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发钱是最稳健、最有效率、最公平的

以下是引用曹国奇在2008-11-15 23:08:00的发言：
但是他们太教条，只知道书本。

1、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教条，至于为何出言讥讽，

曹院士去查查哈耶克、弗里德曼、西蒙的逝世年份，就知道了。

2、我现在还不敢说，自己已经“知道”书本了。

3、不过我确实想说，不应该锁定楼主：

任何一幕（即使是再辉煌的）大戏里面，肯定会掺杂着一些小丑角，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剧情需要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16 9:40:45编辑过]

出发点不同而已，一个是追求效率（猫爪），一个是追求公平。

其实两者本来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有些人过于短视才把两者对立起来，因此今天的社会才会出现普遍缺乏公平的局面。

矫枉必须过正，今天公平重回大众视野也只是历史的轮回而已。（大家估计都不希望在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矫正吧）。

以下是引用rich_1698在2008-11-16 10:03:00的发言：

出发点不同而已，一个是追求效率（猫爪），一个是追求公平。

其实两者本来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有些人过于短视才把两者对立起来，

因此今天的社会才会出现普遍缺乏公平的局面。

矫枉必须过正，今天公平重回大众视野也只是历史的轮回而已。

（大家估计都不希望在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矫正吧）。

你就不要“平和中正”的为他圆谎啦。

如果真正追求公平，就应该支持对于农机化肥种子农村公共设施，城市低保医保太阳能之类的补贴。

而不是说什么一人一份，那叫追求公平？

可惜上次我写的那个反驳帖子没了。

那里面我很清楚的表明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完全支持首先满足公平，真正的公平。

我提醒大家，社会很复杂，有些人打着“公平”的旗号，装出一副伪善的外貌， 

其实是想把中央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推向一个荒谬无比的结论， 

从而使善良的人民对中央的某些决策产生怀疑和动摇。 

这样的伎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市场的，比如地震期间，写那首“肉麻诗”的文联主席， 

我认为不是真想表达他的一片赤胆忠心，而是刻毒无比，否则他为何说：

“既然已经写出，一切任人评说。 ”

（类似的，还有发“猪坚强”之类的媒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16 12:45:27编辑过]

发钱这件事，由来已久，最早要追溯到圣西门、富里叶哪里去。弗里德曼是在1936年《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2章关于“负所得税”的论述，表达了基本收入的观点。

米德是在下面这两本书中，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介绍过。

Meade, J. E. 1936.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 1938. Consumer Credits and Unemploy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十二章　贫穷的减轻

  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非凡的经济增长和自由企
业的利益的广泛分配大大减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穷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义上，
贫穷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甚至在这些国家里，显然存在着很多人生活于我们中的一些人
所认为的这种贫穷之中。
    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
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十九世纪之中期和晚期，我们能看到私人
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急剧增加。政府福利活动扩展的主要代价之一便是私人慈善活动的相
应下降。
    人们可能争辩，私人慈善机构是不够的，因为，从其中获得利益的人不是那些向慈
善机关捐赠的人——再一次构成一种邻近影响。当我看到贫困，我感到不快；由于它的
减少我得到好处；但是，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人为了减少贫困而支付费用，我都得到相同
的好处；因此，我部分地获得了其他人慈善行为的好处。用不同的话来说，我们大家可
能都愿意帮助救济贫困，假使其他人也是如此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担保，那末，我们可
能不愿意捐赠出同样的数量。在小的集体里，公共的压力甚至在私人的慈善事业中也能
足以实现上述保证。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形式的大的非个人集体里，要想做到这
一点困难得多。
    假设象我那样，我们接受了这种道理，把它当作为政府采取行动来减少贫穷的理由，
这好象在社会中的每个人生活水平之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现在，仍然留下的问题是
规定的高低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去规定它。我看不出决定“高低为多少”的办法，除非
根据我们——我的意思指我们大部分人——愿意为此目的而施加于自己的赋税数量。
“如何去规定”的问题具有较大的推测的余地。
    有两件事情似乎是清楚的。首先，假使目的是减少贫困，那末，我们应该有一个旨
在于帮助贫苦人的方案。我们有各种理由来帮助恰好是一个农民的穷人；帮助的原因不
是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他贫穷。这就是说，该方案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作为一般人的
人，而不是作为特殊职业集团中的人、或不同年龄的集团中的人、或某种工资率的集团
中的人、或劳动组织或行业成员中的人。这是农业方案、一般老年人的救济金、最低工
资法、偏袒工会的法律、关税、某种工种或职业领取执照的规定等等似乎无穷尽的事例
中的一个缺点。第二，只要有可能，该方案在通过市场发生作用时，应该不妨碍市场正
常状态或不阻碍它的正常作用。这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最低工资法、关税以及类似事项
的一个缺点。
    从纯粹的执行机制的理由上看，应该建设的安排是一种负所得税。按照联邦所得税
的规定，我们现在每人收入600美元可以不纳税（加上最低限度10%的统一扣除）。假使
一人得到100美元应纳税的收入，即：超过免税和扣除的100美元收入，那末，他得纳税。
按照负所得税的建议，假使他的应纳税的收入为负数值的100美元，即：比免税加上扣除
的总额少100美元，那末，他得纳付负数值的税，也就是，得到一笔津贴。例如，假使津
贴的比例是50%，那末，他将获得50美元。假使他一点也没有收入，并且为了简单化起见，
没有扣除额，而税率仍然不变，那末，他将获得3O0美元。假使他有扣除，他可能获得的
比这个数量还要多。例如，医疗费用，从而，甚至在减去免税额以前，他的收入减去扣
除以后是负数。津贴的百分比当然可以是累进的，正象超出免税额的税率那样。以这种
方式，可以规定一个任何人的净收入（现在的定义包括津贴在内）都不会低于这一最低
限度——在上述简单的例子中是每人300美元。规定具体的最低限度将取决于社会是否有
负担的能力。
    这一安排具有明确的好处。它是专门针对贫穷问题的。它向个人提供最有用的形式
的帮助，即：现金。它是一般性的，从而能代替现在已经实施的很多的特殊措施。它明
白地表示出社会所负担的费用。它在市场之外发生作用。象任何其他缓和贫穷的措施那
样，它减少那些被帮助的人的帮助他们自己的动机，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动机，
正象任何对收入津贴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额的制度一样。额外赚取的一美元收入总是意味
着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款项。
    毫无疑问，会有行政管理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是一种次要的缺点，如
果它们能被算作为缺点的话。这个制度能够配合我们目前所得税制度，并能与之连在一
起加以管理。目前的税收制度包括大部分得到收入的人，把所有的得到收入的人都包括
在其中必然会作为副产品而改善目前所得税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假使它能付诸实施
来代替目前指向同一目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措施，那末，整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肯定会减
轻。
    几个简单的计算结果也表明：这个建议在费用方面远为要小，更不用说它所牵涉到
的政府干预的程度少于我们目前所采用的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这些
计算结果可以被用来表明：作为帮助穷人的措施而论，我们目前的措施是多么的浪费。
    1961年，政府在直接的福利和各项方案上的开支大致为330亿美无（联邦、州和地区）
包括：对老年人的援助、社会保险金额的支付、对不能独立生活儿童的援助、一般性的
援助、农产品价格支持方案、公共房屋，等等。在进行计算时，就排除了对退伍军人的
照顾。我也没有计入下列措施的直接和间接的费用，如最低工资法、关税、执照规定，
等等，以及没有计入公共卫生活动、州和地方在医院、精神病院以及类似的方面所花费
的费用。
    在美国大约有57，000，000个消费单位（独自生活的个人和家庭）。如果把1961年
的330亿美元的开支以单纯的现款津贴发放，那末，就可以发给最低收入的10%的消费单
位。每单位几乎为6000美元。这种津贴将会提高它们的收入，使它超过美国所有单位的
平均数。换言之，这些开支将会向最低收入的20%的消费单位发放每单位几乎为3，000美
元的津贴。即使我们同意新政派人士喜欢称之为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好、住房不好和衣
着不好的说法，1961年的开支也会向每个消费单位发放几乎为2，000美元的津贴。这个
数字大致是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高薪和三分之一低薪的收入
阶层之间的差距。今天，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少于八分之一的消费单位具有象三十
年代中期最低三分之一人那样的收入。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比“减轻贫穷”的字眼所能容许的要远为奢华的方案，
即使我们以相当松散的意义解释这个名词的话。如果执行一个补充收入最低的20%消费单
位的收入的方案，使它们的收入达到比它们高的收入的最低水平，那末，该方案的费用
少于我们现在花费的一半。
    所建议的负所得税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政治含意。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
对某些人施加赋税来津贴其他人。可以设想，这些其他人是有选举权的。总是会存在着
那种危险，即：它不是成为绝大多数人愿意给他们自己施加赋税来帮助不幸的少数的安
排，而是相反地被转变为一种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不同意的少数人身上施加的
赋税。由于这一建议使这个过程如此明确，上述危险或许要大于其他措施的危险。除非
依赖于选民的自我克制和良好愿望，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914年迪赛在一个相应的问题——英国的老年退休金——上写道：“有见识的和仁
慈的人很可能要问自己，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会从制订一个法令中得到好地该法令规
定；以老年退休金的形式来领取贫穷救济并不和保持选举议员的权利发生冲突。”
    关于迪赛的问题，从英国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必须认为是不肯定的。英
国确实是走向普选权，而并没有取消领取养老金的人或其他接受国家援助的人的选举权
利。也存在着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对一部分人的赋税的大量增加。这些税收肯定可以被
看作为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甚至于对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接受救济的人的大多
数也并没有好处。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毁坏英国的自由或它的主要为
资本主义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选民们想逆转潮流和实施自我克制的一些迹象。
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在一种意
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
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是
不相同的；因为，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
中，他能够比另一个人对许多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会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而另一方面，严格区
别物质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欢迎自由社会迄今比任何其他社会趋于具有更多的
物质的均等这一事实。但是，他会把它看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乎理想的副产品之一，而不
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将欢迎既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措施——如消除垄断权力和改
善市场运转的措施。他将把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看作为正确使用自由
的一个例子。他可能赞成国家对改善贫穷而采取的行动看作为社会大多数人能达到一个
共同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这样做时会感到遗憾，因为，必须使用强制
的手段来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义者也会走得这样远。但是他会走得更远。他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与其他人
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
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均等显然与自由
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均等主义者，又是自由
主义者。

我国学者党爱民的贡献是把这项政策由财政政策或福利政策转化为货币政策。该论文稍后在美国发表。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

Social Dividend based on Overproduction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Aimin Dang (Guangzhou Qiuxin Economics Institute)

 

[内容摘要]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但其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本文认为，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通过货币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充分拓展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 distribute money to the citizens worldwide, but the sources of fund are still limited. This paper thinks, the social dividend with overproduction as the material basis can not only fully expand the fund source for social dividend, but thoroughly re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overproduction through monetary system reforms, to gradually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关键词]社会分红，生产过剩，货币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基本收入

[Keyword] Social Dividend, Overproduction, Monetary System Reform, Socialism, Basic Income

[JEL code] P11，P21，E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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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人发钱”或“社会红利”的相关文献综述

求心Dammos 2008-2-23

　　2008年1月，上海政协委员、资深经济人士邢普先生提出了《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国内各大报纸和网站报道了这件事。一石激起千重浪。邢普委员的提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群众的关注，出现了热烈的议论。下面介绍一下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供大家参考。

　　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他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早在1938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作用。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找工作。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广西社科院院的罗运贵研究院于2003年出版《宏观价值调控论》，在这本书中，罗运贵先生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罗运贵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
　　我国自由经济学者党爱民先生（网名求心、dammos）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肆宣扬“按人发钱”，几乎家喻户晓。党爱民于2004年出版了《过剩经济学》，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党爱民提出了“货币涌现价值论”，认为货币的信用基础是“该社会的全部生产力”。他还指出：“纸币的价值是一种涌现价值，是在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这个特定层次上的涌现，不能片面地以‘印刷纸’来衡量纸币的价值。” 党爱民于2007年撰文《试探讨透过金融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透过按人发钱消化产能过剩、实现公有制的可行性。
　　党爱民的“按人发钱”与米德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企利润，而党爱民的发钱的前提是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发。党爱民的发钱与罗运贵的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罗运贵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爱民强调发给个人增加消费。
党爱民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货币的价值基础，比米德的发钱基础更加开阔、坚实。将发钱的基础拓宽到社会全部过剩要素上，不仅可以实现米德的“社会红利”的功能，还可以温和地、稳健地动用私人拥有的过剩要素，为全民造福，从而使资本主义自动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爱民还借助耗散理论、涌现价值等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论述了“按人发钱”的合理性、必要性及诸多优点，也探讨了按人发钱以后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南京经济学院WTO研究中心卢映西副研究员在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稿《经济学的金矿》中，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做法，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他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了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因而是可持续的经济体制。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先生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将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米德、崔之元、邢普的建议属于财政范畴，当然，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议，党爱民、罗运贵、卢映西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社会红利的实践上，有以下重大事件。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１９７８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要从政府收到一张支票，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崔之元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做“基本收入”。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地域振兴券”。
　　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政府这项计划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红包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新加坡有透明的个人信息系统，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个人收入、纳税、家庭状况等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政府可以很容易确定出个人应得的“红包”份额，然后打到个人的银行户头上。
　　香港也有通过退税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例。而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
　　我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江苏、浙江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另一份文献综述

 2.1与社会分红相关的理论

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 James Meade，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Meade（1936）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Meade的“社会分红”是每个公民不附加任何其它条件就可以获得的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影响的收入，以减小个人风险。Meade（1938）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在经济萧条时期起到扩大消费作用。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flat tax）”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Meade（1993）还提出了“劳资合伙”的设想。

欧洲推动按人发钱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把它叫做“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给与所有个体的补助金，它不需要收入核定或者必须要求工作。 [1] 个别国家的一些重要政治家，包括在政府中的政党，也开始站出来支持基本收入。同时，与之相关的文献（包括经济、道德、政治、法律等方面）逐渐增加，或者开始对它感兴趣，在多个欧洲国家乃至全世界，开始组成了一个活动网络。第12届全球基本收入代表大会于2008年6月20-21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基本收入是一个选择”。“基本收入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Van Parijs,2000)。很多著名的欧洲社会科学家已经站出来倡导基本收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Simon(2000), Friedrich Hayek, James Meade, Robert Solow, and Friedman(1962)完全支持基本收入.[2] Simon(2000)认为，不仅资源、自然界和人类知识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被全民共享，而且“社会资本”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Tomlinson（2003）认为，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口以及强加给它的义务，使社会福利安全网络没有任何安全。私人保险，无论是失业保险、退休金、或者就业职位，都不能确保大多数公众的收入安全。

然而，通过本文后面的分析就会发现，基本收入政策仍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一是因为它仍然停留在财政政策的范畴，无法解决伴随着货币增长而增长的债务问题，二是因为它是“Basic”收入，故它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以消化生产过剩。

在货币理论方面，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指出，政府没必要“借钱”或其他办法招致债务，以便扩张货币供应，以便于经济增长协调一致，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财政权力去保持繁荣，参看stretton(1999), Bell(2000), Bell and Wray(2003) and Lerner(1947).中国学者Luo（2003）长期研究“解决发展中国家货币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他认为发钞票好过发国债，还认为，“国家要办多少事，就有多少钱”。他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

中国学者Dang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量撰文呼吁“按人发钱”，中国的很多网民都很熟悉。Dang, et al.（2004）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他们指出，在资本家欲将卖不掉的“牛奶”倒掉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人头数平均发放适当数量的货币，让资本家把“牛奶”卖给穷人，使穷人免于匮乏，使资本家免于破产，使国家免于动荡，这显然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个帕累托改进。

 

Dang，et al.(2004)的“按人发钱”与Meade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有企业有利润，而Dang（2004）主张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由央行来发。Dang,et al.(2004)与Luo(2003)主张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Luo(2003)强调发钱给政府，用于搞建设，Dang，et al.(2004)强调发钱给个人，增加消费。

 

中国学者Lu（200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思想，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她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

中国学者Cui（2006）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Meade（1936，1938）、Cui（2006）、Pu Xin[3]的建议大致属于财政范畴，而Dang, et al.(2004)、Luo(2003)、Lu(2007)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货币制度的改革。

还有学者Cai（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Liu（2008）提出了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帐户制度”的建议。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于2008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媒体也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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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http://www.basicincome.org/bien/aboutbasicincome.html

[2]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sic_income .

[3] Pu Xin，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向政府提议每人发1000元的人。

第12届按人发钱大会官方网站。

http://www.cori.ie/Justice/Basic_Income/62-Basic_Income/541-bien-world-congress-on-basic-income-

全球按人发钱网络官方网站

http://www.basicincome.org/bien/aboutbasicincome.html

按人发钱是最稳健、最有效率、最公平的货币政策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10-27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并逐渐侵蚀到实体经济，成千上万的出口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返乡，这些失业人口的收入减小，将进一步使得本来不足的内需进一步萎缩，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均衡点究竟在哪里，谁也没有底。有些工厂倒闭，欠了工人的工资，给工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身心伤害，并不断传出一些不和谐的消息。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救市方案，美国斥资8500亿美元，欧洲各国合计拿出了2万亿欧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取消利息税、降低利率、增加出口退税等等，同时各地相继出台了救楼市的政策，如降低交易税、降低首付比例等等。其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已经批准了2万亿的铁路项目。

 

一、救人还是救市？

　　对于这些救市措施，我认为它的大方向或目标有问题。首先，市场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主体，救市的目的在于救人。因此，目前的各种救市方案应当充分体现胡锦涛主席倡导的“以人为本”这个大方针。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人要遭受到两种苦难，一种是由于失业，直接威胁到与人生存密切相关的吃、住、行等基本问题，二是由于金融资产的损失使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精神受到伤害。一般来说，前者是穷人的苦难，后者则是富人的苦难。针对两种苦难，政府理所当然地先救前者、再救后者。同时，如果政府的救贫政策能够保证每个人彻底脱离饥饿与匮乏的危险，那么，富人的恐惧也就解除了。直接救市的办法实际上是只救富人、不救富人的办法。只救富人的办法，花钱多、疗效小，而且有很多副作用。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富人带来的损失，好比是在赌场欠下了一笔赌债。庄家（商业银行）把钱借给两个赌徒，让他们去赌。要命的是，他们本来借了1元钱，嫌赌盘太小，不刺激，就把1元钱通过“金融创新”，让赌盘扩大到10元、100元。赌局扩大以后，借来的钱很快就输光了，没钱玩了，玩不下去了，赌场要关门了！其实，很多庄家也直接参与了赌博，本钱全输光了。不仅赌徒欠下了无法偿还的赌债，庄家的本金也收不回来，同时，那个赢了钱的人，也仅仅是一笔账，并没有实际赢来那么多钱。在此紧急关头，政府出面了，要救赌场。怎么救，就是帮那些输了钱的赌徒还赌债。这件事受到了银行、赢家、输家的一致欢迎，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对那些没有参与赌博的普通老百姓，这不公平——他们抱怨这是拿他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去救赌徒、去救骗子！

　　布什的救市方案遭到了美国众多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理由就在这里。如果政府能够出面帮你的赌债买单，天哪，这多么可怕！有人买单，银行可以不负责任，借钱的人也可以不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而这种先斩后奏的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倒逼机制”。银行绑架了国家、绑架了人民，逼着政府买单，毫无办法。如果今天这么救了，谁敢保证不会有下一回？

　　现在，要求加强监管的声音非常强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银行的金融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以后加大监管，那么，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我在很多地方提到的现代货币制度的两难：经济要发展，就要增加货币供应，而货币增加就必然是负债增加；反过来，如果想降低负债，则必然要制约经济发展。

 

二、按人发钱是最稳健、最有效率、最公平的货币政策

　　这场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必然要出台非常严厉的监管措施，非常谨慎地供应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加大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利用效率，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政府最近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个方针是正确的、英明的、及时的，我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却仍然没有看到如何体现这一方针，仍然是扩大投资那一套。比方说２万亿的铁路。同样的2万亿，用于投资以后，按照目前的分配比例，大概能有10% 转化为消费需求，也就是2千亿。但是，同样是2万亿，如果按人发钱，大概能有80％会转化为消费需求,也就是1.6万亿。消费需求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福利，是人民得到的切实利益。两者相比较，按人发钱的效率是投资的８倍，换句话说，为了启动同样大小的消费、让人民得到同样大的利益，使用按人发钱的办法只需花费投资的八分之一（1250亿）就够了，这将极大地节约资金、极大地降低金融风险。因此，按人发钱是最稳健、最有效率、最公平的货币政策。

　　上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充其量只能撑高ＧＤＰ，而不能准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不能准确反映人民的消费偏好，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这会加剧市场失灵。由于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太低、劳资的分配严重畸形，继续实行以投资拉动消费的措施出力不讨好、花钱多、疗效小，还导致腐败，更重要的是严重损害资源、造成环境污染。这就好比是种田搞密植，把太多的粮食当成种子撒进地里，这种事荒唐到触目惊心，令人扼腕叹息！这种方式必须改变（Change！）！我们也要改变！改变！再改变！

　　目前，不仅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等），也开始对按人发钱逐渐重视起来。2008年6月，在爱尔兰召开了第12届全球按人发钱大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第13届全球按人发钱大会定于2010在巴西召开。目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米德、佛里德曼、哈耶克、索罗等5位经济学家完全支持按人发钱。比利斯经济学家范帕瑞斯宣称：“按人发钱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按人发钱是宏观调控的第４杠杆，是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新时代的制度创新。

　　关于按人发钱的具体操作办法和数量，请参考蔡福洪教授发表在经济学家上的文章《美国救市7000亿，建议中国发红包6000亿》。实行按人发钱以后，可以对银行实施严格的监管，再也不允许出现所谓的“倒逼机制”，不能让银行绑架全社会，也不能让美国绑架全世界。
　　有些人质疑道：按人发钱了，谁去干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每人每月50-100元，还不至于不去上班吧。有人说要给穷人发钱、富人不发。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操作成本很高，而且会引起社会矛盾，给发钱造成阻力。

 

三、迷途知返，以人为本

这几年各级官僚好大喜功，对GDP驾轻就熟，但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却本末倒置，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发力，大小官僚们急得团团转，却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找不到具体的措施。其实问题很简单，供给不足抓供给、需求不足抓需求、消费需求不足就直接发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就行了。搞经济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搞好经济才扩大消费需求，这个主次关系不能颠倒。如果仍然是停留在搞好经济、救经济的旧框框中，就永远也走不出ＧＤＰ崇拜的迷思。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生产力让老百姓的生活上一个台阶，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做出口挣美元的傻事了（参看仲大军、卢映西、朱大碌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让为美国服务、为美元服务的那部分资源、那部分生产力为老百姓服务。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牢牢抓住“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关键，回归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上来，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活福利提高了，经济自然而然就得救了，和谐社会也就水到渠成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简要的提议将其作为削减福利国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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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负所得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