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林权改革确实对林权流动、并充分实现林权的市场价值有意义，对集体林保存完好的少数地方的农民增收有意义。
但最近两年，一部分官员和学者在有意神话林权改革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事实完全是这样的吗？
中央电视台找的几个典型都有共同特点：一是“一分就富”的典型多出在江西和福建，并且分的是竹林，非竹林地区很难找到“一分就富”的典型。这是因为保存完好的竹林比树林具有相对高的可保护性开发价值；二是江西、福建等地的大面积有保护性开发价值的竹林，都是因为过去改革“不彻底”，依然“坚持集体林体制不变”才保存下来的；三是这些“一分就富”的典型，都具有竹产品加工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
在我看来，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权改革所推出的“一分就富”典型，在全国是不可复制的。但为了说明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改“一分就富”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主流媒体和林业部门经常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报道，以达到误导公众的效果。如7月31日国家林业局政府网推出了这样一篇报道：
山民富裕之路
——记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林改富农之路
张德勋 光明日报记者 郑北鹰
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北斗乡核桃种植大户常永祥乐呵呵地说：“林改后我在这里种的核桃不愁销路，有性急的浙江商人在核桃还未成熟的时候就来收购了。”去年，常永祥核桃总收入达到了24万元，今年总收入预计将达到40万元左右。
常永祥的事例说明：对于森林覆盖率近50%、9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的云南省，只有林地产权改革，才能让山区农民富起来。
林权改革开辟林农脱贫致富路
永平县位于云南省大理州西部、澜沧江东岸。总人口17.9万人，共有汉、彝、回、白、傈僳、苗6个主体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0.4%，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1%，是全国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全县国土面积2884平方公里，山区占93.8%，耕地面积不足20万亩，林业用地318.1万亩，占国土面积的73.5%，森林覆盖率70.6%；多年来，因体制机制的障碍和产权不明晰等问题，永平林业发展受到影响。
“希望在山，优势在林，出路在改革”。为加快广大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2005年6月，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大理、怒江调研时作出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永平县被列为全省9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同时被大理州列为“加快林业改革发展试点县”……
这篇报道有点长，读者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这篇报道说云南的白书记2005年6月视察后，永平县才被列为云南林权革改试点县的，可2008年7月农民常永祥家就因为林改富裕了，林权改革真是“一改就富”啊！？稍为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的，黑桃树从种植到有所收获至少需要5—8年。农民常永祥怎么就把24万元/年的黑桃收入归功于只有2年时间的林权改革呢？林业部政府网怎么可以这样不顾常识忽悠公众呢？
林权改革是好事，但我觉得林业部门和主流媒体不尊重常识，依靠编造“神话”来诱导党中央、国务院推广江西和福建模式的林权改革，是不正常的，这样干，好事会做成坏事的！
与林权改革相关的三点重要常识是必须明白和尊重的：
第一，今天的林权改革，是不能和当年的小岗村“包产到户”相提并论。有林业部门的官员把林改和30年前小岗“分田单干”相提并论，这有夸大政绩之嫌；也有不少学者把林改和30年前的小岗“分田单干”相提并论，这有拍马屁之嫌。当年小岗村“一包就灵”、一锄头刨出个“金娃娃”的改革，是因为当时潜在的生产力（土地整理、水利设施、生产工具、种子、化肥、农药、技术、农民素质等）已经很高，只要调整生产关系，潜在生产力就可以激活而释放出来。“分田单干”激发出了巨大的增量，所以能够在全国复制——不推自广。现在江西、福建等地的集体竹林，因为生态生产力和潜在“保护性开发”经济价值很高，所以“一分就富”成为可能。但全国更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山林生态非常脆弱，更没有可供“保护性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具备“一分就富”的潜在生产力，不可能像当年“分田到户”那样，立竿见影地普遍获得“一包就灵”、“一分就绿”和“一锄头刨出一个金娃娃”的改革收益。再说，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已经解体几十年了，“一分就灵”、“一包就灵”的改革，农村应该不会再有了。如果农村再有这样的改革，一定是破坏性的改革。对这样的改革是要警惕的！
第二，不要轻率否定集体林和国有林制度。80年代以来，分山（林）到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分山后因为滥砍滥伐而重新收归集体的也不少见，没有分而维持集体林体制的也有很多。过去分林、分山到户比较彻底的西南、西北等地，并没有保存下或培育出多少有开发价值的山林，我在云南、贵州山区扶贫几年所见所闻告诉我：如果还有保存完好、有保护性开发价值的大片山林，一般都是集体林或国有林。这也是现在少数地方林权改革“一分就富”的基础。2006年，我所在的机构——乐施会，请安徽大学“三农”问题专家张德元教授去云南、贵州农村考察扶贫项目，张教授回到安徽后没有就乐施会扶贫项目写文章，倒是写了一篇关于林业的感想，题目是《云南农村考察有感》，文章的大意是：云南80年代后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了当地农民大规模砍树，树砍光了之后，50不变的政策也没能激励农民积极栽树。文章的结论是：80年代“分山到户”导致了毁坏森林、破坏生态，张教授感概“邓小平时期砍的树比毛泽东时期多得多”。张教授的文章被某右翼网站转载后，引来一片骂声，张教授仅仅只是将当地现实状况和农民的话语转述而已。我有一篇文章是为张教授《感想》“佐证””的，题目是《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说的是“50年不变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推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是讲制度外部性的”。此文网上有，这里不重复了。
另外，正是因为江西等地有集体林存在，在90年代江西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基本上没有发生负债，而湖北等地平均每个村发生了数十万或数百万元不等的村级债务。
第三，中国多数山林的主要功能是生态功能，林改不可能出现“一分就富”的普遍结果。除了江西、福建、广西、湖南等地的竹林之外，中国的多数山林并不具备“保护性开发”——同时具有生态和富民的双重功能。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林权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一分就富”，而是绿化和生态建设。绿化和保护生态肯定是要花钱的，国家不花钱，“一分就绿”、“一分就富”——同时获得生态保护和农民富裕的双丰收当然好，这可能吗？上个月，和北京市农委的朋友一起在周其仁教授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开会，得知北京市的山林不是“一分就富”、“一分就绿”，无论是集体林还是农户林，农民都不愿意看护。北京市财政今年为912万亩山林看管费预算高达2亿元，如果加上每年的苗木费、器械费、肥料农药费等，财政支出就更大了，并且在逐年增加。7月份去了一趟日本，走了不少日本的“农村”，日本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绝大部分森林都是国有的。用中国人的视角看，日本很多森林都具有保护性开发的价值，但日本还是进口木材。我问为什么？日本人告诉我，日本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的20倍左右，砍伐木材没有进口木材合算。当然，这个答案不可全信，但至少对北京市“花钱管护山林”而非“一分就富”或“一分就绿”，提供了合理性的佐证。
林改是要改的，千万不要因为要推动林改或诱导林改而鼓吹“一分就富”、“一分就绿”的神话。恰恰相反，长远看，随着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导致林业经济效益相对下降和人民对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山林将来会由“家庭林”转变为“国有林”或“集体林”或“合作林”等。
重点常识说明白了，再对轰轰烈烈的林改谈几点建议：
第一，林改不要一刀切，要实事求是。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充分尊重多数农民的意愿。农民愿意分户经营的，就分户经营；愿意维持集体林体制的，也要尊重；愿意选择合作林体制的，也应该合法化；如果农民愿意将集体山林有偿委托给国家“封山育林”体制的，国家林业部门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另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尊重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各地对林业的功能定位可能不一样，江西、福建是要通过竹林致富人民，西北、北京的林业可能是为了生态，因此，江西、福建的林改做法就完全不能指导北京和西北。林改不能由国家林业局直接决策和指挥，应该由地方政府自主改革。总之，林改不可以像82年“分田到户”一样，一刀切、一律化。分了就是“改革先锋”，否则就是拖“改革后腿”。既不能用政治压力搞改革，也不能编造神话诱导改革！
第二，国家不可将生态建设责任推给农民。政府不要以为，分山到户了，山林“一分就绿”了，绝大多数地区这是不可能的。山分给农民，农民是要的，不要白不要！农民得到了山林后，是砍树还是种树，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农民对城市郊区林和边远山区林、树林和竹林、生态林和经济林等等的经营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多数地区的林业经济效率是相对下降的，如果国家不出钱管护私有林，多数林农对所分得的山林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次是砍树或低价转让，再次才是种树（前提是有相对高的经济收益）。对于种树经济效益相对低的地区（如西北和一些交通极不便利的山区），分山到户后是有利“再造江山秀美”，还是不利呢？在西北的很多公路旁都树立着江泽民主席“再造一个江山秀美的西部”的号召，从兰州机场到兰州市区的数十公里路两旁，责任到的机关干部和职员，每年花钱出力无数，我最近5年年年去兰州，也没见“举全市之力”让数公里的机场路“秀美”起来。农民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神仙，“举全市之力”做不好数十公里路的绿化，政府不可将“绿化祖国”的责任通过“林权改革”推给农民呢！
不同地区的政府，承担的生态建设责任是不一样重的，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各地政府要本着区生态建设优先、兼顾林农富裕的双重目标部署林改。
第三，林改要顺应逐步扩大国有林的大趋势。随着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城市化和国民对生态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山区都将封山育林——国有林区或生态保护区，这是大趋势。人少山多、生态脆弱的地区，不是要分山（林）到户，而是国家出钱逐步收购山（林）、转移山（林）民，实施封山育林。有些地方，在这次山林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将集体林也分给农户，还尽量将国有林也分给农户，这是不对的，应该制止和纠正。
第四，林改一定要与农村治理结合起来考虑。很多地方的集体林是农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切不要因为林改重要而否定了农村自治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治理和公共服务对一家一户的小农而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2008年8月24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但最近两年，一部分官员和学者在有意神话林权改革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事实完全是这样的吗？
中央电视台找的几个典型都有共同特点：一是“一分就富”的典型多出在江西和福建，并且分的是竹林，非竹林地区很难找到“一分就富”的典型。这是因为保存完好的竹林比树林具有相对高的可保护性开发价值；二是江西、福建等地的大面积有保护性开发价值的竹林，都是因为过去改革“不彻底”，依然“坚持集体林体制不变”才保存下来的；三是这些“一分就富”的典型，都具有竹产品加工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
在我看来，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权改革所推出的“一分就富”典型，在全国是不可复制的。但为了说明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改“一分就富”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主流媒体和林业部门经常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报道，以达到误导公众的效果。如7月31日国家林业局政府网推出了这样一篇报道：
山民富裕之路
——记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林改富农之路
张德勋 光明日报记者 郑北鹰
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北斗乡核桃种植大户常永祥乐呵呵地说：“林改后我在这里种的核桃不愁销路，有性急的浙江商人在核桃还未成熟的时候就来收购了。”去年，常永祥核桃总收入达到了24万元，今年总收入预计将达到40万元左右。
常永祥的事例说明：对于森林覆盖率近50%、9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的云南省，只有林地产权改革，才能让山区农民富起来。
林权改革开辟林农脱贫致富路
永平县位于云南省大理州西部、澜沧江东岸。总人口17.9万人，共有汉、彝、回、白、傈僳、苗6个主体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0.4%，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1%，是全国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全县国土面积2884平方公里，山区占93.8%，耕地面积不足20万亩，林业用地318.1万亩，占国土面积的73.5%，森林覆盖率70.6%；多年来，因体制机制的障碍和产权不明晰等问题，永平林业发展受到影响。
“希望在山，优势在林，出路在改革”。为加快广大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2005年6月，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大理、怒江调研时作出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永平县被列为全省9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同时被大理州列为“加快林业改革发展试点县”……
这篇报道有点长，读者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这篇报道说云南的白书记2005年6月视察后，永平县才被列为云南林权革改试点县的，可2008年7月农民常永祥家就因为林改富裕了，林权改革真是“一改就富”啊！？稍为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的，黑桃树从种植到有所收获至少需要5—8年。农民常永祥怎么就把24万元/年的黑桃收入归功于只有2年时间的林权改革呢？林业部政府网怎么可以这样不顾常识忽悠公众呢？
林权改革是好事，但我觉得林业部门和主流媒体不尊重常识，依靠编造“神话”来诱导党中央、国务院推广江西和福建模式的林权改革，是不正常的，这样干，好事会做成坏事的！
与林权改革相关的三点重要常识是必须明白和尊重的：
第一，今天的林权改革，是不能和当年的小岗村“包产到户”相提并论。有林业部门的官员把林改和30年前小岗“分田单干”相提并论，这有夸大政绩之嫌；也有不少学者把林改和30年前的小岗“分田单干”相提并论，这有拍马屁之嫌。当年小岗村“一包就灵”、一锄头刨出个“金娃娃”的改革，是因为当时潜在的生产力（土地整理、水利设施、生产工具、种子、化肥、农药、技术、农民素质等）已经很高，只要调整生产关系，潜在生产力就可以激活而释放出来。“分田单干”激发出了巨大的增量，所以能够在全国复制——不推自广。现在江西、福建等地的集体竹林，因为生态生产力和潜在“保护性开发”经济价值很高，所以“一分就富”成为可能。但全国更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山林生态非常脆弱，更没有可供“保护性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具备“一分就富”的潜在生产力，不可能像当年“分田到户”那样，立竿见影地普遍获得“一包就灵”、“一分就绿”和“一锄头刨出一个金娃娃”的改革收益。再说，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已经解体几十年了，“一分就灵”、“一包就灵”的改革，农村应该不会再有了。如果农村再有这样的改革，一定是破坏性的改革。对这样的改革是要警惕的！
第二，不要轻率否定集体林和国有林制度。80年代以来，分山（林）到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分山后因为滥砍滥伐而重新收归集体的也不少见，没有分而维持集体林体制的也有很多。过去分林、分山到户比较彻底的西南、西北等地，并没有保存下或培育出多少有开发价值的山林，我在云南、贵州山区扶贫几年所见所闻告诉我：如果还有保存完好、有保护性开发价值的大片山林，一般都是集体林或国有林。这也是现在少数地方林权改革“一分就富”的基础。2006年，我所在的机构——乐施会，请安徽大学“三农”问题专家张德元教授去云南、贵州农村考察扶贫项目，张教授回到安徽后没有就乐施会扶贫项目写文章，倒是写了一篇关于林业的感想，题目是《云南农村考察有感》，文章的大意是：云南80年代后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了当地农民大规模砍树，树砍光了之后，50不变的政策也没能激励农民积极栽树。文章的结论是：80年代“分山到户”导致了毁坏森林、破坏生态，张教授感概“邓小平时期砍的树比毛泽东时期多得多”。张教授的文章被某右翼网站转载后，引来一片骂声，张教授仅仅只是将当地现实状况和农民的话语转述而已。我有一篇文章是为张教授《感想》“佐证””的，题目是《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说的是“50年不变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推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是讲制度外部性的”。此文网上有，这里不重复了。
另外，正是因为江西等地有集体林存在，在90年代江西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基本上没有发生负债，而湖北等地平均每个村发生了数十万或数百万元不等的村级债务。
第三，中国多数山林的主要功能是生态功能，林改不可能出现“一分就富”的普遍结果。除了江西、福建、广西、湖南等地的竹林之外，中国的多数山林并不具备“保护性开发”——同时具有生态和富民的双重功能。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林权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一分就富”，而是绿化和生态建设。绿化和保护生态肯定是要花钱的，国家不花钱，“一分就绿”、“一分就富”——同时获得生态保护和农民富裕的双丰收当然好，这可能吗？上个月，和北京市农委的朋友一起在周其仁教授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开会，得知北京市的山林不是“一分就富”、“一分就绿”，无论是集体林还是农户林，农民都不愿意看护。北京市财政今年为912万亩山林看管费预算高达2亿元，如果加上每年的苗木费、器械费、肥料农药费等，财政支出就更大了，并且在逐年增加。7月份去了一趟日本，走了不少日本的“农村”，日本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绝大部分森林都是国有的。用中国人的视角看，日本很多森林都具有保护性开发的价值，但日本还是进口木材。我问为什么？日本人告诉我，日本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的20倍左右，砍伐木材没有进口木材合算。当然，这个答案不可全信，但至少对北京市“花钱管护山林”而非“一分就富”或“一分就绿”，提供了合理性的佐证。
林改是要改的，千万不要因为要推动林改或诱导林改而鼓吹“一分就富”、“一分就绿”的神话。恰恰相反，长远看，随着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导致林业经济效益相对下降和人民对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山林将来会由“家庭林”转变为“国有林”或“集体林”或“合作林”等。
重点常识说明白了，再对轰轰烈烈的林改谈几点建议：
第一，林改不要一刀切，要实事求是。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充分尊重多数农民的意愿。农民愿意分户经营的，就分户经营；愿意维持集体林体制的，也要尊重；愿意选择合作林体制的，也应该合法化；如果农民愿意将集体山林有偿委托给国家“封山育林”体制的，国家林业部门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另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尊重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各地对林业的功能定位可能不一样，江西、福建是要通过竹林致富人民，西北、北京的林业可能是为了生态，因此，江西、福建的林改做法就完全不能指导北京和西北。林改不能由国家林业局直接决策和指挥，应该由地方政府自主改革。总之，林改不可以像82年“分田到户”一样，一刀切、一律化。分了就是“改革先锋”，否则就是拖“改革后腿”。既不能用政治压力搞改革，也不能编造神话诱导改革！
第二，国家不可将生态建设责任推给农民。政府不要以为，分山到户了，山林“一分就绿”了，绝大多数地区这是不可能的。山分给农民，农民是要的，不要白不要！农民得到了山林后，是砍树还是种树，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农民对城市郊区林和边远山区林、树林和竹林、生态林和经济林等等的经营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多数地区的林业经济效率是相对下降的，如果国家不出钱管护私有林，多数林农对所分得的山林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次是砍树或低价转让，再次才是种树（前提是有相对高的经济收益）。对于种树经济效益相对低的地区（如西北和一些交通极不便利的山区），分山到户后是有利“再造江山秀美”，还是不利呢？在西北的很多公路旁都树立着江泽民主席“再造一个江山秀美的西部”的号召，从兰州机场到兰州市区的数十公里路两旁，责任到的机关干部和职员，每年花钱出力无数，我最近5年年年去兰州，也没见“举全市之力”让数公里的机场路“秀美”起来。农民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神仙，“举全市之力”做不好数十公里路的绿化，政府不可将“绿化祖国”的责任通过“林权改革”推给农民呢！
不同地区的政府，承担的生态建设责任是不一样重的，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各地政府要本着区生态建设优先、兼顾林农富裕的双重目标部署林改。
第三，林改要顺应逐步扩大国有林的大趋势。随着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城市化和国民对生态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山区都将封山育林——国有林区或生态保护区，这是大趋势。人少山多、生态脆弱的地区，不是要分山（林）到户，而是国家出钱逐步收购山（林）、转移山（林）民，实施封山育林。有些地方，在这次山林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将集体林也分给农户，还尽量将国有林也分给农户，这是不对的，应该制止和纠正。
第四，林改一定要与农村治理结合起来考虑。很多地方的集体林是农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切不要因为林改重要而否定了农村自治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治理和公共服务对一家一户的小农而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2008年8月24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