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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可能性是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
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元的这一地位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从理论层面，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中心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历史上，没有一个中心货币自愿退出世界舞台，因此美国也必然会尽最大努力维护美元的地位。然而从现实层面，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选择具有特殊性。一般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稳定、经济增长迅速，那么它就最有可能被选择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一种竞优选择。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形却是一种典型的“汰次”选择机制：美元经济有问题，但欧洲经济问题更大，美元不稳定，欧元却更不稳定。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决策者包括相当一部分新兴国家实际上走的是这一条路。我们一方面在批评美元，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在不断地买美元。尽管从2009 年3 月份到现在，美元大幅度贬值，但实际上给我们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大的购买力缩水，因此，不少新兴市场经济最终选择的是承认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不断地增加购买美元。在进行大的变革不容易的情况下，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是一个非常理性、务实的态度。
经过这次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相互影响程度更紧密，这是我们客观评估的一个现实。一家投资银行的研究人员有这么一个比喻，不一定准确，但是很形象，大家可以分享，做一个参照。克鲁格曼说，以前美国把中国当晚辈，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说银行应该这么搞，股市应该这么搞。现在经过危机之后，我们力量还是比他要弱一些，但是变成平辈了，有什么事就在一起商量一下。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转变，这是我们切身的体会。这个投行的专家这样说也肯定是有他自己切身的体会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元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短期内，虽然美元仍将是主宰性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甚至人民币都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 的测算，到2020 年，北美、“欧元区+ 英国”、“金砖四国+ 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 D P 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势均力敌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元化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届时将不存在绝对的主宰性货币，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加剧。
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一种“Bancor”的国际货币。应该说，这种设计体现了凯恩斯的高瞻远瞩和宏大气魄。然而，创造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不仅需要政治家超凡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经济学家长期的、系统性研究。因此，从现实出发，权宜之计当是逐步扩大SDR（即所谓的“特别提款权”，是IMF 发行的一种储备货币和记账单位。）的作用，使之发展成为理想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推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演变路径将会是：首先出现几个大国主权货币，每个大国主权货币周围会有几个小国货币与之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主权货币带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储备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主权货币。
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首先是实现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
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恒等式就是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国际收支的差额。据此，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储蓄定义为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那么，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就表现为全球储蓄结构不平衡。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 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 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 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之最；而美国仅为12.6%，也是历史之最。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未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不够完善，但经验并不支持这一论断。从世界很多华人在当地的样本数来看，华人在全世界都喜欢储蓄，所以在危机里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小。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变成了中国大量的储蓄流出去，支持了美国消费。换言之，同样一个收入水平的人，美国人享受了超过他的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他的收入水平，这是跟他的储蓄流出有关系。
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是达到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未实现消费驱动型增长，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 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也同样难以持续。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说起来容易，进展非常难，在金融上借用了当年冷战时期的一个词，叫“恐怖平衡”。“恐怖平衡”怎么来的？苏联和美国因为有了导弹和核弹，互相把对方消灭20次、30 次都可以，道理上是很恐怖的，但是因为双方都知道自己有杀伤能力，所以都不轻举妄动，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金融研究者把这个词借到描述中美的经济关系，在危机爆发之前也是一种恐怖平衡，明知道中国这样不断地出口，积累外汇储备，很难持续，也知道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资本流入、资本通胀很难持续，但是因为中国很依赖出口。我们现在判断中国经济2010年的情况怎么样，最终还是要看出口，最终还是依靠出口，指望美国人的消费来带动。所以现在经济界有一个新说法“我们错过了一个比较好的危机”。为什么？这个危机本来是让我们洗牌，让我们中国人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不是再为美国的消费而生产，但现在看来实际进展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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