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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体经济不好，很多经济学者呼吁减税。但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撰文说，“从稳增长来看，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改革当然重要，但减税本身也是重要的改革。
刘尚希质疑全面减税的一个理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什么是结构调整？就是让资源配置到更好的位置上去。怎样才能让资源配置到更好的位置上去？当然是靠市场。十八大报告说了，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减税，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措施之一。
减税不仅是让企业减少缴税支出，它还让企业更有投资积极性。举个例子，假定某项目，考虑到风险、成本等因素，预估其回报是30%，若项目税费为20%，企业还有10%利润，可以投资；但若项目税费为30%以上，则企业肯定不投资了。所以，如果能给企业减税20%，因为可投资项目增多，资源利用效率高，企业增收肯定远超20%。而政府虽然降低了税率，但由于企业投资项目多了，税基扩大，政府税收总额还可能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的道理。当然了，加上避税、征税成本等因素，拉弗曲线就更有道理了。
刘尚希知道拉弗曲线，但他说“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这是因为他没有明白，减税可以让企业更多地投资于市场需要的项目，可以大幅度改善经济结构，并形成良性循环。他怀疑，“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那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他不明白，僵死企业应该由市场来淘汰，而不是用税收来淘汰。僵死企业，你就是一分税不收，市场也会淘汰它。而高税收，淘汰的反倒是那些对市场有用的项目。
财政收入增速连年超过经济发展增速，刘尚希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其实，通货膨胀事实上降低了税收起征点，以及资产泡沫使得卖地收入等增加，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在货币宽松下，不减税，即相当于税负增加，在实体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企业和老百姓岂能承受？所以，全面减税的迫切性超出了刘尚希的视界。
一位地方官朋友说，他们会搞一些项目去通过审批，拿到钱，然后把这钱用于更急需的地方。像这样的为了套钱而设的“项目”，完全是浪费。那位朋友说，与其如此，不如直接把钱给地方自由支配。减少浪费的确是一种边际改进，但更好的办法是，为何不停掉这些项目，节约下来的钱直接用于减税呢？这岂不是对经济结构的极大改善？
减税的紧迫性还在于，如果不抓紧减税，未来减税将更为困难。
这里要说说人民币汇率的事。1990年后期，中国的外汇储备才一两千亿美元，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实现汇率市场化，利益压力是不大的。但可惜的是，人民币一直维持低估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央行高价买进外汇，被动投放人民币，这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受益于人民币低估的出口企业越来越多，要想改革汇率，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被动通胀使得房价高涨，很多人呼吁调控房价，全国上下无数人陷入到与房价的斗争中，但房价却越调越涨、越涨越调。由此，计划思维回潮，派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今年，央行在汇率市场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央行也知道汇率市场化是方向，但行之太晚。如果早点实现汇率市场化，比如2000年代初就实现汇率市场化，那么今天人们看到的很多经济难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减税问题也是如此。现在减税，政府投资的摊子更容易收住，而不至于铺得太大。未来，摊子每铺大一点，减税的压力就大一点，动力就小一点。另一方面，越快减税，越有利于扩大税基，政府过紧日子的时间很短，政府对减税的畏难情绪也会小得多。如果不尽快减税，随着税基缩小，政府对减税的畏难情绪会越来越大。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壮士断腕。减税作为改革之一，也需要决心和远见。减得早，是壮士断指；减得晚，就真成了壮士断腕了。壮士断腕很好，但靠改革的远见避免走到壮士断腕的那一天，更好。
实际上，李克强总理推了很多减税的措施。比如，营改增、中小企业减税等。但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力推房地产税出台，还有缴费基数的提高，这些都是和减税背道而驰的。专家们应该多看百姓生活疾苦，别在税收上好大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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