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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是我写的关于城市化的作业，在公共经济学版没有回帖，甚是失望，忘大家批评指正。
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商品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特别是由于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5年中国又进行了城市改革，随着国家对劳动力流动政策由紧到松、由歧视到公平的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在90年代一度出现了狂热的“民工潮”现象，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有了较大的飞跃，然而由于制度、体制、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组成人员发生了分化，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与此同时，“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新生词汇，流行于各种媒体、报刊杂志、网络和政府的工作文件当中，中国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的产生、维持以及波动都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在改革期间，还要辅以市场力量方面的分析，本文试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考察。
一、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的界定
本文中的城市结构指的是城市的人口组成结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在不健全的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中，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群有了较大的分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我国的社会成员分为十大阶层，除农业劳动者以外，城市人口拥有其他九类人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弱势群体在城市结构中的现实存在。然而对弱势群体的定义却很难有统一的意见。比如郑抗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提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困难者群体。”；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邓伟志在《让“弱势群体”从弱到强》一文中肯定：“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
从权利角度分析，我将弱势群体的范畴界定为“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在其经济利益受损而自身又无法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程序加以约束的社会群体”，根据这个定义，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就分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两大阶层。
1、农民工阶层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将户籍制度与教育、住房、医疗等制度挂钩，农民几乎不可能获得城市户口并在城市中工作。在劳动力流动政策经历控制流动、允许流动、控制盲目流动、规范流动逐步向公平流动转化时，农村改革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加快，农民工阶层逐步形成。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这种转移是市场的内在力量推动的，是历史的必然。
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结构中的特有阶层，必须对其进行更为深刻的考察。农民工是在户籍天然决定的条件下，在城市工作的人群，他们付出劳动获得工资。从阶级属性来看，他们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也说明了农民对工业文明的渴望和追求。但是，在农民工对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在就业、教育、住房等实际领域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他们从事的行业大多是脏、累、苦、险、毒等工作，他们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甚至这还遭到了拖欠！他们默默从事着城市建设“低贱”、“肮脏”的工作，可是他们依然成为某些人所认为的“负担”。
2、城市下岗人员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保证就业率，“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国有企业大量冗员以隐形失业方式存在于其中，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的进行，城市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国企下岗人员，据统计，自1995到1997年，我国有2400万人被解雇，04年我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320万，这还仅仅是保守估计！城市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一个大课题，特别是那些素质技能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年龄结构偏大的城市下岗人员，再就业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伴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等成本的个人负担化，城市下岗人员构成了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的另一个组成方面。
二、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分析
弱势群体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需要从多方面的角度加以分析，这其中既涉及到制度本身，也涉及到改革的利益群体，更与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相联系。
1、户籍管理制度
自1958年我国基本形成户籍管理制度到80年代，我国实行的一直是倾向城市的发展战略。农民长期的被排斥于城市体系之外，户籍制度不仅与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挂钩，而且成为其中的核心制度，在传统的等级分化没有克服的历史条件下，宏观上的政策又延续了这种身份的歧视，历史的积弊很难在短期内为国家的法律、政策所消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户籍的管理即身份的界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的重要因素。
2、地方政府——输入地政府内在利益的驱动
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分为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和劳动力输入地政府。一般而言，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由于农民工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后将余额大部分寄回家中，因此输出地政府有动力鼓励本地农民向城市转移；而输入地政府一般都是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在地方分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对所管辖范围内的城乡居民的公共事务承担责任，在不违反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输入地政府可以有效而且合法的拒绝流动劳动力的本地化，限制其享受公共城市福利。特别是在再就业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时，地方政府内在的利益机制——包括政治利益有足够的动力去帮助本地居民而排斥流动劳动力。正是输入地政府的地方政策加剧了弱势群体的产生。
3、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
国有企业一直是吸收城市居民的主要机构，随着僵化的行政集权管理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就是冗员的裁汰，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效率与工人数量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城市下岗人员的确定为非民主的决策程序所控制。可以说，城市下岗人员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的产物。
4、弱势群体的个体松散性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中，利益受损的个体特别是集体利益受损，可以通过一种自身的联合，经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要求补偿，然而从现实来看，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个体的松散意识——小农意识，不仅表现在农民工方面，同样也表现在城市下岗人员当中，他们试图通过他人的利益补偿追求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形成了“搭便车”的现象，由此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是无法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要求，这种个体松散性也是弱势群体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及矛盾分析
1、经济生活困难，政治生活受阻
作为城市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的直接表现就是生活上的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均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以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广东省为例,与珠江三角洲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较起来,农民工的工资近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这些工资需要用来支付住房、食物、医疗、教育等项目，实际上导致医疗、教育成为不可能，据有关学者的调查，59.3％的农民工得病后没有进行治疗；城市下岗人员虽然可以通过其身份享受到一些社会福利，但是在改革成本日益居民负担化的情况下，城市下岗人员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看大病和子女上学成为继再就业问题后的重大问题。
前面已经提出，弱势群体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民主的政治权利加以保护，广大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的权利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剥夺。农民工在其工资不能得到支付的时候，难以寻找有效的民主程序进行追偿，以至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加以讨要，基本的劳动力所有权被剥夺；另外，城市下岗人员在面对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时，同样表现出无奈，他们没有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创造者和所有者，基本的监督管理权又被剥夺。在通过自身努力争取成为民主的代表时，又因为所谓的“素质低”被限制在国家管理机构之外。
2、农民工与城市下岗人员的矛盾分析
虽然农民工与城市下岗人员都是城市结构中的弱势群体，有着相同的利益改善的渴望和追求，但是两者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首先，农民工的大量进城使得城市下岗人员普遍认为“他们挤了我们的位置”，另外，传统的社会等级分化依然存在，因此，在与农民工的团结、联合上往往带有很大的排外性，作为比农民工有着更强政治影响力的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建议有着更为优势的影响，农民工作为低层工人阶级在向上走的时候遭到了上层工人阶级的排斥，二者的分裂不仅造成了整体力量的减弱，更造成了双方利益的共同受损。
其次，农民工由于长期的城乡分离的发展战略的影响，对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感到不公，必须明确，城市下岗人员作为弱势群体，是较优于农民工的，他们凭借其户籍可以享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补贴、税收优惠，对毫无保障、完全依靠自己的农民工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不公”，他们往往错误的“歧视”工人，再加上文化上的隔离，二者很难有真正的融通。
四、如何构建和谐的城市结构
前面已经分析了城市结构中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及其矛盾，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公正和平等越来越得到社会成员的重视，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我们就要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消除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间的歧视和差距。
1、宏观上调整、改革制度体系
弱势群体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的制度积弊造成的，特别是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村流动劳动力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也是改革过程中迄今为止变化最小和最为缓慢的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得明确，对现有户籍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是中央政府的权限，也只有中央政府能够进行。而从实际来看，户籍制度作为与教育、医疗等制度高度相关的制度，在短期内取消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央政府应当逐步推进改革，寻找突破口，寻找利益冲突最小的点。就实践来看，就业等级制度是一项基本不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基础性工作，地方政府应当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努力创造改革氛围和条件，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根本性的推动改革的前进。
2、改革国企，增强工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
在一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是最能吸收劳动力的产业。实践证明，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现在我国很多学者主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试图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消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欧美等国的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并不是可以越过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达到应该达到的临界点）而实现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过度转移会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以及服务业的过分膨胀，从而带来一系列的“发展病”和“城市病”。从我国的工业布局来看，只是建立了基本的经济构架，并没有充分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国企改革的思路，树立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严格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新型工业，不断的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经济结构，只有国有企业的发展才能真正有助于流动劳动力的吸收！
3、完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的法律制度
关心弱势群体无疑要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因此一个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必须的。而事实上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包括农民、农民工在内的，主要针对的是城市下岗人员，因此应当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首先就应该把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其中，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下，地方政府应当逐步探索建立适合本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在实际当中，重点并不是搞养老保险，而是尽快确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因为从各地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优先得到确立，这种保障项目不存在账户积累与保险关系接转问题，成本亦不高，对农民工是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对用人单位则是符合国际惯例和建立在《劳动法》基础之上的工伤赔偿机制。因此，政府在农民工工伤保险中的责任主要是制度设计和依法强制推行。
4、加强弱势群体的素质培训，提高自治能力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不需要什么技术的行业，需要的只是体力的付出，另外，我国农民工小学毕业及其以下的人口数量占到了89％！知识、技能素质的欠缺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事于繁杂的苦力劳动，尽管他们向往更为轻松的职业，但是他们即使在不被限制的情况下依然不可能进入那样的领域；而城市下岗人员被裁汰的重要因素就是素质技能低、年龄偏大，他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再就业，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技术培训的支持，这种支持表现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上，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农民工通过简单的技术培训走向技术工业，而城市下岗人员通过类似于家政服务式等培训走向服务业。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素质的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加强法制的普及和推广，特别是《劳动法》的宣传，使得他们作为个体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能够意识到他们同样是社会财富、价值的创造者，他们能够在遇到困难时通过联合、自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所述，农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作为城市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已经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有权利去追求利益的改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这种对福利改善追求的意愿加以限制，更不能通过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加以阻挠。作为城市结构当中数量庞大的阶层，他们本身是不稳定的，如果改革的进程不能对之进行补偿和消化，非常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和努力创造的“和谐社会”形成挑战，他们同样作为中国改革的主体，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在法律和政策的引导下，我们应当充分相信他们的自治能力和素质技能，“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参考文献：
1、徐赛嫦：《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析》，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10月
2、孙树菡 张思圆：《都市边缘群体及其社会保障权益》，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3月
3、约翰·奈特 李实 宋丽钠 《中国城乡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转轨中国：
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4、宋洪远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
平等》
5、陆学艺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2002年1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孙蚌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就业结构研究》
7、刘永佶 《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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