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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总体的趋势一直是，而且还将继续是通向一个障碍越来越少的自由贸易体制。从长远看，美国将是自由贸易的输家
■中国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其国内需求，以及其不断提高的市场效率，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经济在价值链上的爬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正在推进中的欧洲一体化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全球的政府架构已经落后于经济的一体化，而欧洲正在建立起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我们可以从欧洲的实践中了解，在一个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格局中，组建跨国的政府机构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61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站在宽阔的人民大会堂，面对济济一堂的听众说，其实他更愿意在教室里和大家交流。
在11月6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及其挑战》。
这可能是斯宾塞在多次的中国之行中第一次专门涉及全球化的话题。头一天他在北大的一个论坛上演讲的题目是《互联网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与世界经济演化》，而互联网经济是他的专长。他也正是靠着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乔治·阿克洛夫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有趣的是，与斯宾塞同龄并同年获奖的斯蒂格里茨旗帜鲜明地反对由大国主导的全球化，去年他撰写的《全球化及引起的不满》以20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在美、英、法、日等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停留了十几周之久。
斯蒂格里茨身体粗壮，说话中气十足，并随时准备进行辩论。斯宾塞清瘦、温和，他对全球化的态度和斯蒂格里茨会有什么异同呢？
在自由贸易中“谁赢谁输”的问题通常有两种答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从长远看，自由贸易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而这一观点遭到了反全球化人士的猛烈抨击。斯蒂格里茨就反复强调，自由贸易只对大国有利；而且，现存的自由贸易体系还制度性地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现存的贫困和依附模式。
但无论根据哪种答案，美国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今年9月，89岁高龄的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低工资国家不断在高技术领域内提高生产力，美国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将缩小，从而导致美国人未来的人均收入降低；而且其损失的部分大于美国人从低价商品中获得的好处。
萨缪尔森对美国人民这样概括自己的观点：“在沃尔玛能买到便宜20％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弥补工资收入的损失。”但他强调，他并不是要为美国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在这个问题上，斯宾塞是萨缪尔森的支持者，他说他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美国将是自由贸易的输家。
另外一个关于全球化的重要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管理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对这个问题有三种回答：a.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仍将一如既往扮演主要角色；b.国家主权正在丧失，民族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受到诸如欧盟、wto这些新的地区和国际机构的挑战；c.国家需要转型和重构，政府需要采取更主动和更外向的立场来进行管理。
斯宾塞的答案倾向于b。他相信，未来的全球管理组织应该是类似于wto、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正是在这点上，他认为欧盟一体化应当引起更多关注，“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正在进行这种实践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和斯蒂格里茨的意见又不一致。斯蒂格里茨认为，在管理全球化引发的新市场风险方面，国际组织是无法代替国家政府的。
显然，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本身，而是人类福祉。“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斯宾塞在演讲中说，“经济发展是让人们获得自由，是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进行选择。”
“如果把人的欲望和需要服从于科技，服从于那些不具人性的市场机制的话，就会出问题。”斯宾塞说。
11月12日，斯宾塞通过互联网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记者：萨缪尔森在他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自由贸易中的双赢结局很可能不存在，从人均收入这点来看，美国反倒将遭受“永久性的损失”。如果这成为了美国政策层的共识的话，您认为将对中美贸易、美国对印度的外包政策、以及世界贸易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中美贸易中，美国常常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比如眼下的纺织品贸易。您是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的？
斯宾塞：我相信经济活动中的外包，包括技术领域的外包还将继续。
萨缪尔森基于比较优势的论点非常有说服力，市场力量将朝这个方向发展。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在他的模型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变动，仅仅是价格改变了，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当然，在他的模型中，价格变化是为了让市场达到均衡。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走势不发生改变，美国的工作岗位就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但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在it领域的大多数工作流失是因为国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外包到国外公司。
当某些领域可能产生工作流失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常常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保护主义措施正越来越受到wto的制约。大多数经济体同意，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是可能的，但全球经济总体的趋势一直是，而且还将继续是通向一个障碍越来越少的自由贸易体制。
记者：我发现，萨缪尔森的结论要成立的一个关键前提是，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但事实上，中国很多学者担心的就是，中国目前这种依靠fdi（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恰恰阻碍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内提升比较优势。您在演讲中提到，在21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将和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世界的三大经济体。请问，届时中国取得这一成绩是仅靠经济规模呢，还是也有强有力的科技力量的保障？
斯宾塞：中国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其国内需求，以及其不断提高的市场效率，我认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fdi和出口制造业构成了中国增长的重要部分也是事实，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应，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这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这种模式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国正在积累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力资源投资对中国的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贡献将越来越大。中国的技术领域将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在中国，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已经成立了很多大型的研发中心。
中国还将高速增长10－15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经济在价值链上爬升，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中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未来一两代人将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刹车机制。为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就像您说的，全球的管理架构落后于市场的发展，所以全球化进程要放缓一下，以腾出时间来发展这种全球管理架构？您认为未来的全球管理模式有可能是什么样的？
斯宾塞：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就是，全球经济的政府架构落后于市场的发展。我们现在有wto、imf、欧盟中央银行这些国际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是不是足以应对一个不断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呢？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的经验很重要的原因，欧洲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正在建立这样一种组织的地方。
欧洲的一体化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或是研究得不够。全球化有三种发展值得关注。其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以及中国的增长都得到了很多的研究和关注，特别是中国的增长。如果你去美国或欧洲参加会议的话，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欧洲经常被忽略。人们认为欧洲在技术领域已经有点落后，并且调整有些缓慢；欧洲比美国更强调保护人，有时是以增长和效率为代价。这些看法在某些方面是事实，但太过简单。
我想说的是，欧洲的国家和人民，还有欧洲各国的领导人正在建立起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组织的经济力量和规模同北美、中国相当。他们拥有共同的货币，强大和独立的中央银行，有统一的经济、贸易和外交政策，而且欧盟内部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开放，流动越来越大。这对欧洲提高经济效率、获得经济成功非常重要。
另一点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正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来推广的事。欧洲正在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政府机构。我们可以从欧洲的实践中了解，在一个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格局中，组建跨国的政府机构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对全球经济而言，市场的发展超过了管理机制的发展。中国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这样，比如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估计未来wto将不断加强它的力量和威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组织在调节资金流、增加资本市场的透明度方面更有力量。这些功能有可能由一个更换了使命的imf所承担。这些组织会不会有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和力量，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值得怀疑的。
记者：您认为布什的连任将给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全球的经济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斯宾塞：（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全球化、市场和自由贸易，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时候为了国内政治原因而转向保守主义措施。我估计目前的这任政府仍将继续采用这样的政策。但在环境、能源生产和消费这些重要领域将会发生什么就很难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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