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dahzhchzh网友:“解惑”不敢说,谬赞矣。近来多见龙先生的访谈以及“某种骂声鹊起”。个人很同情,不过也并不奇怪。(就像伊拉克人扔鞋子给布什总统,美国人自己也暴骂他一样。过于巅峰的英雄,总要承受历史和现实的几度“大回转”;被争议不是坏事。
,龙先生的观点以及“被有理或无端的骂”,折射出国内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外向发展道路的反思,和理论犹疑;个人看法是中右派的,敝帚自珍罢。(关于腾笼换鸟和东南沿海一夜萧条的政策性是是非非,论坛讨论太多,不多言。)
不过,你认为“中国应该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个人基本上不赞同。当然,城镇化大方向的选择,城市经济系统的制度化设计,城市群的经济扩散与极化效应;点状发展,带状过渡与经济集聚,都是很大的话题和研究前沿,个人眼界实在有限,目前也是见仁见智罢。
(2)“叶风尘”网友,无论从网名的折射,还是从您诸多观点,都引发“AK-47”无限的仰慕,呵呵,有点PMP的意思,职业惯性~~



不过,您对于“要素秉赋论”/“H-O理论”/与大卫·李嘉图的观点,请恕我不敢苟同。我以为,经济学基础理论,也都要匹配当时所处经济环境,充分考虑有关经济变量,呵呵,很难想像大卫·李嘉图时代的理论,也能完全支持现在的经济学实践需求。
(3)至于对龙先生的评价,可能我的表述不清楚。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分析时代和特定人群群体特征的方式,看待所谓历史人物或高层人士。这些年共事的人中,工作关系群体中,龙先生一代的人;其实都具有类似普遍性特征,优点和不足;一言以蔽之,即“历史局限性”。
(当然,后者我们也会有,比如,如果我们身处高位,无暇继续学习和思想创新,大概亦难免俗。)
此外,我并不非认为他“不读书不看报不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知识结构”的更新。而是,由于他自身的工作、教育、个人气质等的历史局限性,他使自己始终站在“以欧美价值观念制度体系为核心”的目前的历史观框架里;因为他要长期和国际人士打交道;就像两个人的婚姻,如果婚姻的初始条件是基本价值观还不够融合,那么婚姻作为一定长期互动的体系,两个人的差异价值观就必须融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很老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是以,龙先生等第一代“走出去”的高层人士,在基础理论体系方面“迷失”于西方,极为自然。
对于龙先生一代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我们更需要向国际化要资源要市场要财富”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别人点头,所以东风要向西方让步,东风基本要遵循西风的方向运行。
庆幸的是,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这一拨决策层领导还不错;在以欧美的机制观和理论为核心的体系/牌桌上;俺们多少赢了一些,至少是赢面大一些吧/其他问题不涉及/;所以欧美就不满,提出这个那个相要挟~~
但是,正因为,原来的秩序/赌局/游戏规则下,我们赢了;因此,我们就必须面临新的历史拐点,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
(虽然,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来说,中国遵循哪种牌局中长期都会赢,因为我们有传统的比较贸易优势,我们还有这个那个,等等。)老的赌局中人家不要和我们面对面PK了,或使暗招限制我们。对我们来说,大不了重开新局,重新设定各种游戏规则,或进行必要的创新。当然,理论的创新,新体系的构建,都是漫长和渐进的事情。
折射到实践层面上,过去那种出卖资源出卖环境出卖民生的“三高换三低”的增长模式,应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强行延续下去,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尽快抵达“增长的极限”,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前途的。
是以,个人始终不支持龙先生“中国还要坚持国际化分工下中国人做世界加工厂”等观点。个人对其解释为“基于历史局限性和教育背景的善意认知错误”。
此外,昨天偶尔听到美国乡村音乐THE STATLER BROTHERS的演唱,深觉陶醉其中;并深觉得非城市化似乎也没有那么不好。
其实,即使是全世界都不曾实现在“有限城镇化”水平下的高民生质量和社会系统和谐,或者中国可以为天下先。引用网友的名言,多做“田野调查”罢。(赫赫,果然被某不幸弹中:这个主题下话题很大~~)
[em31]
假如城市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就是从事农业的人口继续减少,从事制造和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增加。
对于中国的农村情况并不了解。
但是根据我在南亚和东南亚所见的。 我实在怀疑,对于一些像印度,东南亚,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人均土地面积并不多,而粮食产品产出基本固定或者增长缓慢(甚至比不上农村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问题如何解决呢?
国外,比如澳大利亚,美国这些国家,农民收入之所以和一般城镇居民相差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由于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而粮食产量增加或者不变。
而城市化,或者人口集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所说的规模优势。 城市和城市化严格来说不是一个 同一个意思的。
而且不知道像我这类高层人士的第2代走出去的, 又属于什么于西方呢?


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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