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降清，台湾遂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这不仅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同时推动清代台湾史和台湾早期历史的研究，2013年8月11日至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康熙统一台湾3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和海峡两岸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讨论会。围绕会议主题“康熙统一台湾与清代台湾开发”，本次讨论会共报告论文52篇，内容涉及康熙统一台湾的相关历史事实、清政府理台政策的演变、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变迁、清代台湾思想文化问题、明郑时期台湾史以及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史等多个议题，体现了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
康熙统一台湾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世新大学戚嘉林在《康熙统一台湾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康熙朝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指出康熙统一台湾有开疆拓土之功，是“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对施琅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表现，戚文也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施琅功在祖国，其厚待明郑的行为则展现其高风亮节。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景艳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研究中心谷凯宁合撰的《也议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经验》一文，则总结了康熙统一台湾的三条历史经验：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意愿相结合，坚定统一目标；以扎实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准备，打破偏安集团的独立幻想，使其彻底丧失谈判要价的筹码；立足长远战略利益，作出确保台湾的决策，为中华民族赢得有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清政府与台湾的郑氏政权之间，曾有多次议和。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的《试论清郑议和》，将康熙元年到十九年间的清郑议和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历次议和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清廷内部对郑经一直是以招抚为主，力求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但因为郑经坚持奉明朝为正朔，提出“援朝鲜例” 等割据台湾的要求，导致历次和谈均无成果。至康熙十九年郑经从福建沿海败归台湾后，台湾社会矛盾逐渐激化，郑氏内部危机重重，康熙坚定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康熙二十二年，郑氏政权降清，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关于清郑议和，中山大学（高雄）陈世岳则从政治谈判策略的角度进行研究，其《郑清和议的政治谈判分析》一文分析了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廷之间历时３０年的多次和谈，指出就外在策略而言，郑清和谈在战略上是和战兼用，战术上是矛盾冲突，战斗层面多有束缚，郑氏方面要藉抗清维持其正当性，清廷则须消灭郑氏政权的明朝色彩以完成其政权的正统，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政治立场，无法找到折中的替代方案。内在策略方面，则存在授权不足、协议没有确定性、郑方不愿被招抚等问题。这些谈判策略中呈现出来的问题，使郑清之间的谈判难以修成正果。
清政府在试图通过谈判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并未放弃武力征剿。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的《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清初六次跨海征战的经验教训》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对清初包括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内的六次跨海征战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总结，指出地理形势、气象变化规律对于每一次跨海征战都有极大影响，以此经验教训为基础，该文建议，当代军界和学界应深入开展海防地理学的研究，为海军赢得现代战争的胜利提供必须的海洋地理知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思的《郑成功与施琅两次征台之役的比较》同样从军事史角度，分别就战争策略与作战方式、战场环境与武器装备、外部增援与后勤补给、对手抵抗意识等几个方面，对1661年郑成功针对荷兰人的战争和1683年施琅针对澎湖的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存在于上述各方面因素中的差别，导致郑氏政权在两次战争中经历完全不同的命运。
施琅、姚启圣都曾在清政府收复台湾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对二人的评价学界则褒贬不一。天水师范学院晏波在《再论姚启圣在清朝统一台湾中的贡献》一文中，介绍了姚启圣在统一台湾前后的主要事迹，指出其在平台过程中存在失误，并认为由于存在这些失误，姚对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贡献比较有限，并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更具争议性的施琅，台南科技大学杨安华在《施琅“弃留台湾议”历史意义之探索——康熙国家统一意志之展现》一文中，考察了施琅提出“弃留台湾议”前后的表现，如降清前与郑成功的争竞之心，在郑氏投降台湾后，大肆圈占田园，管控台海贸易，从中收取规费等，认为施琅之所以主张武力收复台湾以及力主保留台湾，均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邓孔昭的《施琅其人二三事》在肯定施琅的历史贡献的同时，强调要了解历史人物绚丽光环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太光彩和高尚的一面。该文从施琅“争专征权”强烈排挤他人， “南风”、“北风” 之争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姚启圣关系有些忘恩负义和不择手段，对台湾弃留问题前后判若两人，在台湾侵占民众的田产、逃漏政府的田赋等５个方面，讲述了施琅相对阴暗的一面，使施琅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在《论施琅＜台湾弃留利弊疏＞的背景与动机———兼谈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问题》一文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祖基对施琅的评价则相对正面，该文分析了《台湾弃留利弊疏》中所提出的台湾当留的种种理由，又对施琅设立官庄的情况和清代台湾武职官员拥有庄产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施琅在平台后确实利用各种手段占有了不少田产，其力主保留台湾，不能排除有为私人利益考虑的因素，但他所提留台的种种理由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是确有事实根据的，对施琅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至于施琅占有田产的规模以及施侯租等问题，既不能刻意回避掩盖，也不应人为地肆意夸大。
康熙收复台湾的重要行动，曾引起近邻日本的注意。根据长崎唐通事辑录的有关当时中国情形的日文资料《华夷变态》，山东大学陈尚胜在《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收复台湾的情报活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收复台湾的情报搜集活动。日本九州大学郭阳的《日本长崎唐通事眼中的康熙复台———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以《华夷变态》所收相关风说书为史料，考察了日本当时对康熙复台事件的认知过程，认为日本基本上迅速掌握了康熙复台的整个经过。由于唐通事的消息来源是由台湾郑氏派出的海商，该文认为唐通事的报告中较多偏袒郑氏之语，但这无损于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透过海商对台湾战时情形的观察，《华夷变态》与中文史料颇有不同之处，可以对以往建基于中文史料的研究有所补充。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的《清郑对峙的历史记忆———以王忠孝及其家族的遭遇为中心》，主要透过一个追随郑成功抗清的明朝遗老王忠孝的个体生命体验及其整个家族的遭遇，展现了康熙统一台湾以及清郑对峙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细微层面。利用清朝初年的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该文对当时清郑对峙对王忠孝及其家族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清朝初年的两岸对峙是一种历史悲剧。该文还对王忠孝故乡的祭海习俗进行了研究，认为某个地方民俗的产生往往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就此而言，人们以习俗的形式承载着对过往历史的集体记忆，历史还活着。
二
台湾被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后，清政府如何治理台湾，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在《略论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一文中，考察了整个康熙朝对于台湾地位的认识及其相应的理台政策的演变，认为康熙皇帝受到传统的儒家大一统观的影响，所以在群臣讨论台湾弃留问题时，果断决定将台湾收归清朝版图，其后从设置府县，展界开海，到派遣巡台御史，理台政策则呈逐渐强化之势，逐步加快了台湾内地化的进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忠纯的《“地尽其利”还是“防止未来之害”———论１８世纪初期清廷地方与中央治台思路的分歧及其影响》一文，藉探讨康、雍、乾三朝内地人口渡台政策的演变，阐释地方官员和中枢在治台思路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地方官员大多主张移民来台，中枢却相对保守，而地方官员的积极治台思路，对台湾的开发有积极的作用。上述两篇论文分别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提出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有积极之处，以往学界将清前期的治台政策定性为“消极防台”，这两篇论文从实证角度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
在《清代前期厦防同知与闽台互动关系初探》一文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吕俊昌从闽台关系的角度探讨清政府的理台思路。该文通过考察清前期厦门海防同知这一官职的主要职能，包括稽查移民渡台与偷渡事宜以及闽台转运，揭示清代闽台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形成了闽台之间的“互补联动”机制，而这背后则是清政府“为防海而治海”的统治理念的体现。
鸦片战争爆发后，台湾也受到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对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对理台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包括开山抚番、台湾建省等，加快了对台湾东部山地的开发，并推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西北民族大学李昂在《略谈刘铭传的治台政策》一文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治台措施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刘铭传治台是清朝200年以来对台湾治理最成功、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韩国国民大学文明基的《建省、清赋、抚番与族群政治之终焉——清末台湾“内地化”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则从国家、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互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交织以及汉“番”关系等角度，重新理解清末“台湾新政” 的一系列政策，认为刘铭传在台湾建省与清赋等政策执行过程中，以“番地” 开发的利益为筹码，与中、北部地方士绅形成利益交换，而在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番地” 开发这一筹码，相关政策推行未能获得地方士绅的支持。同时，清末“台湾新政”的推行，表明清政府放弃了过去在汉“番” 之间的中立立场，选择与汉人士绅联盟，清政府、汉、“番”三者间的关系也发生重大改变。
1874年日本侵台，也就是牡丹社事件，是清后期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理台政策的调整，甚至影响到清政府的整体国防政策。政治大学傅琪贻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探讨“化外之地”说》中，分析了日本出兵的动机、中日谈判交涉的过程、以及在排湾族领地角力的经过，重点探讨了日本所持“无主地” 说与清朝大臣的“化外之地”说的不同，认为中国朝贡体系下的“化外之地” 完全不同于源于西方国土观的所谓“无主地”，恒春是排湾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领域，并非野蛮地，也非无主地。同样围绕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的《电报与19世纪美国远东外交——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美国的外交活动为中心》一文，则以美国外交官围绕该事件的活动，阐释电报这一新的通讯手段对近代外交的影响。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刘石吉的《同治年间日本侵台与海防论争之起》，则论及该事件使包括奕、李鸿章等在内的清廷部分官员意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进而在清廷内部引起海防、塞防之争，尽管争论结果，以左宗棠为首的持塞防论一派获胜，但自此清政府也加快了海防建设。
另外，北京大学徐万民的《铭军在台湾》介绍了刘铭传统领的军队在抗击日本和法国侵台的斗争中、以及在台湾建省各项政策推行过程中的贡献和牺牲，中央大学郑政诚的《论清法战争中马祖的角色与地位》则讨论马祖在中法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不仅探讨法军如何借马祖以钳制清廷援台，同时对清廷的相关应对措施也进行了分析，上述两篇论文均涉及晚清台湾政治史领域以往较不为学界注意的问题。
三
清代台湾的开发也是此次会议主题之一，且多年来台湾史学界一直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因此本次会议有关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变迁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大量闽粤人口迁往台湾从事拓垦活动，使台湾从南向北，逐步得到开发，清代台湾社会因此具有典型的移垦社会的特征，相关问题在清代台湾史研究中因而也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屏东教育大学陈秋坤的《清初一统台湾，南方村落的治理及其深层效应》以南台湾屏东平原为例，讨论台湾南部底层秩序以及国家力量的在地化问题，指出清初的拓垦政策，造就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大租户阶层，形成不均衡的地权结构，同时也形成“闽主客佃” 的状况，使闽、粤分类不仅源于语言、乡音和信仰的差异，还有财富分配的不均与利益的摩擦。而由于现实政治，国家力量不得不选择与地方势力“平衡共治”，在屏东平原社会底层，因此始终存在官方无法、也无意侵犯的豪强家族和区域性势力。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洪丽完的《清代台湾客籍汉人移垦聚落及边区社会秩序考察：以后大埔为例》，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清代后大埔客籍汉人的移住活动以及移垦村落的建立为个案，针对进入台湾西部山区“番地” 移垦的汉人，考察其在国家力量甚少触及的边陲地带，在几乎自治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生活空间及生活秩序。该文同样认为在缺乏公权力的内山边陲地区，地方豪族往往扮演维持公共秩序的重要角色。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