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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仲敬
来源：文工团
梵高毕生痴迷色彩，尤其像孩子一样痴迷鲜亮的地中海式暖色，因此遭到法郎士的暗讽。如果他的精神结构与东洋心有灵犀，最恰当的“灵魂伴侣”应该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平民艺术。这种艺术充满了俗气的喜庆和肥壮的人物，完全不是枯形瘦骨、意高韵远的元人水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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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是一种格外微妙的文学形式，很难说更多地体现了传主的性格还是作者的性格。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名人传》和林语堂《苏东坡传》肯定属于后者，理应列入作者本人的文学作品而非关于传主的历史资料范围。丰子恺这部《梵高生活》显然也属于这一类，梵高的形象实在太像《后汉书》或《明史》的逸民高士。
更确切地说，太像丰子恺性格的某一部分。“少有逸才”、“仙风道骨”、“傲世轻俗”一类的考语完全可以自动各就各位，仿佛梁鸿或倪瓒以苏东坡传奇小说的方式投生到荷兰新教徒牧师家里。
“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在丰子恺的眼中，印象派对自然主义的胜利无异于南宗写意对北宗写实的胜利。艺术乃是东洋国粹派的最后避难所。自冈仓天心以来，许多美术评论家执着地主张：艺术不同于科学，东洋的艺术自有其独到的优势。机械的西方人早晚会发现东方的高明之处，转而移樽就教。有些西方人确实这样做了，例如埃兹拉·庞德。
梵高确实也是日本浮世绘的收藏者和崇拜者，所以丰子恺的参照系黑田重太郎有几分谬托知己的资格；但浮世绘在东洋也是偏于写实和“市井”，而非“气韵”和“文人”的流派，所以丰子恺自己的心理投射多少有失节制。梵高毕生痴迷色彩，尤其像孩子一样痴迷鲜亮的“地中海式”暖色，因此遭到法郎士的暗讽。如果他的精神结构与东洋心有灵犀，最恰当的“灵魂伴侣”也应该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平民艺术。这种艺术充满了俗气的喜庆和肥壮的人物，完全不是枯形瘦骨、意高韵远的元人水墨风格。
喜多川歌和鲁本斯都是土豪“三俗”艺术品位和“贪婪”生命力的体现。贾府里的焦大如果像丰臣家的土鳖一样暴发，也不会欣赏八大山人的。丰子恺和他的精神导师李叔同无论如何都是士大夫传人，孱弱的优美在气质上反而更接近于儒雅幽玄的京都公卿。他们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地中海的阳光”、“艳丽丰满的色彩”和“健康的生命力”在梵高的世界中几乎是一回事。
冈仓天心写道：“山乐是狩野的养子和能干的继承人；弘一是落语的伟大教师；胜成号称浮世绘画派之父；一长以其日颂而闻名。这些人都是第一流艺术家；但他们也乐于画出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并不觉得会有辱身份只有宗达和光林派坚持深刻的意义。他们的先驱枯叶和孤峰祖述前贤，挖掘几乎失传的土佐派，试图灌输足利时代大师的大胆构想。
他们忠于时代本能，经常以富丽的色彩表达自我。他们惯于泼墨着色，不喜欢枯笔瘦条。以前的色彩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给单纯的水墨画带来了最广泛的影响。宗达的纯净最好地体现了足利艺术的精神；而光林的老练退化成形式主义和矫揉造作这个画派预示了二百年后的法国印象派。德川时代冰冷的保守主义将它扼杀在襁褓中，不幸未能开花结果。”梵高深爱阿尔的艳阳天和地中海碧绿的水面，觉得自己似乎走进了日本锦绘的世界。
在中国艺术批评（或毋宁说艺术家批评）的传统中，寒士的“骄狂”不是贬义词，而是人格（粪土金钱）和才气（鄙视流俗）的自然流露。作者显然对这个传统了解过多，忍不住将传主套进了这个模式。文学家心满意足的地方，往往就是考据家忍无可忍的地方。我们看到：“八岁时候，就显露其绘画的天才。然而穷困的家庭和环境，哪里有力给他专门的教育呢？稍长大后，就非命他出外糊口不可顾客挟了大笔的金钱，上门来购买高贵的名作，这学徒非但不招呼，且用冷眼嘲笑他们。因为他心中已经悟得真正的艺术的妙谛，眼中全然看不起当时流行的所谓大作。然而这对于商人是致命伤！店主怎么敢再用这个学徒呢？就打发他回家。”
我的天！这难道不是《王冕传》的标准配置吗？聪颖的少年、穷困的家庭、崎岖的世道、市侩的商贾！即使《儒林外史》或《十二楼》的作者，也不能写得更好了。下面只缺“老艺术家伯乐识骏马”（韩愈-贾岛模式）、“好知音一辈子”（俞伯牙-钟子期模式）的故事了。
丰子恺这样的士大夫不大能理解梵高画中的“地中海的阳光”和“艳丽丰满的色彩”。
为了“诗的公平”，伟大人物的家庭经常要为伟大人物做出牺牲。不仅在生前，而且在死后。中国的传记作家在“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和“公平对待次要人物”之间，经常态度暧昧。梵高如果真是倪云林转世投胎，他的家庭无论如何都和贫困没有关系。可惜他非但不是寒门的贵子，反倒是世家的娇儿。
梵高的祖父文森特（跟他同名）是莱顿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这个身份就是社会精英的标志。普及教育时代的博士远不如当时的大学生含金量高。梵高有三个叔叔是艺术品商人，一个叔叔是雕刻家，父亲是牧师。这种背景明显就是中国所谓的“书香门第”。他从小有家庭教师，然后上私立学校，已经证明家庭经济背景相当宽裕。他频繁地改换职业，高兴去神学院就去神学院，高兴去美术学院就去美术学院，一方面表现了艺术家的任性，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家庭的文化层次和宽容程度。
从教育熏陶和经济支持的角度上，没有梵高的家族就不会有梵高本人。他的画从来卖不到钱，作者认为是世道冷酷的表现，其实不如说证明了梵高家族本来就不属于靠手艺糊口的阶级。19世纪的神学院和美术学院都是绅士阶级的博雅教育，不是为养家技工准备的。多德雷赫德和古皮尔画店助理的职务完全不是剥削血汗劳工学徒的所在，而是通向殷实艺术品商人的捷径。梵高只要肯耐心积累资历，本来不难复制叔父的人生道路；正如袁世凯或蒋经国只要肯下基层磨练，早晚会像长辈一样做上大官。文森特没有像弟弟一样，走上家族提携的“富三代”康庄大道，只能说是性格或志趣使然。
丰子恺实在不能算好历史学家，甚至不大能算好传记作家。其实，本书的正确命名应该是《梵高小味》或《梵高杂记》；如果放在胜海舟《冰川清话》和夏目漱石《木屑录》之间，简直是天造地设。“浙西人细腻深沈的风致”和“清幽玄妙的文笔”（郁达夫语）是随笔作家的优点，却不是叙事性传记的优点。然而，随笔的表现力不一定弱于叙事。丰子恺文笔简括，但画面感极强。如果文学也像国画一样分为南北宗的话，他肯定属于南宗写意派。这种风格清瘦萧瑟，恰好是梵高炽烈画风的反面。
“石油灯惨淡的光投射模糊的人影在白壁上，又在天井里描出异样的形状。许多教徒的颜面上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荣光。这是梵高一生中永远不能忘却的一晚。”
“日色黯淡无光，空中没有一点纤云。画家的柩车由几个美术家扶着，悄然地向野外前进，后面跟随着一群村人。行出村境，就到了墓地。灵柩从柩车上扶下，推入墓穴中。潮湿的泥土发出一种凄凉的音。提奥突然晕倒在地上，似乎听见了亡兄在幽冥的墓地里呼他的声音。”
这里仍然是《缘缘堂随笔》作者的精神世界：清洁、悲悯、温婉、丰柔，宛如德富芦花笔下的赤城山云。文如流水不争先，意在天中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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