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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八零年代的我辈，谁没有背过几首唐诗，被父母强迫在亲友面前摇头晃脑地表演？多年以后，或许只剩下了“鹅鹅鹅”、“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即便遭遇再好良辰美景，再多赏心乐事，心中口边，不过几声空洞的赞叹。无他，自心既没有感触，又或沦为家长炫耀的工具，心生抵触，便如鹦鹉学舌、猩猩能言，虽仗着“童子功”记过许多，也难耐劳生岁月的磋磨。
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学弦歌》，到建国以后的各种新编诗词选，志在启蒙的诗歌选本多矣。叶嘉莹先生编选这部《给孩子的古诗词》，“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基于她多年来蕴蓄的“感发诗学”，这种教化便如草上之风，非由外铄我也。其选目充满感性与豁达，不复古来选家分判源流的踌躇，亦无文学史家张扬“主义”的沉重，“唯一的标准”就是孩子。
说起“为孩子的诗”，老话叫“诗教”，这在中国古来是大传统。古者，童子十三学乐、诵《诗》、舞《勺》。（《礼记•内则》）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继而又补充：“《诗》之失，愚。”（《礼记•经解》）这当然是就纳入六经系统的《诗经》而言，重在“美刺讽喻”而非“声音干戚”；又其所谓“教”者，据孔颖达疏：“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因知是自上而下的政教，不仅致力于启牖愚蒙，更旨在化民成俗。凡此，皆与近世主要从蒙学角度理解的“诗教”相关，却又存在着历史的距离。
真正“为孩子”强调“诗教”的意义，要推王阳明作于1518年的《训蒙大意示教刘伯颂等》。是年阳明平定南赣之乱，兴立社学，颁此文谕各县父老。他认为古之教学重视人伦，后世溺于记诵，致成大乱。故今“教童子”之计，宜在习礼、读书之外，“诱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尤其难能的是，阳明出于他对“童心”、“良知”的体认，能够理解童子天性欢喜游戏而害怕拘束，“如草木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扰之，则衰痿”；所以教童子须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得以宣泄郁结、舒展精力。歌诗遂成为不二选择：“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在言志感发的作用下，古诗歌既能顺应儿童好动天性，又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就范于人伦礼数，庶几可免“熊孩子”之讥。
阳明又在《教约》中罗列“歌诗”之法，与旨在“记诵精熟”的经书或古文讽诵不同：“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明代另一致力于基层教化的理学家吕坤，则指出“歌诗”有调剂功能：“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社学要略》）此处直接拈出“感发”二字。总之，“歌诗”的宣导与“习礼”的威仪相配，作为对“礼之用和为贵”这一古训的回应，“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吕坤乃至清初陆世仪等理学家对“诗教”的张扬，并非从纯粹的文学创作或欣赏意义上肯定诗。沉溺于雕章琢句，正是道学家、心学家同所深恶的“玩物丧志”、“记诵词章”。在他们看来，“诗教”的意义，乃在有助于人们顺着“童子之心”的源头活水流向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所以吕坤接着说：“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荔》（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芩》《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吕坤几乎是遵循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达道”的顺序，重新编辑《诗经》和古诗的主题；而对于词曲之类的“新声艳语”，则“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降至晚清，面对西学压力和近代学校制度的外来典范，张之洞等重臣在制定新学制时，为何要将“古诗歌”纳入修身伦理而非文学的课程。颁布于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的“癸卯学制”，作为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官定现代学校制度，在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该学制在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课程，高等小学以上设“中国文学科”，大学堂设“中国文学门”。但这些“文学”科目大抵都以文章为中心，诗歌内容几乎绝迹，诗赋创作更不受鼓励。然而，在同一部学制中，却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章程三处重复了同一篇《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更在《课程教授时刻表》中明列“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于“修身科”条下，则知该部分内容属于“修身伦理”而非“文学”的教学内容。
癸卯学制所想象的新式学堂“诗教”，实际上是外国中小学“唱歌音乐一门”的替代品，同时揉入了王阳明、吕坤所代表的明清基层社学的诗教传统。从初小至中学，篇幅由短而长，专门规定“万不可读律诗”，“万不宜作诗”。一方面西学课程烦多，中国旧学自然要“节省时刻”；另一方面，也指出“诵读既多，必然能作”的规律。故仍以诵读为主，以“有益风化”为标准，取材自“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其轻佻不庄者勿读），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乐府”，而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今存各种晚清民初教科书，亦可看到将“诗教”排除在“国文”之外的倾向。以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04年而影响巨大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例：在总共10册每册60课的课文当中，仅有李绅《悯农》（第三册第五十五课）、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第五册第四十四课）、陆游《金错刀行》（第六册第三十六课）、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第八册第十二课）、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第八册第五十一课）、《木兰诗》（节选，第九册第十三课）、杜甫《前出塞》（第十册第十四课）7处古诗歌。高等小学教科书诗歌所占比例稍多。至于中学国文教科书，清末以至民初流行的林纾、吴增祺、唐文治等所编多种，实际上都是古文选本。专门的诗歌教科书，晚清时期仅可钩沉出如江楚编译局1903年所编《小学堂用诗歌》、徐承锦1908年代呈学部之《蒙学诗歌教科书》、国粹丛编社1908年刊黄节编《古诗歌读本》等寥寥数种，影响甚微。
从清末民初的“国文”课程，到1920年代以降的“国语科”，直至1949年后的“文学”、“语文”教材，古诗歌多处比较边缘的位置，后来又被领袖诗词占去一定篇幅。这当然也跟语文类课程本身内容的庞杂，诗词程度较高，而“文学革命”之后文言内容有所压缩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晚清张之洞等寄予厚望的从属于“修身伦理”课程的“读古诗歌法”，此后却由于西式音乐课程的正式引进而完全消失。于是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诗教”并没有实现其独立的形态，而只是作为从西洋引进的均质化的“文学”或“文学史”学科所统摄的一部分，屈居语言文字教学的一隅。
于今，有了叶嘉莹先生的这部选本，既志在凭借“感发诗学”承继古圣先贤关于“诗教”的言说传统，又针对着近代以来诗教在学校体制中的缺失。尤其是叶书的选目突破了此前许多新编诗文选所受的“文学史”规制：入选的诗篇和诗人，未必在文学史叙述中占据要津，更无须斤斤计较时代、流派、家数的配比。全书重在脍炙人口的唐诗，唐诗中又以盛唐为大宗；魏晋六朝名家如三曹、阮藉、嵇康、张华、陆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竟无一入选（可能受篇幅限制），选宋诗又不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可能过于艰涩），更遑论明清以降乃至近现代。体裁上以近体绝句为主，多平易流丽之作，好比一条条别致的古诗词微博，便于今人体贴，便于父师讲解，更便于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幼童们尝试“密咏恬吟”。
当然，任何选本都难以让每一个读者满意，特别是在专业学术眼光的扫描下，相关批评或将集矢于理念的偏全、流派或时代的平衡、版本的优劣，校对的精粗等问题。关于叶选，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好在该书有一个新颖的设计：将古诗词按照新诗的方式排列，既有标点分行，又留出大量空白，偶而缀以出自《芥子园山水卷》的工笔图案。这当然是编辑的巧思，借用了中国书画的“留白”创意。但在我看来，这种设计更像是在诠释“选本”的题中之义：一切选择都是留白，等待着你我的参与、批评、删除、补充。正是“诗可以群”。如果说王阳明、吕坤、张之洞所向往的伦理生活已成云烟，那么今天的“诗教”，以及读书社会对诗教的关注和参与，有没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抽绎之外，通向另一种融汇经典传统与童心之初的新伦理生活呢？
2015年10月17日写于京西恩济里对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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