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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用文学梳理故国
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再调整
伊斯梅尔·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耐人寻味。
此人生长在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曾经的最高统治者恩维尔·霍查是老乡，在流亡到法国之前，他是该国最红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之一”都不需要加。他的一系列礼赞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恩维尔·霍查的作品声名显赫，算“歌德派”（歌功颂德派）的领袖。但去国之后，判若两人，讽刺和批判阿尔巴尼亚成了他写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对故国和霍查断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新常态”。据说这一点让阿尔巴尼亚人很不高兴，让相当一部分旁观者也不满意，如此翻云覆雨的两个极端，让人怀疑前后都有“投机”之嫌。好的坏的，凡事都要到斩钉截铁的程度，这动机的确一下子难说清楚。以至于现在卡达莱成了世界级的大作家，在阿尔巴尼亚也是毁誉参半。
就大作家在本国的口碑，卡达莱不是头一个受委屈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作家伟大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哥伦比亚人说起他也颇有微词，为什么他就不能给哥伦比亚多做点贡献呢，常年待在墨西哥，赚了那么多钱，有如此之高的国际声望，应该没事就回来给老乡们修修路架架桥嘛。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因为批评了土耳其，不少同胞也齐心协力，一会儿要把他送上法庭，一会儿又要找人把他做掉。反正树大了总会招风。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慕克与本国的关系似乎都赶不上卡达莱复杂，他们不过就是从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取材写作，某些批评招致了不满，整体上还是民族英雄，慢慢就被供在了该国的神坛上；而卡达莱不同，他的摇身一变，他的火力猛烈的讽刺和批判简直像个敌人，让人怀疑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感情。
我相信卡达莱本人早已经意识到了故国人民的敌意，我也相信他肯定也在调整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这个调整不仅是他有意识地在作品里改变和凸显这种调和，还表现在，在生活中、在情感上他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从相关报道看，尽管卡达莱喜欢清静，有点烦一回到老家就门庭若市的热闹劲儿，但他还是经常回到阿尔巴尼亚。这对一个流亡作家，对一个不遗余力地讽刺和批判故国的作家，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洲有很多大作家，流亡或被流亡之后，基本上自绝回国的念想，以示反抗之彻底。前苏联的布罗茨基，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匈牙利的马洛伊·山多尔，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母语，布罗茨基甚至连母语也在逐渐放弃。
卡达莱不仅回去了，还坚持为一个平安、富足的阿尔巴尼亚鼓与呼。1999年科索沃被轰炸期间，卡达莱身体力行，又是巡视难情，又是给美国总统写信，努力唤起拯救阿尔巴尼亚民族命运的抗争。作品里的揭露和批判是一回事，心心念念是另一回事。
他的确也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决绝的姿态很容易被引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因为讽刺和批判，因为对故国的“背叛”，卡达莱的小说很难逃出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跟政治扯上关系很多时候的确相当的有力量，但一以贯之下去也让作者扛不住，读者一旦习惯了这个解读的方式，凡事听风就是雨，字字风声鹤唳，句句草木皆兵，你想不被狭隘地理解都难，大大妨碍了作品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阐发与流布。这肯定有悖于一个好作家对自身作品的期许。由此，卡达莱没准像昆德拉一样，恨死了政治：能不能回到我的小说艺术上说话！
如果说，早期的政治化在确立自我时曾经帮了卡达莱大忙，那么现在，他想做的很可能是去政治化，把自己从单一、窄化的符号下解放出来。他需要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生活和情感的意义上，也在作品的意义上。沿着这一路径重新考量卡达莱的作品，或有别一种发现：何人不起故园情，卡达莱其实早就开始了他对故国历史与江山的深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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