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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需过度依赖的中国，第一次体会到了经济严冬的寒冷。外贸出口、制造业、房地产业、IT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一时间让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如惊弓之鸟，“限产”、“倒闭”、“裁员 ”、“减薪”、“民工返乡潮”成为最让打工族揪心的话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接下来还有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凭什么打破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周期？
企业裁员潮涌来，台湾地区民众要求政府救援
中央政府承诺的4万亿显然是“抛砖引玉”——借此拉动地方政府与民间投资的蓬勃热情。但在经济的冬天，在“不确定性”的阶段主题下，手握现金的民间资本，更多在休整、观望。在这样一个从传统的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一向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晴雨表的温州商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定位；一直以精明著称的晋商们也纷纷施展“过冬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日益成为共识；农民工的城市化更被赋予“新30年经济增长引擎”的决胜使命——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始于30年前的农村，中国改革30年也是城市化的30年。而今经济转型、背水一战，也许有望再次从农村吹响号角。过冬而不“猫冬”，或许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下一个被裁的会是谁
“从小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的日子还是值得感恩的。”
什么是recession(衰退)，什么又是depression(萧条)？
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话糙理不糙”：经济衰退是你邻居丢了工作，经济萧条是你丢了工作。
进入2009年，全球裁员、减薪的消息更为密集。1月22日，微软宣布将在未来18个月中裁员5000人，将在全公司范围内降低基本工资。这是微软成立34年以来，首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裁员。随后又传出日立、柯达、IBM、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拟裁员……
而这场风暴也开始从其他国家、其他城市、其他行业、陌生人，逐步蔓延到本地、本行业、熟人，甚至我们自己。
2008年12月31日，不景气网的创始人程亮告诉记者：“网友自己做了一个不景气指数，分为1到9 九个等级。全国各地网友共有4000多人关注，439人投票，他们把12月的不景气指数大部分投在两个数字，一个是5，一个是9。我们做了一个平均之后，得出来的数字是5.77。”
趁热打铁的他又赶紧悬赏挂出了1月份的不景气指数。才过了没几天，就发现32个投票中，有 14人直接点9。“很多人看到5.77后会不忿：凭什么这么低，我都这么惨了，他就会去直接点9。从这几天的帖子能感觉到，像‘公司把我裁了，怎么办，救救我！”或者‘我们公司已经裁了20%，马上到我了！’这样直接喊自己遭遇危机的白领越来越多。”上海茂名南路169弄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里，程亮感慨地说着这番话。房间里网站的设计师、程序员、内容编辑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桌椅板凳办公，常常还不得不抱着笔记本“腾挪辗转”，只有那只名叫Sam的波斯猫纹丝不动。
街上流行不景气
程亮是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2005年创办的“都市客”网站在沪上白领中颇具人气，而今拍脑袋出来的“不景气网”，在2008年11月24日正式上线后，网站短短一个月点击率便飙升到每日近20万点，央视、新华社、凤凰卫视、第一财经、华尔街日报、德国之声等国内外重量级媒体闻声而动。
这个被IT人士惊为“百万格子”的创意，缘起开心网一个小兄弟不经意的玩笑话：“我们在外面人头挺熟的，从11月份开始整天有失业的朋友找我们介绍工作，他就说干脆开一个掮客网。他一讲完我就很激动，当晚就睡不着了，通宵打电话给设计师，要做一个在不景气时代背景下抱团取暖的网站，记录这一段历史。”
最初“不景气”仅分为开源和节流两部分，但做了两三天程亮就感觉到不对劲：“来的都是‘痴男怨女’，你一言我一语，形成了一个非常压抑的气场，于是赶紧设计了减压、充电等板块。”正如这个网站首页打出的口号：“不景气是一种时尚”、“雄赳赳，气昂昂，携手走过冬，开源节流，同舟共济”。程亮希望传达出来的基调是：“不景气的时候，大家更需要一种‘日子还得过下去’的信念，一种自我调侃、苦中作乐的精神。”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80后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群体。此前他们被社会定义为：职场上的新人，社会上的菜鸟，理财上的白丁，花钱上的高手……
但程亮告诉记者，当别人都在抱怨，有一个年轻的小网友站出来说：“从小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的日子还是值得感恩的。”
还有一位女网友，突然从男朋友妈妈的口中得知，一起生活的这个男人已经失业两个月了，但是他却天天正常“上下班”。
“最后这个女孩想出了一个办法，她也不跟男友说穿，从来不会做饭的她开始在网上研究菜谱，他们不出去吃了。这才是行动啊。新的一代人其实很正视现实，他们并没有自怨自艾下去。我查她以前的文字，那个女孩没有工作，每天在家睡觉、上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通过这次危机，她学会做人了。”
程亮并不知道她和男友之间有没有把失业这件事情说清楚。女孩最后一个帖子说：“我和男友开始天天去体育场跑步。”
程亮创办“不景气”的初衷，还在于自己也正“不景气”着。
“原来跟投资人已经敲定了2009年一部电影的投资，仅仅200万，结果经济危机了，不景气给了投资人一个最好的拖延你的理由。听到缓一缓，以我多年江湖打滚的经验，就知道此事多半不成。
“中国一个很著名的时尚传媒集团找我拍一个年终宣传片。以我的经验，这个广告的制作费最起码是十几万，没想到最后仅仅给了2万元。导演也不用了，传给我几张JPG的图片，后期机房剪了一个PPT。我2008年下半年接到的所有生意加在一起，还不如上半年一单大广告的收入多。
“本来我以为是自己学艺不精，才会这么惨。后来广告界的朋友告诉我，很多广告公司的器材部，已经一个月没有租出机器了。先不说经济危机之下广告公司的生存状态怎样，这是个硬指标，说明大家都闲着。我们踢球的团队也是人越来越多，原来每周能聚齐七八个人就不错了，现在20个人都不止，大家都没事干了。一下子我就感觉出了危机的严重性。”
大裁员晴雨表
程亮的遭遇，在一家著名招聘网站的首席运营官肖冰(化名)看来，印证了他的一个判断：广告业是经济的晴雨表。“他们都是一手托万家的企业，靠无数企业的市场费用来养活自己。当企业看一看近两个月的收入状况，再研究一下2009年的增长预期，最容易控制的预算就是大幅砍削市场品牌推广的预算。”
当广告行业普遍挣扎求存的时候，经济寒冬就已来临。裁员、减薪也成了众多跨国公司乃至本土企业缩减开支、准备过冬的必选项。
去年11月初，一封名为“大裁员第一波”的邮件正通过各大公司的企业邮箱疯狂传播，共涉及22家跨国企业、40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和116家国内中小型企业，令敏感的职场人士不寒而栗、人人自危。肖冰认为这份“黑名单”是信心崩溃的多米诺骨牌中一个典型的环节。
中国人力资源网在去年11月10日发起了“危机期间，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做下列的动作吗 ”的调查，得到千余位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支持，参加调查的行业涉及了外贸、制造、房地产、IT、通讯、生物制药、石油化工、汽车、咨询、广告、旅游等，企业性质包括外企、私营企业、国营企业等。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70%以上的企业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实施了程度不一的“瘦身”行动，其中33.75%的企业采取了裁员、减薪、降低福利等人力成本控制方式；23.64%的企业采取了重新规划人员配置、调整组织结构的方式，如取消招聘计划，内部人员合理调动等； 6.66 %的企业采用了优化绩效管理体系。另外，超过10.03%的企业虽然暂未采取“瘦身”行动，却也在紧练内功，做前期的热身准备。还有超过15%的企业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一切正常运作。
肖冰认为：“外资背景的金融企业，受到的冲击是第一波。并非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受到了金融危机多大冲击，以至于快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的外资在华机构都出现大规模的裁员。而是它们的母公司正处于漩涡中心，全球计划发生变化，不得不在中国进行成本控制。
“从数据上看，比较明显的第二波是直接面向欧美的出口型企业，如外贸、制造业等。它们受到的冲击直接来自海外市场的需求严重萎缩，其中珠三角受到的影响比长三角更大。”
在深圳关外的万达电子厂，来自于江西吉安的吴永霞，十几年来从一个打工妹，做到了总经理助理，企业也从十几人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3000人的大厂。然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来自欧美的订单便减少了一半。为节省开支，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陆陆续续被辞退。“如果情况不好，还要裁人。他们是多是来自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地的中专生，也有少量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继续呆在深圳，也很难再找到事情干。剩下的工人，也是有单就做，没单就放假。因为制造业有一个两难：没有订单的时候，人员过剩；有订单的时候，招熟手又非常困难。所以得根据订单的情况非常灵活地去掌握。”
由于IT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大户是金融行业，无论是传统的PC巨头，还是起于新经济的互联网霸主，乃至软件外包企业、芯片厂商，都不得不面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痛苦。
关于“互联网将遭遇寒冬”，肖冰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有非常清晰的盈利模式和现金收入的互联网网站，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小于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和现金收入的这样的互联网的网站。”
阿里巴巴已经砍掉所有投资项目，捂紧钱袋，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口号，早早储备下20亿美元准备过冬。他们的预期是：我们即使是跪着，也会成为最后一个倒下的。
而家底不厚的互联网企业，则越来越对在人力资源上压缩成本达成了共识。不景气网的程序员海滨，在加盟“不景气”的前几天，还是一家IT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月薪上万元。2008年11月，他所在公司开始裁员，10%的员工合同到期没再得到续约，另有一部分在所谓的部门调动中被变相“蒸发”，留下的人薪水被减了四分之一。
世界上第八大芯片制造商瑞萨首席运营官Katsuhiro Tsukamoto曾警告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有可能“严重影响”半导体产业，如今不幸言中。
随着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电子类产品需求首当其冲，作为世界芯片的主要制造生产地，亚洲芯片制造商普遍承受巨大压力。
“芯片厂都非常大，总投资下来至少需要十几亿美元。订单大幅减少，导致国内芯片厂家原来能赚钱，现在亏本。原来亏本的，现在就亏得就更厉害。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某政策扶植力度较大的芯片厂，虽然还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减薪减得很厉害。以往如果满负荷生产，普通员工每月薪水近4000元，一年拿18个月的薪水，而且每年都会加薪。但最近普通员工的薪水都减了20%到30%，中高层减得更多，达到 30%-50%。此外还实行强制的无薪休假。而另外一家抗风险能力更差的芯片企业，已经在去年10月、11月份就开始裁员，第一步就裁了20%，近200 多人。”赵勇说。他的母公司为这些芯片厂提供自动搬运设备，这样的公司全世界只有4家，而赵勇所在的分公司则为这些设备提供后期维护。
“我们的日子原本很稳定。”赵勇不无留恋地回忆，“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大、劳动力便宜，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的芯片商每年在大陆基本上都有两到三家的扩展速度，我们至少能拿到一家的订单。几年来都是业务一直增大，招的人越来越多，根本不担心业务萎缩。等过了两年或者三年的免费保证期后，芯片厂就要为设备维护付费。一个小时以上百美元计算，去一次服务费高达四五百美元。但现在客户那边突然不景气了。他们没事做，我们也开始没事做。芯片厂削减开支的同时，也把我们服务的价格压得很低，甚至冒着闹出更多故障的风险取消服务，自己来维护。”
IT企业裁员一般呈现两个极端，或者先从高层开刀，或者是没有什么经验、技术的新人。 2008年12月，这家公司觉得3名销售经理有点多，通过绩效考核，裁掉了一名。同时也开始实行强制休假：“公司要求每个星期多休一天。我们是按照每月 21天算薪水，相当于每个月减少了4天的薪水，接近20%。原本每年5%-10%的涨薪也不再提了。”
为了贯彻总公司全部削减包括办公用品、接待、出差等所有费用的要求，赵勇他们的办公室也合二为一，一举将月租从8万元减少到3万元。多出来的桌椅，赵勇扛走了一把椅子，另一个同事瓜分了一张办公桌，剩下的卖了200多元。
“我们这个写字楼以外贸、设备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居多。原来没有什么空置，现在空了有两成左右。听说还有好几家要关门走人，也没有谁来看房。我一看到哪层的楼梯间又扔出一堆桌椅，就在想又是哪家公司要往外搬了。他们有可能是换偏僻一点、小一点的办公室，有可能就是倒掉了。”
无独有偶。深圳某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林强在逛街时，也发现一家公司在路边摆了很多办公桌椅在卖，像跳蚤市场一样，打的旗号是：清仓之后回家过年。而问起他那些开公司的朋友们最近都在忙什么，答曰：“搬家。”
在肖冰看来，金融危机冲击的第四波是房地产行业，相当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木梁”。“就我所知，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流动性非常大。北京某房地产企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裁人，如果有几个销售部分别在做不同的项目，其中有一个销售部就会全裁掉。”
林强说：“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困难的时候。1月10日左右出财务报表，我了解到很多企业2007年还是高奏凯歌，到了2008年便急转直下，开始出现亏损。财务报表一般不对普通员工公开，只有公司高层或者财务部的感受会更加深刻。”
房地产企业分为三级，一级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二级为策划、代理一手房的公司，三级为赚取二手房佣金收入的中介公司。
林强分析道，一级市场中的大公司一般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只有一两个楼盘的中小型开发商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广东惠州大亚湾有一个新区，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扎堆地去那里拿地。曾经有一波湖南的老板，将近40多人，集中过去拿地做开发，后来 100%全军覆没。但因为策划、代理、基建工程全部都是外包，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可能也就10-30人左右，人力成本占比微乎其微。
而二级公司每个分公司不会超过100人的规模，一般不会出现倒闭的情况，最多由原来代理10个楼盘，改为代理两三个楼盘。但因为人力成本最多能占到六成左右，更为关注精兵简政。
三级公司80%-90%的人员都集中于一线的地铺，一间20-30平方米的地铺有10多个人。与一级完全颠倒过来，越大的公司，风险越高，死得越快。原来三级市场排名前十名的深圳中天置业，拥有140家门店，一夜之间崩盘了。由于三级市场萎缩得非常快。地铺的基层员工估计七八成都会选择转行。
关注新移民“焦虑症”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去看，肖冰认为：“平时许多企业一直顺风顺水，对于是否有冗员，付给员工的薪水是不是与他的劳动价值匹配等问题，账算得没有那么细。但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后，我们这些企业都深刻意识到了精兵简政的紧迫性。不过，对很多企业来说，当前的裁员还没到壮士断腕那么严重，仅仅是‘理发’、‘减肥’。”
肖冰关注正弥漫在城市工薪层的“经济危机焦虑症”，这在城市新移民中表现更为明显，“那些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每月背着房贷5000元或者房租2000元，如果不幸遇到企业的‘理发、减肥或者截肢’，他可能马上面临生存问题。这种寒意不是发生了以后才会有感觉，而是会一直伴随他始终。”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三强调稳定就业的意义：“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尽可能解决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范围失业。因为，失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会造成直接影响，剧烈的外部冲击引起的群体性失业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刺激经济的计划看，基础设施等的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用于刺激消费、扩大就业的经济计划却显不足。恢复经济的政策如果忽视就业增长，就容易造成所谓的“无就业的复苏”，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美国经济在1990-1991年衰退之后，就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无就业的复苏’。因此，尽管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回升，大多数民众仍然觉得经济衰退在延续。直到1990年代中期，就业形势好转，才实现真正的经济繁荣。”
36万温州企业伺机出击：6000亿游资大量回流
街头的商家打折海报充满寒意
温商伺机出击
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晴雨表的温州民企和素有“中国民间投资风向标”的6000亿温州游资，它们在冬眠、冬泳，还是冬猎？
把握温州的脉搏，或许可以为众人在茫茫大雾中指引一条出路。
这个冬季，困扰温州制造业多年的缺电拉闸现象没有再现。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惊叹：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对温州而言，这个现象绝非好兆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不少企业马力不足，甚至停产，直接导致工业用电量的大幅下降。
一些多年没有回乡过年的温商今年也回来了。春节期间，这些称雄各地的温商聚在一起，神色难掩焦虑，讨论的话题除了如何过冬，就是寻找下一个“金矿”。
温州有多达36万家的中小企业，因为民营经济发达，一向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晴雨表。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制造”简直可称“中国制造”的缩影。而温州的民间游资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000亿元，这笔庞大的民间游资也被视为中国民间投资的风向标。从楼市到股市，从煤矿到油田，乃至从国内到国际，这6000亿元温州游资从来都让人不敢小觑。
过去7年，温州游资一贯在各个投资领域高调亮相。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高度依赖出口的36万家温州民企普遍“猫冬”，而温州游资也蛰伏而伺机出击。
人们对温企和6000亿温州民间游资的注意力并未因此降低，相反，正为如何度过这场全球范围金融危机的人们，此时更为关注温州的动向。
温州在思考，把握温州的脉搏，或许可以为众人在茫茫大雾中指引一条出路。
6000亿游资大量回流
作为温州民营经济的代言人，周德文感叹这个春节过得实在是太繁忙了。每天，他都深陷在“两多 ”，即电话多、请帖多，得不到喘息。往年这个时候，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招商引资官员来电寻求周德文帮助他们与温州民间资本牵线搭桥。但今年，随着房产市场不景气，到温州寻求民间资金支持的房地产商也越来越多。从政府官员到房地产商，大家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周德文。
“堆在我办公桌上的邀请函，如果都答应，一年365天都忙不过来！”周德文说，“温州民间游资投资欲望依旧强劲，不过，现在却是最为低调的时期，与此前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
周德文说，2008年第三季度，6000亿元温州游资回流更趋明显，奥运会前，温州游资从北京楼市撤出了450亿元左右，从上海撤出接近500亿元。此外，1000亿元投入股市的温州游资也撤出不少。
大量游资回流导致温州市各大银行存款直线上升，到2008年第三季度末，温州市民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余额2036.4亿元，首超2000亿元，市民人均储蓄额达26108元，比年初猛增19.53%。
这种资本回流曾在2004年和2006年发生过，但此次规模远超往年。周德文说，正是这些庞大的资金流吸引了外地的招商引资官员与房地产商。
不过，往年常率温商组团出外考察投资环境的周德文现在却认为“眼下并非冒险的时候”，他告诫温商对外投资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周德文认为回流的资金绝对不止2000亿元，在实体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温州资本大幅回撤，存入银行的只是一小部分。
某温州企业家告诉记者，他在2007年就购买了几十公斤黄金，周德文也证实，不少温州企业家都储藏了黄金。
“外地房地产市场降价呼声很高，温州房地产市场也是高位僵持，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房地产可以保值，因此回流的部分游资也转移至温州楼市。”周德文说，他认识的一个温州商人手上就有170套房子。
不过，所谓“温州炒房团重现江湖，到各地楼市抄底”在周德文看来，纯粹属于媒体以及房地产商的炒作，“资金雄厚的温州企业家并没有出动，现在抄底楼市不太可能，因为根本不知道底在哪里。”
房地产商之所以散布温州炒房团重现江湖的消息，目的一是借助温商旗号向消费者释放利好消息，诱买；二是与温商联姻解决资金链压力，甚至骗取银行贷款。
“抄底股市也不现实。”周德文说。记者接触的温州商人多数也表示他们在股市大跌中并未能够独善其身，亏损至少过半，目前处于深度套牢观望状态，何时补仓尚未看到时机。
“处在金融危机冲击前沿的温州游资，现在少了一份狂热，多了一份理性。”周德文说。
三大新投资领域
不过，回流与蛰伏中的温州游资也并非完全按兵不动，周德文说，温州人热衷于用钱去赚钱，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
他告诉记者，回流的游资主要转向了三个领域：其一，资源性投资。温州人首次投身资源矿产是在 2002年，当年，全国能源紧张，煤炭价格飞涨，400亿元温州游资涌向煤矿，至2004年，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都被温州人掌控，以至于山西人危机感骤升，就如何应对庞大的温州“炒煤团”、夺回经济主动权展开了全省讨论。2003年，山西省关于中小煤矿政策收紧，温州游资逐渐撤出，至今只有少部分实力雄厚的温商留守山西。温州人后来又在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时，小规模杀入西部乃至国外的油井。
这两次投资资源矿产给了温州人很大的启示，他们认为，长久来看，经济竞争主要就是能源竞争，而商机就在其内。
于是，继在全国各地投资小水电后，温州人现在又到处收购铜、铁等金属矿山和大理石等非金属矿山，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远至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
“二是金融性投资。”周德文说，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都怀揣着银行家的梦想，但长期以来国内金融市场都是被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垄断。民间借贷在温州一直非常活跃，私募基金、抬会、标会、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典当公司相当普遍，央行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民间机构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不断提高。
周德文一直在呼吁将民间借贷合法化，2008年10月，温州市联信小额贷款公司与瑞丰小额贷款公司相继挂牌营业，这是温州首批经浙江省金融办审批的小额贷款公司。根据浙江省政府规定，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从2008年7月开始，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义乌市可增加1家试点名额。这样，温州11个县(区、市)，共可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1个，算上增加的5个名额，该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16家。
“争夺营业资格的竞争异常激烈，永嘉100家企业组成了10个联合体竞争一个名额，最后不得不由市委市政府出面协调。”周德文说，“有些企业为了拿到一块牌照，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
在乐清，为争得一块牌照，当地龙头企业华仪电器集团、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一度较上了劲，乐清市政府协调不成，最后不得不由市委常委会来商量。
小额贷款公司目前资本金最高设限为2亿元，且只能放贷，不能吸存，但却被温州游资视为进入金融领域的敲门砖。小额贷款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小企业与“三农”的资金困难，联信与瑞丰开业不到几天，可贷资金就被贷出近80%。
周德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由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垄断市场的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在精明的温州人看来，小额贷款公司是向酝酿中的乡镇银行的过渡，将来一旦获得乡镇银行的资质，将可以带来拥有完整存贷业务的银行所能产生的高额利润。
“除了小额贷款公司，温州的商业银行改制也有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周德文说已有先例，温州龙湾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合作银行后，4639名股东中4000多名都是农民，“2007年，龙湾合作银行放贷40多亿元，利润1亿多元。”
周德文说，除了上述两个领域，一部分温州游资还转向了创投领域，分散在民间的资本集聚起来，扶持传统行业和发展良好的企业。
“实体经济遇冷，实体投资越来越难，温州游资涌向创投，谋求高利润，目前已经投资1500亿元左右，成立创投基金数量多达300多个。”
周德文补充，除创投领域的这1500亿元，资源性投资大概1700亿元，民间金融领域大概900亿元。
“这三大领域的投资力度应该还会继续加大。”他估计。
36万温企艰难过冬
在大量民间游资回流的同时，温州本土的传统制造业也在想尽办法收拢资金，其实，在这场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温州制造业已经感受到了步步紧逼的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反倾销……这些都让低利润劳动密集型的温州产业遭遇困境。
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为了盘活资金过冬，一些企业干脆关闭部分厂房，将地皮转让、出租。温州当地报纸上近期有关厂房转让和出租的信息中，大多是服装、鞋业、轻工、电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
岁末年初，35岁的温州人王斌站在冷清的车间内一筹莫展，2年前，记者来到这家拥有100多名工人的锻造厂时，车间还是热火朝天，现在已经停工，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工人，多数都已经回乡或重觅工作，只留下了少数骨干等待复工。
王斌此前的满腔抱负遭遇重创，2008年初，他已经意识到了市场不景气的苗头，因此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几名好友重组各自的企业，建立一个股份公司，以便抱团应对危机。但萧条来得如此之快，令王斌措手不及，“原材料大涨，订单快速萎缩，生产意味着死亡，停工，可能就是慢慢等死”。
作为新组建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斌一方面在积极与国内某龙头企业联系，希望得到支持，另一方面酝酿技术升级，扩大生产。“是危机，也是机遇！就看你能否抓住！”王斌鼓励其他股东。但是巨大的资金缺口却成了他实现抱负的“紧箍咒”。
他开着皇冠轿车将记者带到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这块50亩的空地，是一个股东前两年拍得的。“原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厂房，但没有资金，寸步难行。”王斌觉得很遗憾，这块空地，现在不得不租借给一家废旧钢材收购公司做堆场。
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王斌整天奔走在各家银行之间，为募得资金，他不得不一次次请客吃饭，托人情，求帮忙。“几乎每天都喝醉。”王斌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每天早上起来，床上都是一把头发”。
但是，由于宏观调控，金融机构银根收紧，王斌至今没能贷到一分款，“现金为王，谁都不敢轻易投资”，他不敢轻易求助民间借贷，“月息高达6分，借了高利贷，一旦经营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与王斌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温州经营着一家追债公司的韩冰心情却好得很，他告诉记者，2008年下半年以来，生意特别好，前不久分公司已经开到了宁波，绍兴与杭州的分公司也在筹建中。
韩冰坦言，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中小企业，不少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因此债务纠纷剧增。“追债公司生意能不好吗？”
周德文对此很感慨，他说，温州市36万中小企业，现在已有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剩下80%的中小企业，大多也都面临资金压力。
据温州市鹿城区鞋业行业协会反映，该区283家会员企业中处于停产、半停产的有47家，倒闭的有26家，合计占企业总数的25.8%。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服装鞋帽与打火机、眼镜企业相比，处境还不是最为困难的。温州2007年还有3000家打火机厂正常生产，现在已经不到100家。”周德文说。
他焦虑地告诉记者，这种局面可能将维持两三年，2008年上半年，温州全市亏损企业数和企业亏损额同比分别增长32.6%和59.5%，其中外贸出口企业亏损额增长115.5%。
下半年的统计尚未出炉，周德文认为，如果没有有力措施的出台，形势将更加严峻。
400亿元资金缺口
2009年1月，浙江省两会期间，身为浙江省人大代表的周德文呼吁浙商抱团取暖度过难关，并进言给中小企业直接减税。
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具体分析了造成温州制造业困境的四大原因：“温州75%的企业都有直接或间接出口业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际消费市场萎缩，订单直线下降。”
2008年，广交会期间，温州制造业的摊位订单普遍下降了30%至40%，有些甚至下降了70%，乃至颗粒无收。周德文说，即便拿到订单，由于汇率波动，美元贬值，企业也很难取得利润。
“国际订单爽约率以前很低，最多不过1%，但现在高达10%，不履行合同或拖欠货款常有发生，不少企业外贸信心丧失。”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宏观调控，原材料价格上涨。以金属外壳打火机为例，原材料为锌、铜、白金、镍等，其中铜的价格从8000元/吨涨到了4万元/吨，有的原料甚至涨了10倍以上。
周德文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用工成本直线上升，我调研过，一个工人一年可能增加9000元左右的成本，对于一个100人左右的企业，一年就是90万元，企业增加15%甚至20%的成本，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难以承受。这是第三个原因。”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银根收紧，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缓解压力。”他认为，创造了无数神话的温州民营经济现在已经处在了尴尬的十字路口。
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有多大呢？周德文的估计，2007年，温州民间借贷资本是450亿元，2008年的规模增长到了600亿元，民间借贷再增加400亿元，可能才会缓解资金紧张。
他说，温州有一个习惯，债务不过年关。但是，有多少企业能挺过去呢？“小额贷款公司为降低风险，非常谨慎，他们也会选择困难较小的中小企业。那些资金链条非常紧张的中小企业，反而可能贷不到款。”
这样的情况下，多数企业最终还是不得不求助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利息高得惊人，甚至高出银行利率10倍。
下一个风向标
30多年来，周德文一直在跟踪研究温州经济模式，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2008年年初，他在国内较早提出了中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预言。7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温州考察，在浙江省领导组织的座谈会上，周德文向中央领导汇报了温州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并提出了四大建议：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加大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加快试点，允许地方和企业发行债券，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三，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四，加快产业和资本转型。
不久前，48岁的周德文被评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经济人物，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协调中心主任袁普致电周德文，认为他“在特定的时期，为中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值得全国中小企业赞赏”。
周德文的部分建议已被采纳，如今，如何过冬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家的热点话题。他说，在等待国家利好政策出台的同时，多数温州企业正在研究对策，主动出击，度过难关。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动荡的国际市场降低风险，周德文说，很多温州商人已经转移战场点击查看QQ秀，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比如南美、非洲、中东。“我们在欧美的销售不断萎缩，在巴西等地却在上升。”
为降低汇率风险，温州人干脆抱团走出去，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工业园区、专业市场。温州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开始走出去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找门路，开商店、办工厂，费用大，成本高，难以独立解决许多困难，也不容易扩大影响抵抗国际风险。于是温州人把在国内取得的成功经验和运作方法移植到国外，建商城、办工业园区。
周德文介绍，在“走出去”的同时，温州企业也从经营轻工产品转向了高科技和文化产业。温州正泰集团将在西班牙加利西亚投资1.2亿欧元，建设一座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不久前，一个温州商人购买了阿联酋国有电视台阿拉迪尔卫视；温州乐清通领科技集团在美国亚特兰大独立投资1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占地约1300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
周德文这几年来一直带领温州商人在国内外进行投资考察，他说，温州企业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还在国内进行产业转型、转移，突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瓶颈。
制约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土地为例，温州柳市镇，工业用地地段稍好的要达到六七十万一亩，而温州市区，有些土地甚至高达300多万元一亩。“但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土地价格甚至一亩3万元都不到。”周德文说，不少温州企业都在考虑搬迁。
金融危机也给了温州人警示，温州人最初发家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内需拉动，但发展至今已过于依赖出口，这也是造成温州制造业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如此被动的一个原因。
在扩大内需度过金融危机的大气候下，温州人又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定位。从温州游资到温州本土制造业，对国内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关注度开始提升。记者认识的一名房地产商，不久前在新疆购买了1000多亩土地，准备进军现代化农业。
“4万亿拉动内需，对温商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周德文的办公室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来的招商引资的官员，排着队希望他牵线搭桥，一个上午，就接待了三名外地的市长。
“温州的突围，将再次发挥风向标的作用。”周德文说。-
山西煤老板三招过经济严冬:谨用现金是前行根本
煤老板“过冬”三招
有人说，当前最“笑傲江湖”的莫过于山西商人。因为他们底子厚，多以经营煤炭为主业；爱存钱，自古忧患意识就很强。
在这个企业无米下炊、老百姓囊中羞涩的冬天，各路人马都盯上了晋商的口袋。然而在“现金为王”的生存法则下，“煤老板”们在想什么呢？
华尔街某投资银行在新职员的入职培训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记住，现金比妈妈还重要！”
这个冬天，比以往更冷一些。
经历这个寒冬的中国，各行各业更“待见”现金。
如果你手中有现金，你就有了主动权——眼见购买力越来越强，出不出手要看心情；如果你手中有现金，你就有了选择权——股票、证券、房子、车子……扫不扫货要看市场下一步发展趋势。
若问中国现在谁的手中现金最多？山西煤商，当仁不让。
山西商人的“钱”事“金”生
山西商人，自古就对现金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想当年，全国票号业最著名的十大财东中，山西就占了9个。山西人对现金的流通、交易有着最原始的敏感，他们喜欢而且更擅长和白花花的银子打交道。
当今，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奠定了很多煤商的财富地位，大家把煤商称之为能源富豪。这个寒冬前，与现金有关的故事，主角大多和山西煤商有关：整个单元地买楼，一排排悍马地买车，一麻袋一麻袋现金地购物——人们在惊呼的同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酸葡萄心理”。
如今，这种心理发生了直接的变化——现金为“王”，谁会和“王”过不去？人们争先恐后和故事的主角“交往”：新的投资项目热情邀约山西商人参与，私募基金游说山西商人加盟，房产商找山西商人看楼，新款豪华车型先给山西商人打电话热情推介……
但是剧情并不是顺水推舟地简单发展。素有“老西”之称的山西商人对眼前的“热情推介”兴趣不大。他们悠闲地打牌聊天、游山玩水，甚至暂时停止生意——与其做着基本不赚钱的生意，何不留着可爱的现金“笑看云卷云舒”？
第一个故事：打牌等春天
某天中午，晋北的一个城市，几位老板一起吃饭，一边看着电视，说说地方上的事儿，说说新闻里的事儿，关于煤炭或生意的话只提了几句，好像那跟自己没太大关系。
饭后，几个人分别开车奔往同一个地方。干嘛去？张立群说：“打牌。”
“做买卖就像农民一样，春天就应该播种，冬天就应该休息。50多岁的人了，休息一下挺好。晒晒阳光，打打麻将，等春天来。”
农民，商人，或许其中有些联系是天然的。经历了最近几年的能源价格上涨，山西商人手里存了大量的现金。用张立群的话说，他的“身家一般，几十个亿而已”。而在这个冬天，山西很多的煤炭商人都在休息。天气冷了，生意的空气也冷了，价钱上不去了，跑来跑去也累，做生意也是瞎忙活。山西商人真的就像农民过冬一样 ——休息了。现在张立群和他的朋友们，主业不是做生意，而是吃饭、打牌。隔天早上，他们会在洗浴中心碰头，等到中午，他们又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再吃个饭，再打个牌。
一个月前，京城不少人士都收到了一条短信：“晋商包机进京购豪宅 集中购300万以上别墅”。据开发商称，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三套别墅被三位晋商分别相中，当场进行了意向签约。其背景被解读为北京房价已经见底。相对别的投资方式，投资房地产更稳定。
如此提振京城房地产信心的市场信息，是实情，是炒作？张立群笑了：“你说呢？”
他坦言也抄了一把房地产的底，不过是在美国：“大量美国住宅已经跌了快一半了，早前我倒买了一些，等到房价涨回去，再卖掉，赚把美国人的钱。”
股票从6000多点跌到不足2000点，依然没有打动张立群出手的意愿。
“早就有人游说我了。2008年2月份的时候，有个人经朋友介绍来找我，说他曾经是操盘手，现在自己成立公司单干，让我拿出1个亿，3个月后给我三成的利润，说得唾沫星子乱飞。”
张立群不屑一顾：“三成？比起卖煤的利润，算什么？” “当然就算他给我一倍的利润，我也不会给他钱。把钱放在外人手里，我不踏实，尤其是股票这个东西，我是真不喜欢。当初市场那么火，我都不动心，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市场行情更不用说了。”
眼下很多山西中小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张立群说：“市场上缺的就是钱。到处都是借钱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张嘴借。我认识个小老板沾点亲，做玻璃器皿生产外销，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入不抵出，资金周转困难。为了贷几十万元的款，连村里的信用社都跑了好几趟，一无所获，最后还是我借了钱给他。”
第二个故事：关煤矿觅新机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大富(化名)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转来转去，还是转到了本土山西商人最常见的生意——煤矿上。
2006年，王大富投资1个亿新买进了一个煤矿。幸运的是，刚接手煤矿，价格就涨起来了，幅度之大以前根本不敢想象，这个新的投资早已收回。
在煤价飙涨的时候，无论是谁，只要手握资源都可以赚钱。但是，当能源价格下跌的时候，率性而为的山西商人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近些日子，做煤的很多老板，挖出的煤都基本贱卖了。据说已经有人损失了数亿的资金。
2008年过半，伴随着奥运会的开幕，王大富关闭了自己的所有煤矿。所以，当奥运会后煤价下跌的时候，他的心态很稳当。
“国家政策支持国营煤矿做大做强，对于私人煤矿则限制越来越多。其实从上半年开始，我一直在与国有煤矿企业积极接洽。”王大富说，“现在虽然不开工，我现在每个月还照常给工人发钱，毕竟跟了我很多年。再加上相关的行政费用，每个月大概50多万。”
煤矿在关闭中等待机会，王大富的眼光已放开到其他行业。
这位同样在北京不投资房产的山西商人，坚持把眼光放在山西省内。他表示山西的旅游业值得关注，目前已经有几个朋友联手做了一点相关的小投资，算是试水。“我认为，我的原始积累资金来源于山西，新增投资当然要在山西。当然更多煤商们的新增投资在省外，主要是看好那边的投资环境。但我相信，以后随着山西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取之山西、用之山西的山西商人会越来越多。”
“有时候想想，自己都不敢想钱怎么会来得这么快。还是运气的成分大些。不过，有钱以后，我们圈里的一些煤商们也开始谈论晋商文化。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让外界对煤商们有一种误解，觉得他们是暴发户、土老冒。其实，现在有很多煤商有眼光、讲原则、有底线、重义气，他们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经商思路。”
王大富说，“除了继续经营煤炭生意以外，今后会在山西文化产业方面入手，我对这个计划很有兴趣。目前旅游业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手。”
做文化产业比经营煤炭生意可难多了，见效慢，投入也大。王大富笑着说，“慢慢来，不着急。”笑容中是一份自信。
第三个故事：或投不动产
“以前是带着钱也找不到煤，现在是不用钱就可以提走煤，只要你给个价格——这就是当前的煤炭市场形势。” 说这话的是做煤炭贸易的李昭，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稳重成熟。
车皮松了、轮船松了、汽车松了，当这一切链条上的环节放松的时候，有的人，以一种不放松的精神和行动，在悄悄地努力。
“煤价不停地降，但就是有人在赚钱。就在前几天，我在天津的一位朋友，几天就把今年一年的利润赚出来了。” 李昭感慨说。
这些日子，李昭很忙碌，山西、天津、秦皇岛、各地电力公司等等，调动资金、签订合同，“反正有钱赚就行，我们不求高利润，有几十元就可以了。山西商人做生意的特点之一就是薄利多销。”
除了做煤炭贸易，李昭本身还有其他产业。“这一次金融危机过来，倒是让我这个多年做贸易的人意识到，还是要搞些固定资产到自己的产业中。”
李昭说，正好面临各行业资产缩水的大好机会，最近，他开始关注一些类似酒店的项目。“不是买住宅，而是关注一些具有更长生命力的不动产项目。最近正在考察和接洽了解中，进入一个新的行业谨慎点好一些。”
李昭说，“对我来说，不论市场环境好不好，生意都不能停下来。很多生意的新机会，都是在坚持中出现的。”
当好多人还在为生意的冬天而焦虑的时候，也有更多的人在暗自行动着，在略显放松的环境下，他们的忙碌，似乎也不为人所关注，而或许几年后，他们的为人所广泛关注，正是因为他们此刻的悄然努力。
“九毛九”的启示
“目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大家都盼着市场行情快快回暖，你预计大约多长时间后市场会好一些？” 结束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每个受访对象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却是各不相同。
张立群说，这场金融海啸来得太猛烈，世界上的知名大企业倒闭的倒闭、裁员的裁员，“连锁反应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伤筋动骨还100天呢，更何况这样百年不遇的冲击。两年之内能缓过劲就不错了”。
王大富说，现在政府不断出台扩大内需、稳定市场的政策措施，而且中国在这场海啸中受影响相对较小，2010年年初会好一些吧。
“看看今年下半年吧，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 李昭说，我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只要坚持就有希望。”
此文将完，记者想到了一个词——“九毛九”。
很久以前，一位山西商人外出山西去从事贸易的营生，在横渡黄河时，遇见一船夫。
山西商人问道：过河多少钱？
船夫曰：一块钱。
山西商人又问道：八毛八行不行？
船夫曰：不行。
山西商人再次讨价还价道：九毛八总可以吧？
船夫心想，听说山西商人精明会算账，看来一点也不假。无奈道：“真服了你，就少收一分钱，九毛九！”
船行到对岸，船夫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别人过河都出一块钱，而你非要少给一分钱呢？”山西商人答道：“有了这一分钱，万一生意赔了，那就指望靠这一分钱起家！ ”
自此，人们就把山西商人这种“严格控制成本精神”调侃为“九毛九”，作为对整个山西商人的一个泛称。由此可见山西商人的忧患意识。
世界经济正在经受着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不确定性是这个阶段的主题。不论是休整、观望，还是试探、期待；不论是继续做煤炭生意，还是尝试转型，记者采访的这几个煤商都很清楚一点：当他们对未来吃不准时，守护好现金、谨慎使用现金，才是未来继续前行的根本。
农民工失业了吗？
由于传统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在内，要弄清楚农民工失业的现状和前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试图帮助返乡的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对经济和就业是否真有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
1月21日是腊月二十六，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著名的火车站广场上人流稀稀落落，称得上秩序井然。如果一定要和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关于春运的想象相比较，这里空荡荡的景象让人不免吃惊。这个中部省份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之一，而合肥是连接该省西部和北部的省内交通枢纽(未来还将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只要很少一部分农民工乘坐火车经过这里中转，这座极其平常的火车站，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但严重超出运力的爆满情况并没有出现。
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20日，是2009年春运的第10天，有数据显示，合肥火车站共发送了 30771人。这个数字比2008年2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4.5万人，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车站方面预计，21日发送客流人数会达到32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当天经过合肥火车站的客流只有30700人，甚至比前一天还少了71个人。
这些数字与往年的数据基本持平，让人紧张的大规模安徽民工回流现象并没有出现。在外省市务工的安徽籍农民工有1000万之多。如果他们因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丧失工作岗位，并且集中在春运时期返回家乡的话，交通将为之瘫痪——仅仅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幸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建筑小工还有活干吗？
在合肥一处建筑工地上做杂工的刘文革是最早回家的一批人之一。农历腊月廿日是他父亲落葬的日子。3年前老人去世的时候，当地人称“地仙”的风水先生指示不能落葬，只能将棺木“停”在地面上。入土为安，落葬是件大事，他早早赶到家里筹备这事。他有一个兄弟在福建打工，日子已经通知过去，他希望兄弟也能早一点回来，但是福建打来的电话说，兄弟打工的石材加工厂里正在赶一批出口的单子，最早也要到腊月十九才能到家。
刘文革有点不愉快，但主要不是因为兄弟晚归引起的。2008年他不太顺利。他熟悉的一个包工头到合肥接工程，打电话让他过去上班，结果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包工头被当地人排挤走了。他继续留在工地上班，但工价从每天60元跌到了55元，后来又跌到了50元。他想过离开工地，但是照行规，工钱要到过年的时候才一次性结清。他怕包工头到时候赖账，不敢走，只能硬着头皮做到现在。
拖欠工资的事情这些年已经大大减少。在刘文革村里，每个在外打工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变化。但刘文革曾经被人赖掉了整整半年工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平时在工地上干活，每个月只能从包工头那里领到一点生活费，如果年终包工头从大老板那里结完工人工资，拍拍屁股一跑，实际上谁也没有办法。为了自己的血汗钱，刘文革一旦开始跟一个包工头干活，就必定干满一年；这是他看住包工头的唯一办法，但也正合包工头的心意。刘文革擅长打比方的老婆说，刘文革被他自己的工资绑架了。
像他这样熟练的建筑小工，这些年从不愁没有活干。实际上，从2000年到现在，他的工价从每天25元涨到60元，翻了一倍还要多。扣除通胀的因素，工价的变化说明中国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仍然旺盛。
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轮高速城市化，全国城市化率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了44%。除了那些极尽庞大豪华的公共建筑和商业物业，中国的城市里增加了无数的商品房。这些刘文革看不到的数字导致了他的工价上涨。
虽然房地产业经过2008年上半年的严厉调控，到了下半年，开工面积、在建面积和销售面积都大幅下降，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再次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因为向开发商卖地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房地产业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开始直接出面，提振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为此，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甚至当众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传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房地产业仍将是中国未来几年政府投资的重头戏。
这些年，刘文革辗转在从上海到无锡到合肥的建筑工地上，自己家里也盖起了两层楼房。每年一过正月初八，就有许多相熟的包工头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跟自己做事。刘文革有一条规矩，包工头必须打三次电话邀请，他才会跟人家去。他不懂“三顾茅庐”的典故，只知道这种情况下，工价必定要高一些。
在未来的几年里，刘文革仍将获得来自建筑业的工作机会。他已经42岁了，唯一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未来几年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是“提前返乡”？
腊月十九(1月14日)，刘文革的兄弟赶到家，第二天兄弟二人把先人下葬了，请全村老少吃了一顿豆腐饭。刘文革的兄弟回家坐的是从福州开往合肥西的K322次列车，在火车上得了感冒。村卫生室的医生来吊了好几天水。他带着嗡嗡的鼻音说，福建平武一带的石材加工厂都是做的出口生意，但到他回家的时候为止，出口的单子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并没有裁减员工。这位年近40的农民工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他回家的车票是厂里代买的，有座，车上人倒没有往年那么挤。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不知道报纸上说的提前返乡的事。
生于1978年的雷小明带来了迥然不同的消息。这个年轻人娶了一个湖南姑娘做老婆，现在她一口地道的安徽口音，和雷小明老家的姑娘如出一辙。这让雷很有面子。他们在深圳生的女儿已经4岁了，今年是头一回在老家过年。他鼓捣了一阵子笔记本电脑，因为装的盗版软件没有汉化，他感叹自己英语不好。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为步步高的产品做配套。他比刘文革的兄弟迟两天动身，坐的是从深圳开往泰州的列车。这班车从深圳经赣州进入江西境内，几乎是穿越整个江西省，经南昌和九江进入安徽，最终经合肥往东抵达江苏的泰州。雷小明的同事以湖南和江西人居多，在深圳关外星罗棋布的电子厂里，很多人因为订单减少提前回湖南和江西过年去了。他所在的那家厂能够保全订单，是因为步步高的产品线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他保住了宝贵的工作机会，为此感到很庆幸。
深圳和东莞是最早被怀疑会出现失业潮的地方。2008年10月，香港合俊集团下的两家玩具厂倒闭，老板跑路，7000名员工一夜失业。尽管地方政府一再澄清，东莞的企业倒闭数目并不比往年更多，但因为广东的制造业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面向出口，媒体仍然怀疑这个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地区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失业难题。而整个广东的外来务工人员，据广东省工会2007年提供的数据，有3000万人以上。这也使得广东成了衡量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的一个风向标。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大规模的失业调查可以显示这个对判断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数据。
要30岁的打工仔雷小明说出那些提前回家过年的同行的人数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各地的劳动部门也无法掌握这个随时变动的数字。缺乏数据，尤其是经过公认的调查方法得出的数据，使得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变得很困难。
有媒体称，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1000万人左右。但何为“提前”，是否失业，什么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都缺乏说明。这种含糊的指称无益于澄清事实，反而使得事实更加模糊。
1000万的说法，存在复旦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陆铭的笔记本电脑里，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法。陆铭的电脑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上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至各省市政府，乃至不同的研究机构，都掌握了自己的一套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数字。这些数字被写进报告，用作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但是并不通用。对陆铭这样的研究者来说，他无法采信这些数字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自己讨论就业问题的依据。
这些数字中，最权威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根据农业部在15个省、150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所得数据，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也就是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几个月前，2008年的暑假期间，陆铭曾经到昆山去调查过《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那时候，大规模失业是个不存在的问题。昆山的企业处在严重缺工的情形当中。形势逆转得太快了，研究者在现实面前变成了无头苍蝇。
雷小明对眼下的工作并不满意，也并不看好深圳。他担心萧条最终将波及到他自己，所以准备离开深圳，到昆山去碰碰运气。在电话里，他详细地询问了一个在昆山上班的初中同学的情形。但听到的消息比东莞还要糟糕。
他的同学最近跳了槽。他本来所在的涂料公司主要为福特公司的汽车供应汽车油漆。在金融危机的中心，包括福特公司在内的三大汽车巨头几乎和已经倒闭的雷曼兄弟一样，是摇摇欲坠的最危险的大厦之一。底特律的萧条迅速传导到了中国昆山，那里的涂料生产厂已经开始裁员，唯一幸运的是，雷小明的同学在裁员之前离开了那里。
真实的数据在哪里？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台一个专门针对农民工失业的方案。不仅如此，由于传统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在内，要弄清楚农民工失业的现状和前景，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春节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辖区内设立农民工创业园，据称，这是试图帮助返乡的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听上去，这既能增加本地的GDP，又能够就地消化就业问题，但这对经济和就业是否真有所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很有可能是那些即兴、短命而不切实际的政治创想中的一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向各省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求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在北京、上海、东莞和深圳等26个城市中进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并在指定的“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进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通知要求，每个城市至少要调查100家企业的用工需求，每个县对100名以上的农民工进行就业调查。
这次调查的数据尚未公布，而此前的失业率统计的可靠性经常受到怀疑。即便动机是诚实的，因为调查和统计的技术手段落伍，并且行动滞后，经济学界怀疑调查数据能否反映客观现实。
在出台更有远见和成效的政策之前，零碎和不真实的数据将歪曲危机的真实面目。对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媒体来说，要有效应对可能存在农民工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首先需要一个高效、独立而透明的信息收集与发布系统，以帮助他们看清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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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股市的上涨，据央视报道是“不差钱”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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