级的斗争之上，它恰恰反映了印度社会阶级斗争已进人的阶段。急于调和不可调和的要求，想协调根本性差别，在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上寻求妥协，就这样在调停内部一再发生的冲突中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它的政府用小改革代替根本性的变革，用革命的语青一代替革命的实际行动，这样不仅危害了实现它的口标和抱负的机会，而且甚至危害了它的执政。由于受阻于其社会根基的不一致性和脆弱性以及从中带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个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政体在实现工业化的斗争中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领导，也无力动员最重要的力量:广大民众对他们国家落后、贫穷和懒散发起决定性进攻的热情和主动性。313-314

在印度像在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只有国家才能动员经济体制中潜在的经济剩余和把它用之于国家的生产设备的扩张上。如果说当前殖民地地区的政府所取得的剩余不用于发展人民利益上面，而是首先为帝国主义列强增进利益，而且如果在第二类国家中，买办政府占有的大量剩余被相似地使用或完全浪费掉，那么就印度来说，这个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那里政府掌握的资源比潜在的经济剩余要小得多;但是同样严重的是，对它的用途，不管有多好的意图，并没有能提供非常快和平衡的经济增长。虽然，如《经济学家》写道:“像红色皇后，印度必须快跑才能站稳。”而折衷主义和放任自流却是它政策的显著特点—尽管有许多高姿态的表态。不时地宣称国大党政策和印度计划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1948年发布的工业政策的声明中确定政府要对基础产业的发展负责和对经济的全部关键部门实行控制。但直接负责印度经济发展的部长们—财政部长和商业部长—充分地意识到政府作为的有限性。……在最初的三、四年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官方政策的基础。314-315

这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十分差劲的目标中作了表述:即使在1952年12月发表的最终计划报告中……它确定的支出规模无论从绝对值看，或者从它与国民收日之比看都是相当节制的:，在5年期间支出200亿卢比，这只占国民收入的5%多一点，并不比计划实施以前的投资率高多少。315

在当前印度经济发展阶段的唯一可以认为正确的政策是从国民收人中支配最大可能的份额用于投资，以此作为发展计划的基础。根据许多人各自独立的估算，毫无疑问，可以将15%的国民收人用于投资面不致减少公众的消费。为实现这个目的，要求最充分地动员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潜在经济剩余。这可以从这个贫困国家为非生产阶层所据有的占国民收人25%以上的份额中找到。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就是地主用地租的方式和货币放贷者用高利贷方式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农业产出所占的份额。这也能从企业的利润中找到，其中大多数不再投人生产性企业而是被其所有者消费掉。317

毋需指出，动用这种潜在经济剩余必然会遭到财产所有者阶层的坚决反抗，只有通过与“其主要利益在于维护财富和特权的少数人阶级”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而目前的印度政府，既不能也不情愿接受这种挑战和为粉碎城乡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承担起领导责任。由于尽力回避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和推委实行一项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计划的责任，这个政府失去了可贵的历史机会: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一个贫穷和受压迫的状态向迅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平转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像一架飞机一样—如真的要起飞，就必须以很快的最低速度运行。如果不能获得增长所必要的动力，反动力量将得以再次成功地避开“灾难”并堵死—即使仅仅是暂时地—从剥削、压迫和停滞的死胡同走出去的唯一可能的出路。他们也可能会利用群众的愤怒和他们对空洞的社会主义说教的失望而发动一场法西斯夺权并实施独裁统治，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城市和农村死灰复燃。印度人民的曲折道路是否会经历一段法西斯主义时期或是否会免受那种磨难，只有历史才能证明。317-318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得出三个重要的推论。首先，与通常西方著作中强调的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见解相反，那些国家的主要障碍是在投资于扩大生产性设备中我们称为实际经济科余上面。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可用于这种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是巨大的。确实，在绝对值上并不算大，如果按照我们所接触的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或英国的绝对量来衡量的话，虽然有许多不发达国家即使按那样的标准，也是相当大的。但按其占他们国民收入的比例看，是大的，大到足以使他们获得高的—真正很高的—增长速度，即使尚不能使他们产值的绝对值有很大增长的话。有一点必须强调，即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他们的计划经济剩余—记得上面曾说起过其实现通常涉及到诸如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因素—而只是他们的潜在经济剩余，即在有目的地利用现在耗用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国民产值条件下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经济剩余。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哈里·奥斯曼根据可以得到的或多或少的信息对一些国家作了细心的计算，得出了下列初步结论。在马来西亚，1947年潜在经济剩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 0%,锡兰(1951年)其比例分别是30%和10%；菲律宾(1948年)是25%和9 %；印度是15%和5%;泰国是32%和6%。墨西哥从1940年到1950年，其利润与国民生产净值之比从28.6%上升到41.4%①在北罗得西亚(1949年)，财产收入(没有计算非公司企业的收人)上升到42.9%；智利(1948年)上升为26.1%；秘鲁(1947年)上升为24.1%。关于上面早已说过的产油国潜在经济剩余大量存在—在最实际的意义上—更是毋庸多言了。至于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罗森斯坦一罗登和曼德尔鲍都估计—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低估了—这些国家的投资能力约为它们国民收入的15%。319

落后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在于他们对潜在经济剩余的利用方式。上流社会各式各样的超额消费，在国内和国外储存财富的增加，维持大量非生产性官僚机构和很花钱而又过分庞大的军事组织，耗尽了经济剩余。它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被外国资本抽走了—对这方面的材料掌握得比其它方面多。319-320

这里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条件”这一条目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早就知道石油公司能操纵他们的利润，从而操纵他们产品的离岸价格，以使缴纳给资源国政府矿地出租税减到最小。存在于石油生产企业的这种状况同样也适用于其它原料生产和出口的外国企业。324

事实上，因为原料价格的增加和原料企业利润的相应增长常常导致支付外国资本更多的款项，因而出口品价格的提高并不会增强不发达国家输人外国商品的能力，相反导致“无报酬”出口的扩大。希夫博士(就我所知他是第一个强调这一非常重要观点的人)说过：

出口增加从而企业毛利和净利增长的结果，更多资金正从该国被汲走这一事实，意味着外部世界只要通过增加对该国出口品的需求，就可以获得它购买增加的出口品所需要的一部分支付手段。它最终不必把相当于在该国购买增加的出口品所需交换的物品或劳务运到该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体系是自动融资的。325

叹不发达国家缺乏“企业家才能”，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山于有充裕的企业家才能的存在。由于受到韦伯和熊彼特著作的鼓励—他们两人于分巧合地都和上述陈词滥调保持很大距离—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在促进经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326

因为在世界各地和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野心勃勃的、坚定的和有魄力的人才，他们看准机会，愿意“创新”，走在众人的前头，攫取权力和行使权威。在某些时期和地方，这类精英人物成为部落首领，在另外场合则成为骑士，朝臣和教会的显要人物，而在一定历史阶段，他们就成为商业巨头、冒险家、探险者和科学先驱。最后，在历史发展的最近时期—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了组织工业生产或掌握金融技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能够把大量资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很明显，强调企业家人才的理论家所需要说明的不在于天才人物的突然出现—这些人有史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人在一定历史时期把他们的“才能”用在资本积累上，并且他们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投资于工业企业。不这样看问题，而代之以突然出现一个救批主，就像用贫穷的存在“解释”苦难一样，使得这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家理论完全没有意义。327

但现在很时髦的研究企业家历史的学者“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其历史渊源的经济关系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和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人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328

由于文献中对所谓企业家才能不足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并不想把经济落后状态归因于这一“生产要素”的短缺，我们不妨设想它的作者的目的，与其说是阐述经济发展的普遍理论，倒不如说是解释在不发达国家中观察到的特殊事实。这个事实大体是居住在落后地区的人们缺乏构成企业家的特殊品质，而这种缺少只能用这些不那么幸运的民族的某些生物的和心理的特点来说明。328

不管我们观察印度，还是近东、拉美或者诸如希腊和葡萄牙等落后的欧洲国家，它们都富有善于计划、谋略、冒脸和精打细算的企业家人才，这些人悉心钻研把“资源进行合理组合”以达到最有利的程度，并决心在既有的机会框架内使利润最大化。不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家人才问题与经济剩余问题极其相似。它并不主要在于供给的不充分，而在于如何利用现有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所能获得的人才。328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一针见血地说，“我们能口若悬河地谈论解放和自由、人权和基本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但我们的大多数词藻来源于我们社会尚处于个人主义时期。因此，它对于那些生活在个人主义就是过早死亡的环境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①事实上，那些环境，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的环境，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环境。340《战争或和平》第257页(纽约，1950年)

当时“已经存在的巨大生产力”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经济不发达，过度人口、贫困和疾病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全球性协调一致的有计划的努力在一代人的时期内获得解决。然而，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列宁指出，“这是一种误解”，即认为：

“当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使得变革的需要完全成熟时革命阶级始终具有足的力量来完成这样的变革。不，对于进步力量来说，人类社会并不是那样理性地和‘容易地’组织起来的。变革的需要也许成熟了，但作为变革发动者的革命力量也许会显得不够强大去完成这一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会腐朽下去，这种腐朽有时将持续整整几十年。”341

曾经是经济发展强大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令人震惊地成为人类进步的可怕障碍。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关于政治制度的下述论述，适用于比他可能设想的更宽的范围:“一个政府的面貌在它的殖民地里可以最好地判断，因为在那里，它的特性都突出了，变得更加清晰。当我要研究路易十四的政绩时，我就得去加拿大。在那里，它的劣绩就像通过显微镜观察似地明晰可辨。”①确实，在发达国家中，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所能获得的成就和实际获得的成就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比之在落后地区中要大得无法比拟。②然而，在发达国家中这种差距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达到的很高的实际生产水平和产值所掩蔽，而在不发达国家中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十分显著，其影响也更具灾难性。342

在那里，这种差距表现在无边的苦难与过得去的生活之间，在绝望的痛苦与获得改善的欣喜之间，在亿万人民的生与死之间。因此，即使资产阶级作家们也偶尔承认，在不发达国家，向一个理性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变是极端迫切的，而又同时认为发达国家“仍然能够”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存在下去。343

列宁在1913年关于欧洲国家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今天整个发达的西方:“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已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343-344

资产阶级意识中从其光荣的上升时期保留下来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些许痕迹，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压力下，已荡然无存了。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头25年曾是以使战争人性化的一系列国际协议为特征的话，那么在帝国主义当前反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就毫无约束可言了。“杀人者行动”被看作和“绞死行动”一样的合法，而焚毁整个城镇和村庄则同向平民倾泻汽油弹一样地无可非议，这集中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则言论里:“原子弹的使用将从这样的基础_L考虑，它对我有利还是不利。如果我认为利在我方，我将立即使用。”344

但是，由于实利是否在帝国主义阵营一方并不肯定，因此，必须以最大的小心来处理最终发动战争的问题，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使用战争手段。与此同时，战争以外的一切办法都被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并不是说，他们看不到采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国家正在取得并且还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实际上，联合国《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措施》的作者们正确地阐述道:“如果领导者们赢得了国民的信任，并且证明他们自己致力于取消特权和根除极端不平等，那么他们就能鼓起群众要求进步而冲鼓一切阻力的热情的……”②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承认:“苏联共产党人·一能够并且也确在执行标有‘伟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实验’旗号的政策，凭着这种旗号他们在这个世纪里吸引了世界人民的想象力，正如我们在19世纪用‘伟大的美国实验’旗号所做的那样，”人们普遍认为，不发达国家首先和最需要的是迅速增加他们的国民收人，梅森教授也证明“共产主义能带来巨大的优越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在长时期内，在投资和使用新的资本资源上能发挥某种管理效能的条件下，国民收人是很可能以极其迅速的速度增长的。”345

尽管杜勒斯先生注意到共产党“在中国己在激发社会主义责任感和把加强它的支持者的纪律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很显然是在争取经济发展的斗争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他却确实希望这种进展将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而落空。杜勒斯以某种赞赏的心情，把这种国民性描述为:“由于宗教的和传统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己成为具有明显个人主义色彩的民族。家庭是最高的价值观念单位，个人的忠诚是献给祖先和子孙们的。对于同伴或某些社会或阶级集团或国家则只有极少的笼统的忠诚可言。”这样的“国民性”对帝国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天赐之物，因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去统治具有这种国民性的人民。因此，杜勒斯先生觉得:“东方的宗教根基深厚，具有可贵的价值。他们的精神信念，不能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相协调。这就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纽带，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并发展它。”这种观点得到了梅森教授的应和，他指望宗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并认为:“在南亚，像在其它地方一样，宗教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坚强堡垒、”不足为奇，不发达国家中“一切落后的、垂死的和中世纪的东西”与它们在西方的朋友和保护者其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最关心的，是让它控制下的人民形成这样“一个精神社会，其中的各个人都爱上帝……把勤奋工作作为一种责任和为了获得自我满足……对他们来说，生活不仅是肉体上的成长和享受，而且也是智力和精神的开发。”因而这些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并在获得美国大量支持下，加强宗教迷信对其饥民的思想统治。346-347

正如封建时代末期的贵族一样，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期的保守的实业界巨头们，他们本身并不受这种蒙昧主义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让国内外干苦活者接受这种影响是有益无害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简明地指出:“我们别无其它好的政策，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物质方面的东西。”347-348

确实，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给他们物质方面的东西”，使其成为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这就迫使它的辩护士和政客们使用小恩小惠而非面包，使用意识形态上的美妙言词而非理性以求得稳定。因此，把今天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努力，比以前更卖力地宣传成为了一次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十字军进军。在早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在资本主义还是很有力量的进步体制，并且把启蒙和理性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举着的旗帜上的时候，这种要求至少具有部分的历史合理性。但到19世纪的下半期，当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并且“更加看清楚所谓自由就是指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条件下的贸易自由，买卖自由时”这种合理性就没有了。到帝国主义时代，当失去了对全球}l土地的控制的资本主义正为其自身生存而挣扎时，这种要求已完全成为一种虚伪的摆设。正如恩格斯天才地预见到“在危机发生的时刻和危机之后……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势力……”这种“整个反动势力”以及他们声称为之奋斗的“纯粹民主”，只不过是纯粹剥削的自由，这可以从所谓的“自由世界”成员册中一目了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南朝鲜和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中东的酋长国、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体制以及南非联邦—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帝国主义的斗士们晋升为“民主国家”之列。348

花费在军事目的上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巴基斯坦是5%强，土耳其与其相近，泰国为3%强，而在菲律宾、希腊和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则要多得多—更不要说南越、南朝鲜和台湾了。在这些地方，其比例更大。应该注意，这一负担之沉重只有当它不是按占国民收人总量之比，而是按占经济剩余之比来看待时，才能充分地认识到。的确，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这些国家中，军事开支等于或超过其生产性投资总值。这种对本可用作大量增加“就业出路”基础的资源的大规模浪费，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代理人以臆想中的苏联侵略危险而使之名正言顺，但是，一些大声叫嚷苏联侵略的人士本身也并不真正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他们完全明白苏联并没有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图。这种判断的止确性，已为许多不被怀疑为社会主义制度同情者的研究苏联政策的学者所证实。美国一位重要苏联问题专家对此没有丝毫怀疑:

“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有着一个可喜的含义，即不必操之过急。进步力量可以从容地为最终的和平转变作准备，……克里姆林宫……没有权力为了将来的憧憬而甘冒丧失现在的革命成果的危险。没有迹象表明，在苏联人民的心理感觉中……这一目标必须在某一预定的时间内实现。”

对这一问题显然最为关切的人—美国国防部长查理·E.威尔逊先生—基本上持相同观点，他“告诉美国参议院某拨款小组委员会……苏联致力于战斗机的生产，说明它意图建立一支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空军，美国人民应该因此而感到放心。”350-351

因此，“苏联侵略”的危险实际上只不过是所谓“颠覆”的危险—对社会革命的时髦称呼。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明白地表示: “把共产主义的俄国和它的中国盟友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将是对整个自由社会的严重威胁。美国认为，不应被动地接受这种可能性，而应采取联合行动去对付它。”但是，这要么是对历史的最愚昧的误解，要么就是有意曲解，即把各个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看作是“外部颠覆”的结果，或是由于国外阴谋诡计“强加”于它的结果。实际上，正如一个英国杰出的苏联历史学家所述:“1917年革命，本身是1914年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重要性可与18世纪前的法国革命相比，并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②难道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有步骤有组织的“颠覆”的结果?或者说，难道中国革命这另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由苏联的“颠覆”专家们所操纵?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国务院以及长期以来是其中重要一员的凯南先生都作了回答:

“一个不幸然而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远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美国所做的一切或者在其能力的合理范围内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一结局，我国任何未做的事情都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它是中国国内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美国曾试图加以影响，但都未能奏效。”351-352

必然的结论是，不发达国家花在庞大军事机构上的巨大资源浪费并不是由一种外在危险的存在所决定的，这种危险的气氛仅仅是为了便于这些国家中的买办政权的存在而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它所维持的武装力量，如果不是唯一地，那也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国内那些争取国家和社会解放的人民运动。这种局势具有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性。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受害者们在被纳粹残杀以前被迫挖掘他们自己的坟墓。在“自由世界”的不发达国家中，人们被迫把那些可使他们摆脱今天贫穷和疾病现况的资源的大部分，用来维持外国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的职能则是为帝国主义主子们提供炮灰，并用来维持那种使贫穷与疾病状态永久存在的政权。353

反革命的征伐不仅危害着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不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影响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亦可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用于维持军事机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机构都是防御性的。353

而帝国主义阵营针对他们而发动的宣传战的影响，还引来了另外一种压力。这些影响被用于创造“一种反叛精神，使得克里姆林宫失去平衡，加深现在的裂缝，使得经济和政治控制的问题尖锐化”，并且经常还包括一些“精神方面或宗教性质的策划……来传播宗教信仰和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憎恶与反叛。”他们还的确向社会主义国家中昔日统治阶级的残渣余孽提供援助，强化迷信观念对于落后农民和工人的思想控制，加剧在教育和组织人民通过集体努力去克服贫穷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这样，他们恶化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状况，增加了那些对西方意图极其疑惑的人的实力，从而阻止了这些国家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进程。但是，采纳萨尔诺夫将军的建议，把“美国之音”更放为“自由与和平的美国之音”，并不会起什么变化的。“事实总是事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精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除非我们能比以往说得更有说服力，否则，即使有更多和更响亮的美国之音都是徒然的。”355-356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它不仅要使该国的生产力取得很大的进展，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同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政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在“改造旧经济和建立新经济”中，使用该国潜在经济剩余是首先要采取的，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还比较简单。剥夺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从而杜绝因过度消费、资本外流等原因对当时国民收人的消耗，就可以使得实际经济剩余立即增长。在这方面带来的唯一经济问题是由此解放出来的一可用于其它用途的资源的物质内容。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以能立即转用于生产上的形式存在的。无论它们是用于建造住宅或是用于为上层阶级生产奢侈品的劳动力和材料，也无论它们是以前供非必要进口或转移到国外而现在可自由处置的外汇，这部分潜在经济剩余立即就能转而用之于生产。356-257

各种以非生产性劳动力形式存在的潜在经济剩余的利用要更为复杂。当支持商人、股票经纪人、贷款人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消失后，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应所有夜总会、旅馆、货栈和其它适应他们需要的设施被迫停业时，受此影响的人们不一定能立刻转移到其它岗位上去。虽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人的重新分配会能自行解决，但在转变过程中的困难和个入所承受的痛苦将会相当大。如果像某些国家那样，其中的一部分人移民至别国，这个问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明显缓和。如果他们留在国内，他们或者成为亲属的累赘，或者成为大众的负担，要不就是他们找到一份生产性工作而且通常—基于慈善原因—得到超过他们对社会实际贡献的工资。毋庸讳言，对年老者困难更是严重;重新适应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问题，对年轻人来说相对容易一些。但无论如何，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总量是显著地减少了。357

然而非生产性消费的下降并不能指望它导致实际经济剩余的相应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它必然导致大众消费的扩张。如果说工矿企业、铁路、大型原料企业等被没收后，一般地能将其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权转移为社会所有，但土地革命—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成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分配掉大宗地产，取消了农民交付的地租以及消灭贸易商、高利贷者，终止了商人资本对人民的剥削，所有这些都不会将经济剩余从私人手中转移为公共所有。他们通过破坏其社会基础，使这部分经济剩余一笔勾销，只相应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实际收人。35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地主和富农生产的谷物占总产量的50%，其上市量分别占其产量的47%和34%tt而中小农民的产量占另外50%。上市量占其产量的14一17%。1926年至1927年，富农的产量占谷物总产量的13%，将其20%投入市场，而这时中小农民的产量占总产量的85%，只上市其生产品的11-12%，结果城市只获得革命前上市谷物的一半左右。类似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革命后的中国。见之于M.格果利有趣的研究材料“土地改革后中国农业的改造”，《印度经济评论》(1953年8月)，以及多琳·瓦里纳指出的革命后东欧和东南欧也存在相同情况。参见她的《东欧的革命》〔伦敦，1951年〕。358

一旦革命危机成为过去，革命前的生产水平得到恢复，并且新的政治管理体制获得了稳定，经济的发展是绝不会以低于革命前的群众消费水平为基础的。然而，它的起步所必需依赖的条件是：在一切土地革命伴随着社会革命进行的国家里，重新获得现在大部分为农民消费的增加所吸收掉的那部分潜在经济剩余。360

在其它地区，当大部分生产(从而经济剩余)来源于农业，革命后又是中小农民所赖以为生的时候，动员这部分剩余就成了发展经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然而正是这些地区，动员经济剩余是不可避免的，而动员中遇到的困难又是最艰巨的。农业革命带来了大众消费的增长，吸收掉总的潜在剩余一大部分，但就人均而言只有相对较小的增长，并不能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改变。它使农民减轻了饥饿的程度，却不能结束他们极端贫穷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获取他们实际收入的这部分增长值用之于投资，就会遇到激烈的反抗。360-361

20年代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是说明农民革命后情况的典型。虽然征收所得税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但在一种弱小的农民经济结构中，这种办法是毫无用处的。无论对于那时成倍增加的蝴口农民的收人进行评估或者征税，都是一项难以胜任的任务。财政税务当局就此会和刚从革命前的租税重负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发生强烈的对抗，而更重要的是，维持生计的农产品的性质使得付税几乎不可能。农产品品种繁多，而只有极少部分投入市场，这就使得农民现款收入很少。而征收实物是政府所无法进行的。同样无法的是另一种可以想象的“抽取”一部分农业产值的方法:所谓利用“剪刀差”，即提高固有工业产品相对价格的转移法。这种策略也因蝴口农民的贫穷而显得无效，这些农民的半自然经济，使得他们只有极少的农产品可用之于交换最必需的制造业商品(煤油、盐、火柴等)。另一方面，一些富有的农民—富农—手中占有一些可投放于市场交换的农产品，往往会提高自身的消费或用他们的剩余从另一些农民(或城市居民)那里购买家畜或其它资产，而不愿按他们所认为的低于“公平”比率的价格条件同政府交易，同时，接受了分配和信用职能的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也不可能从事旧商人或贷款者那种敲诈勒索的活动。361

这样，革命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潜在经济剩余的动用就成为社会主义政府如果要实行有计划经济发展的话所必需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二事实上，只要这样的动用不可能，计划经济的规模，在一个主要方面，即在总产值中的目前消费和经济剩余的分配方面仍将是十分有限的。362

作为人类环境的生存条件，以前主宰着人类，到了这个时刻，却为人类所主宰和支配，人类现在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真正的自觉的主人，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了。人类自己的社会活动规律，以前作为外部的决定性的自然法则那样危害着人类，那时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并制约。

然而，只要国家产值中一个很大的、重要的部分，即农业仍不能纳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之中，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唯一能将它纳人一国国民经济总体之中的方法是改变作为农民生产主要形式的溯口农业，将之转换成一种专业化的、分工的、市场导向的产业，在这种产.业中其产出结构，以及其在农业工人们消费与归诸社会的剩余之间的分配，都将由计划部门来决定，正如其它产业一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转换只有通过农民的生产合作化，通过农业劳动的集体化，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后面将进一步讨论)。362-363

虽然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了事情的这一方面而漠视其它重要方面，但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点，即如果没有其它重要理由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话，那么仅要求动用农业中产生的经济剩余之紧迫性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说明集体化最终是不可缺少的一步。通过把对农业产值的支配从单个农民转到政府监督下的集体农庄管理部门，集体化就消除了农民对抗“抽取”经济剩余的基础。363

而另一方面，经济上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被敌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包围着的苏联却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那里，物质生产的最高速度是必要的，不仅仅取决于迅速提高十分低下的人均食物、衣服、住房等供给量的需要，面且还取决于尽快建立一支足以遏制外国侵略者军事力量的迫切需要。①在这种背景下，很明显，计划部门将力求合理分配可能的物质总产出，以提供最大可能的投资，这是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基础。364

更重要的是当追求最大增长率(如具体环境需要这样做)等于使当前消费最小化(反过来说也就是使经济剩余最大化)时，如果认为这样为争取最大化增长率而使消费最小化，就可以把消费降到最低水平，那是错误的。鉴于消费水平和人民得以和乐于工作的意愿之间存在的明显关系，与最大产出和增长相适应的最小的消费量，将会而且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都会，要求现有消费水平有或多或少较大的提高。处于初期产量很小，从而这种增长的可能性很有限的条件下，消费的提高必须分别对待，使刺激效果预期最大的地方提高得最快。相应地虽则初看起来，要达到最大增长率会要求把当前投资所产生的产值增加值全部再投资于经济，但事实上把这部分增值分解开来，使得投资与消费两者都有增长也许是达到最大可能的生产增长之更有效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途径。365

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总产值中成为实际经济剩余的份额，是按照特定社会主义国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具体的可能性、需求和任务来决定的。它的规模、它的产生过程以及它的用途，都同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剩余毫无共同之处。作为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它被限定在适应全社会所需要的范围内;作为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它为全体人民所平均负担;作为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它的使用是为了取得全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长期最佳发展。366

谈到以耕作为生的小农户，问题就更为复杂。毫无疑问，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小户农民，有许多有益的事可以做。无论是通过提供更优良的种子和牲畜，还是提供农艺方面的建议或低息贷款，都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实际收人。然而，用这种方法所能取得的改善程度太小了，以致人口的增加很可能使人均产值任何明显的增加化为乌有。一肯定不可能指望会增加经济剩余。如果所有这些改良性的措施不产生剩余，就成为一种准慈善行为，就像注射兴奋剂一样，其本身没有什么动力，不能赖以有什么发展可图。确实，农业生产率的较大增长赖于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如牵引机械，复杂的设备和化学品、:但这些大多只能应用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落后地区(或就此而言，包括其它地方)的小户农民，既没有获取必要设备工具的资力，也无法在他们那么小块土地_仁加以应用，后者甚至更为重要。367

当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能够出现大规模农场的。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也确实出现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称之为“反土地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大规模渗透的结果。是农村人口意义重大的分化的结果以及是随之产生农业资本家和农业无产阶级的结果。除了这一过程十分痛苦，伴随着它的是圈地和对农户的大规模破坏之外，这样的发展，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商品阶段转人工业阶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为只有这一转变，才导致资本主义闯入农业，导致农业技术革命，同时为大规模农场企业的生产品提供了市场，至少为被替代下来和被剥夺的大量农业人口提供了部分出路。因此很清楚，即使对于那些现在鼓吹落后国家走这条发展道路的人来说，也只有通过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才能获得较大的提高。然面，资产阶级在这个主题上却充满着许多著作，发出反对“过分重视”工业化、反对“疯狂的民族主义导致工业化过分仓碎的发展”等等的警告。367-368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难题—工业化或促进农业—已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两者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保持这两个部门之间协调是取得迅速和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的条件之一。由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革命不可能也不会“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在各部分都得到充分发展时，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猎获物时才进行”。因此，大多数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落后状况和差不多处于中世纪状态的农业，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有待社会主义去克服的最大一份遗产。完成这项工作的方法已为恩格斯所指明，“为了使小农免受资本主义模式改造农业过程中所遭受的离乡别井和无产阶级化的那种必然而具破坏力的遭遇，应该给他们以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自身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机会，井且，还应该使农民能够实现“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有占有变为社会化生产和占有”。369

因为，实际上农业的现代化和大规模的工业化是像双胞胎一样密切联系着的。正是工业的增长能为农业提供它的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并为农村人口提供所需的工业消费品，而正是农业的扩张能为日益增加的工业劳动力提供食物，和为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的节省正是大规模农业经营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现代工业的出现，又为扩大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市场。370-371

 

可资利用的经济剩余应首先用于农业投资呢，还是应投资于工业建设?前者将碰到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农民“细碎经济”的条件下，既没有很多进行有成效投资的场所，而且即使进行这些投资，也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产生可观的剩余用之于工业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合作化农场作为一种能实现双重目的，实现农业产值的大幅增加和农业剩余的利用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诞生有赖于获得农业设备和其它资源，以装备新建立的大农场。371

因为很明显，取得农民对集体化的支持以及激起他们建设现代农业的热情的可能性，在于使他们“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们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这不能强迫去完成，而只能通过示范和为此目的提供的社会援助。”372

这就表明，正确的政策是从工业开始的，应当给予工业以一切可能的支持，而农业的社会、技术和文化革命必须推迟，直到社会积聚了足够的工业力量来为农业改造建立起了物质基础才进行。但是，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能性，有赖于能否获得工业较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有赖于农业提供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以支持工业建设的能力。372

梅森教授所言:“在调节所谓的‘产权’和所谓的‘人权’之间的平衡方面，产权当然不会受到损害。”①结果是“我们现在享用的很大的资本总量都来自我们父辈被剥夺的工资。”373

社会主义俄国必须寻求另一种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它不仅无法依赖剥削殖民地或国外的贷款，而且还必须将微薄的资源的一大部分花在维持不可缺少的防备设施上，尽管如此，它通过建设强大的上业，同时为农业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提供技术设备，解决了这一难题。这项巨大任务的完成花费了惊人高的代价，如斯大林所说:“必须甘愿承受牺牲，在各方面实行极端节约，必须节约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制造业产品，以积累为创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我们当时没有其他什么办法用来解决技术设备十分缺乏的问题。”③为之付出的代价也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经常遭到反对。虽然官方声明强调集体化运用是自愿性质，以期有助于获得所期望的结果，但实际上强制和恐吓在实现这一深刻的革命转变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373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同几个世纪来古老俄国农村的落后状态决裂的革命是不可能在非理性的、没有文化的、无知的农民的赞同下进行的。正如当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同个人对这些要求的评价发生矛盾时，后者虽可能会使历史进程受到阻碍和延缓，但无法永远使它停止不前。而且，个人对于任何特定事件的态度，远远不是不可改变和不可影响的，最后或快或慢总是会同客观事物变化相协调。决定这种协调是否会适时地发生的重要条件是，这些变化是否符合社会客观存在的和可预知的需要。虽然集体化过程的初期很痛苦，但俄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使得它走上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这就保证它能最终获得成功。在推进农业的革命转变中，有必要使用强制手段，“并不意味着”如奥斯卡·兰格所言:“苏联政府不关心取得人民对于那些目标和达到且标的方法的同意。这方面的同意是通过全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事后得到的。”②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同意是通过向越来越多的人民展示集体化带来的物质成就，表明它的确是朝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步的强大事实而得到的。374

这和历史上大多数革命变革相似。然而虽然它引起的病情是剧烈和痛苦的，但很明显这是成长中的阵痛，它很快地达到顶点，然后不消几年就逐渐康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对消费者最沉重的“挤压”已经过去，到1935年配给制也被取消了。“1937年的生活水平也许比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年份以来的任何年份都高，按照某种指标，也许还比以前的年份要高。①虽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战争威胁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战争本身的影响，但是战后十年就有了迅速和持续的上升。到1954年底生活水平较战争开始前一年提高了约75%。377

很清楚，某一特定年份所必需生产的新增加的生产资料取决于以后几年所期望达到的总产值增长程度。379

新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其发挥效用的时期将生产出投资品，这些投资品只有在该时期的投资规模能吸收其产品时才能被充分地利用。换句话说，那时的经济剩余必须要和增长中的投资品工业的实际产出相适应。相反地，如果新建立的工业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那么它们只有在消费扩大(剩余相应缩小)到能为其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充分利用。279

如上所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其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即达到使进一步净投资不再认为是必需的时候，它就会使目前占用的经济剩余减少到足以提供某些集体开支，行政经费等项目即止的程度，并依靠采用技术上更先进的设备，代替过时机器来满足人口增长对产值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部类必须压缩到限于满足重置设备的需求水平，而这种压缩部分地通过将现存工厂转向消费资料生产来完成，而当这种办法不可能时，则通过停止对设备的重置来完成。不用说，今天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还没有接近这个境界，面这些国家仍不断地把重点放在对发展重工业的投资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产值的迅速增长仍将会保持下去。380

纳克斯教授写道：在不发达国家里，“不需要，也不允许采用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资本密集。”这个观点通常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有着大量过剩农村人n，把他们从“隐蔽性失业”转移到某些其它职业会使总产出增加。姑且不去考虑这个牵强的建议—很明显它并不要求人们认真地对待—“投人的工人在开始建设—固定资本项目，例如修路之前，总是可以先坐下来自己动手制造出一些最简单的工具来，如果必要的话，会从零开始”，一位从农村来的劳动者要转到工业岗位上总必需给予一定数量的生产性设备，至少要使他得以依靠生产能维持自己的生计。除非能做到这一点，否则，他从农村转出来，就需要给这位新工人发一笔消费补助金腼这就将减少社会用于投资目的的那部分经济剩余。不仅如此，一个“隐蔽性失业”者从农村转移到工业中心来，还需要一笔相当数目的，用于住房、社会服务、医疗、做育等上面的费用，按人均计算，其所需费用会相当于多安置一个工业工人所花费的2倍。如果考虑这笔支出，劳动密集型方法，每单位产值所花的资本支出，也许会比资本密集型方法更大。381-382

莫里斯·多布曾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我们现在引用他的原话来说明他的结论：

 “选择较高水平的或较低水平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方式和现有的要素比例并不相关……它不依存于现有的劳动对资本(作为存量)的比例，而却是像选择高的还是低的投资速度那样基于同样的考虑……也就是把重点放在提高眼前消费上面或是放在特定的投资率和投资方式将会提供的较长期的潜在消费增长上面。换句话说，那些证明高投资率有理的理由……将同样能证明在投资方式上，选择高资本密集程度有理，反过来也一样。”382-383

不仅如此，如我们所见，经济发展有赖于生产资料工业的扩展。任何一位投资项目的工人靠“坐下来”和“从零开始”是生产不出生产资料来的。事实匕，生产拖拉机或机床，电力设备或铝所需的技术，不可能在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之间作出选择。在大多数情形下，可供选择是生产还是不生产某一特定商品。这样，不发达国家要么发展工业化，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充分利用历史发展所给予他们的唯一有利条件—从更发达的国家获取科学或技术成果的能力—要么放弃工业化，满足于从技术进步的盛宴中获取一些残羹剩饭，即从工业化国家进口一些二手设备，以爬行的速度来提高他们的“福利”。所以这些经济学家奉劝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采用劳动密集型方法，就绝不是一个乍看起来“无害的”理论上的谬误。它代表了当前风行的宣传说教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即“科学地”证明落后国家应该“慢慢进行”(最好根本不进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383

因为虽然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并不非常紧密，但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在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这种联系不仅使俄国能从受到大萧条沉重打击，并急于找到出口商品出路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大量短期信用投资贷款，而且它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使得俄国得以从国外获得大量在其本国中不可能生产的工业设备。①如果不能进口这种工业设备，工业化过程的困难就会更大，相应地牺牲可能会更加旷日持久和难以忍受。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俄国和外国的经济联系才显著削弱了，它在经济和技术上几乎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384

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如果不进口绝大多数的工业(和农业)主要设备，也难于奠定工业经济的基础。对中国适用的这一情况，对其他自给自足率低得多的国家更不必说了。385

他们或是在贷款时附加社会主义国家所无法接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或只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当扩大销路的需要胜过对于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厌恶时，才提供一些短期贷款。事实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合适的贷款，但由于即使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最非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贫穷状态，这种贷款的可能性仍是很有限的。386

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发展这种贸易联系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除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它们继续出口为工业国家经常购买的食品和原材料的能力以外，政治上对于贸易所设置的障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东南欧以及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所强加的实际上的经济封锁，从而剥夺了这些国家获得工业化所最需要的物资的机会。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公报中无可怀疑地正确指出:“一个能源和物质资源贫乏的小国，除非它准备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否则其经济发展的代价将会增加，增长将会减缓。”①但采纳这样的好意见远非一个小国所能自己作主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自给自足政策将会由于西方大国的敌对行为而被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那种情况下，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那些目前国内资源贫乏或高度专业化的国家，实际上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并屈从于经济上的依赖和政治上的压力。387

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人们通过日益合理地主宰无穷无尽的自然力，从而可以使经济和文化得以发展，是一次其规模和艰巨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任务。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人类的财富基本卜是人类的能力和抱负的总和，那么人类的贫困就是无知和胆怯。以理智代替迷信，以对人类的信心代替对残酷现实的顺从，一直是一项艰苦和危险的工作。它不仅会遇到所有“私人财产狂热分子”的激烈抵抗，而乳还会直接撞上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隐身人，他唾弃理性并问道:“当我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喜欢这些法则和二乘二等于四这样的事理时，为什么我要关心自然和数学的法则?”这位隐身人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整部机器所娇养和造就出来的。经济学家们作出的贡献是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基本上是唯一可能的，真正“自然的”经济活动模式，只是也许还需要有所改进。心理学家们插进来说不可知是昏暗的无底的深渊，它使所有进一步继续探究理性的落空;他们同时又把可以观察到的非理性状态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长期的生物力量，而不是归结为一个野蛮社会长期制造而又制造出来的挫折和忧虑。而像奥尔德斯·赫脊黎、奥韦尔·凯斯特勒(这样的文化人)则把他们所认为的理性社会描绘成超现实的画卷，用这种方法意图在一大批不能识别漫画和现实的差别的人们中挑起一场厌恶理性的反感。另外一些人，像海明威—对历史不按照他们的意愿那样“行事”感到失望—则宣扬无目的、无希望和痛苦的情绪。艺术家们则尽力制造逃避现实的作品，棍淆和歪曲真实的世界;为了把真实世界掩盖起来，电影、新闻、广播和电视则提供使人们麻木的娱乐，并有步骤地，无情地破坏年青人和老年人、无知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智，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都是如此。393-394

隐身人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框架中塑造和培养出来的，不会在社会革命之后立刻消失。他长期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的毁灭大大削弱了他的抵抗力;但他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克服这种将被视之为人类黑暗年代结束的历史残迹将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奋斗。正如黑格尔所清楚认识的那样，理性并不是沿直线上升的，它总是受尽折磨和阻碍—被审判和关进集中营，被投入死刑毒气室和政治迫害。理性曾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悲惨的失败。它经历过令人振奋的进步，但又有令人沮丧的退却。阻碍理性前进的这些障碍不只是紧紧附在现实生活中的仇恨的顽固力量，以及处于他们控制下的人们的愚昧。这些障碍也包括那些为理性的胜利而战斗的人们所常犯的令人烦恼的缺陷和错误。这些过失会使许多也许甘于冒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惩罚和排斥危险而联合起来奋斗的人感到寒心。然而机会主义者们则常常乘机抓住在向理性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借此放弃这一目标，而落入不可知论的被动状态。394

然而，错误在所有人类事业中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它们的出现成为走向理性的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前进道路上出现错误和得到改正的。在思想上的各种失误中没有比不能区别非理性和错误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了。这种区别是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语无论次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错误言论之间的区别一样的。前者来自一种严重的疾病，而后者来自知识和洞察力不足。以全社会而言，正像一个人那样，除非消除造成的原因，否则两者都无法消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要其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非理性就无法克服。而且，正如精神病患者无法被说理和诱导所打动一样，一种以非理性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秩序，也不会因为科学和教育的进步而变得理性化。事实上，一个非理性地组成的社会获得的知识愈多，只可能会增强和加大死亡和破坏的力量。394-395

It is a very good book remark ..

* I cover all major point in this book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Bru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