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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台灣的「加薪四法」這齣戲，註定是歹戲拖棚，但劇本寫了，演員終究還是要演下去，雖然連前政務委員朱敬一都已經公開撰文，指導企業如何合法地讓企業有盈餘卻不用分紅給勞工，但國民黨立委還是認真演出，在立法院各相關委員會照樣討論，不久可能即將三讀通過．
「加薪四法」雖然做法錯誤拙劣，但是起碼代表台灣社會已經意識到要如何解決低薪危機，如何提高薪資已經是全民共識，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呼嚨反對，而且大家似乎也警覺到，台灣再繼續過去追求GDP成長的發展模式，好像不太對了，因為這幾年，大家都看到資本家的貪婪嘴臉，為了企業獲利可以黑心經營、賄賂高官與捲款落跑，基層勞工只分到吃剩的菜屑，還被倒打一耙，面對高房價興嘆或當屋奴。
那低薪台灣該如何搶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要抄就抄大咖的美國吧。
美國純屬民間的智庫「經濟政策研究院」（EPI），在面對美國從1979年以來，薪資停滯但經濟生產力卻提升64%的矛盾之下，認為薪資停滯是一種政治選擇，背後是資本家的施壓，低薪決不是自由市場法則下的產物，EPI並以此基礎提出了十一種提高薪資的策略，相當值得台灣參考。
1.提高最低工資
通貨膨脹調整後，美國目前的最低工資比1968年的水準還低了25%。目前美國聯邦ZF的法定最低時薪是7.25美元，各州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歐巴馬總統在2014年已經提出要提高到10.10美元的議案。EPI認為在2020年提高到12美元，將會有三分之一勞動力受益。
2.調整加班費規定
美國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年薪23660以下的勞工才能領加班費，在1975年有65%勞工可領，但現在只剩下11%。所幸歐巴馬已經要提案將門檻提高到年薪51000美元，如此才能讓更多人領到加班費。
3.強化工會集體協商能力
美國工會覆蓋率持續下降，從1973年的26.7%持續下滑到2011年的13.1%（台灣的企業工會涵蓋率大概7%），有工會保護的勞工薪資比整體勞工高出13.6%，由此可見當工會的集體保護力量降低時，工會涵蓋率的下降也就成為了勞工薪資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讓勞工更容易加入工會（這部分歐巴馬也有提案修法），還有防止各州ZF制定反工會法案，也就成為首要之務。
4.將無工作證勞工納入規範
美國有1170萬的無工作證的移工，佔勞動力的5%，這些非法移民為無工作證勞工，常被惡質雇主剝削，因此歐巴馬總統提出修法，讓這些無工作證的移工有一條明確可以成為美國公民的時程與途徑，並提供基本勞動保障，除可提高他們的薪資，也可提高從事相同工作的美國勞工薪資。
5.提供有薪病假與家庭照顧假
美國有4千萬名，也就是40%的私部門勞工沒有「有薪病假」，這完全無法配合雙薪家庭興起的需求，勞工勉強帶病上班降低生產，沒有家庭照顧假，生病子女帶病到校上課，也容易傳染給同學．因此必須由中央直接制定政策立法適用全國勞工。
6.終結導致性別與種族不平等的職場歧視行為
女性與少數族裔勞工一直在職場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薪資被壓低，因此，唯有降低歧視，讓勞工擁有更容易的程序與管道來申訴僱主違法行為，並且讓歧視行為更被攤在陽光下，被社會大眾檢驗．如此才能帶動被歧視低薪勞工的薪資提高。
7.強力執行勞動標準
ZF對於勞動法令的落實過度消極，勞工常發生低於最低工資、沒加班費、僱主缺乏防護措施導致勞工受到職業傷害等等，這都讓勞工的勞動條件降低。這些所謂「被偷掉的薪資」，ＥＰＩ的研究推估，一年大約有9.33億美元．因此如何讓法令落實，也是提高薪資的重要一環。
8.使用貨幣政策應該在低失業率時期
美國儲備局考慮利率上升，通常導致經濟成長減緩、弱化工資成長，ＥＰＩ分析，除非名目工資成長了3.5%以上，才能提高利率，否則勞工將無法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果實
9.制定特定就業計劃，並以公共投資基本建設來創造工作機會
將勞工引導到即使是整體就業市場蓬勃發展時，依然受高失業所苦的產業或區域。這可以用公共或非營利的就業計劃，來促進那些未被滿足的就業市場。另外，ZF應投入基礎建設投資，創造永續性的工作機會，刺激經濟成長。
10.停止貨幣的人為操作，以降低貿易赤字
許多美國的貿易夥伴，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購買以美元計價的資產，來降低本國貨幣應有價值，這造成進口到美國的產品更廉價，而美國本地生產產品的出口價格更昂貴，這擴大了貿易赤字，減緩了工作機會的成長。如果禁止貨幣操作，每年可以減少兩千億到五千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創造兩百萬到五百萬個工作機會。
11.修改稅制，壓制頂端1%富人的所得
稅制的偏好可以影響經營的投入偏好，也可讓生產力提升與薪資成長相符合，但也可能相反，因此以更高的邊際稅率來針對所高所得頂端前1%的富人課稅，如此才能降低這些金融權貴與企業經理人去壓制薪資成長的誘因，讓獲利流到勞工的薪資上。
另外，可實行金融交易稅，引導資金投資到生產性事業，而不是流竄到沒生產性的金融活動。
台灣薪資停滯的問題，比美國還嚴重很多。台灣長期資金外流，代工生產模式平行外移中國、東南亞，而美國畢竟還擁有許多世界頂尖品牌企業，處於全球經濟分工體系的頂端，目前美國ZF致力把製造業「帶回美國」，是把品牌企業原有外包到第三世界國家的代工廠模式，改變為把製造端拉回美國新設廠房，新雇用本國勞工，讓設計、製造與行銷一條鞭串連起來，以創造更高的品牌附加價值。
反觀台灣，所謂台商回流，是這些被歐美品牌大廠取消外包訂單的代工廠，要回來，重新複製原來在第三世界國家享有的低勞動條件、低環保標準的生產模式，再次以殺價搶奪訂單，這種鯊魚回流，反噬勞工與環境的向下探底商業競爭模式。如此一來，根本無法解決低薪問題，反而更加降低台灣薪資水準。
從美國智庫EPI開出來的這十一項提高薪資的政策建議，可以看出，要解決薪資停滯，必須是全方位、跨部會、跨領域的施政整合套案，涉及勞動、產業、財政、人口、貿易等行政事務、才能以竟全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一個決心的問題，執政者是否有真正想要解決低薪，還只是應付敷衍心態。
在台灣，光是這十一項中的第一項提高基本工資，就必須經過勞工團體苦口婆心的懇求，差點沒跪下來，才以施捨態度調整個3%，應付一下勞工，更遑論其他層面的更全面改革方案。
由此可知，「加薪四法」不是政客的敷衍，那是甚麼才是敷衍，這不是鬧劇，甚麼才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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