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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金融制度有哪些问题_建立新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
说到国际金融制度，当然要讲到的就是目前国际金融制度有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建立新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下面给大家参考一下。
目前国际金融制度有哪些问题
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而且更多的是延续了当时以国际贸易为主的格局，中国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里面，在上一轮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参与了这次比较大的全球化过程，中国从中获得了一些益处，虽然付出了很多的成本，但是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际金融体系虽然还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一个非常吸引当前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国际金融体系，但是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受益者，仍然能够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里面获得益处。这种体系应该更多的是充分利用现有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维护者的角色。
未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整个地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谁也不可能离开谁。刚才您也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因为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尤其像今天微信的传播，单个国家和企业不太可能实现脱离其他主体来发展，如果要共同发现就必须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包容性发展，才能实现每一个主体的发展。
建立新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亚投行定位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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