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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来敲门”英国《金融时报》 约翰•麦克德莫特

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表了一项可能会让佛祖发笑的研究成果。在一篇题为《经济增长能提升人类福祉吗？》(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的著名论文中，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列出数据，推导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顾名思义，他得出的结果似乎自相矛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点，有钱人一般比穷人更幸福。然而，伊斯特林还发现，随着国家和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们报告的幸福水平并没有显示出提高的迹象。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

这个难解之谜不会让一些古代思想家感到意外。大多数宗教都有一些禁欲思想。佛祖就对物质需求不感兴趣。在《圣经》(Bible)中，耶稣(Jesus)和圣若翰洗者(John the Baptist)警告称，追求财富是无益的。据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奥菲斯教徒(Orphist)等人就摒弃物质主义。但在1974年，伊斯特林的发现挑战了一种共识：赚更多钱与更幸福明显相关。后来，这位经济学家又给这个或许比金钱本身更古老的辩题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伊斯特林称，他的矛盾性发现可由“物质追求会随经济增长而升级”的现象得到解释，“其中反映了社会比较和享乐适应性的影响”。简言之，伊斯特林认为，人类的幸福感建立在我们与周围人比较后的结果上。伊斯特林还认为，我们会迅速适应任何水平的富裕。更简单地说，人类的需求永无止境。我们永远都不会真正满足。
许多行为经济学实验进一步验证了伊斯特林的发现。这些实验表明，为赶上自己周围的人而努力不值当。有一个著名的实验颇有代表性，萨拉•J•索尔尼克(Sara J Solnick)和戴维•海明威(David Hemenway)向实验参与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愿意一年挣5万美元，而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还是愿意一年挣10万美元，而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大多数人选择前者。研究者据此得出：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是相对社会地位，而非绝对收入水平。与此类似的一些观点以及伊斯特林的观点使人们相信，公共政策不应痴迷于收入和经济增长方面。

过去十年中，其他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伊斯特林的核心假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快乐经济学》(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可在家庭关系、朋友、工作、财务状况、健康、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观”这七个领域中得到解释，这七个方面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重点。莱亚德并未忽略金钱，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他也强调了失业导致的痛苦。然而，伊斯特林悖论是他那本书的一个重要隐含假设。尽管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直觉感受到的，幸福感研究所涉及的分析范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是大多数国家的ZF所不熟知的。
如今，对幸福的追求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尽管仍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将幸福视为一种个人追求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2009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阐述了衡量民众幸福感的新指标，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的补充。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则要求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纪录国民的幸福程度。今年3月20日，联合国(UN)庆祝了第一个“国际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
莱亚德等人的观点有强大的证据支撑。但假如这种观点的前提假设之一伊斯特林悖论不成立，那会怎样？新的研究显示，这事实上是可能的。说到底，金钱的作用可能还是比他们想象的要大。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两位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过去一年来先后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文中指出，采用新的数据可以证明，伊斯特林悖论不成立。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它对各国ZF以及将民众幸福感纳入公共政策的趋势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跟研究幸福感问题的所有研究者一样，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同意伊斯特林悖论的第一部分：在给定的国家和时点，按照幸福的自我感觉（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常规方法）衡量，富人报告的幸福程度更高。他们指出：“这一点无人质疑。”
然而，这两位研究者发现，伊斯特林悖论的第二部分存在两个问题。悖论的第二部分是：幸福感并不随着国家（以及民众）富裕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第一个问题是，相对收入的概念并没有伊斯特林认为的那样重要。理由很简单：如果相对收入是关键，那么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没有人的幸福感会提高，因为每个人的富裕程度相对平均水平都没有提高。但如果富国的人大体上比穷国的人更幸福，那么说明绝对收入才是关键。换言之，或许与赶上周围的人相比，我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钱够干什么。
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称，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选取了155个国家中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世界调查》(Gallup World Poll)）以及人均GDP数据。尽管随着国家变富裕，提高单位满意度需要收入增加得更多，但两者的相关关系并没有随收入的增加而改变。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一个“餍足点”，超过这个点后，收入的增加不再导致幸福感增加。莱亚德曾提出，收入的“餍足点”为1.5万美元或2万美元。然而，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的结论是：“我们没有找到能够证明餍足点存在的证据”。事实上，他们没有发现幸福感增长放缓的证据，即使是在较高收入水平上（数十万美元）。
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伊斯特林提出的享乐适应性。如果伊斯特林悖论成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应该会下降。除了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重要特例，他们再一次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写道：“收入存在某种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后，收入不再影响幸福感，这种观点确实非常诱人。但数据结果与这种观点相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高是正相关的。”
这些发现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写道：“如果提高收入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那么政策的重心应放在经济增长以外的地方。”显然，这将促使人们深刻反思ZF的职责，以及选民对ZF的期望。新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有必要指出，这不等于全然否定莱亚德等人关于幸福感其他来源的研究。
这或许意味着未来我们将面临许多艰难的抉择。根据伊斯特林悖论，选择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未必意味着要牺牲其他东西，比如更多的休闲时间（以鼓励人们加强人际关系）、或更好的环境（以改善人们的健康）。但如果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的观点是对的——证据有力地支持这一点——那么ZF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之间将继续面临艰难抉择。
但有趣的是，伊斯特拉悖论在一个地方似乎仍然成立，那就是美国。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个人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最后一点似乎未能实现。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写道：“GDP自1972年以来大约翻了一番，而幸福感……略有下降。”他们对这个例外结果提出了两点解释。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与经济增长无关的社会变化。这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学者提出的论点。他们称，在美国，“社会资本”和信任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不平等程度明显提高。换言之，并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而是说美国对金钱的分配不够公平。相反，在欧洲，社会不平等程度提高幅度大约为美国的一半，民众幸福感水平也仍在上升。因此，这仍然证明，对伊斯特林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这显示出，如果美国想实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的“追求幸福（以及收入）的权利”，那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译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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