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财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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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财大亨（上）：财富集中与“亿万富翁”

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财富集中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密切相关

　【编者按】 《攫财大亨》一文，从比较的角度帮助我们思考转型中的“原罪”问题。“攫财大亨”的英文是“Robber Barons”。早先说的是德国贵族在他们的城堡周围拦路抢劫，攫取财富。在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将这个词引伸为形容那些通过血腥或肮脏的手段敛财的巨富。本文回顾了过去150年来美国巨富们的经济发家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影响和政治平衡如何制造了这些“攫财大亨”，维持他们的地位，又是如何制约他们。
　　作者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德龙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堆问题：经济能否为私人财富的迅速累积创造机会？当经济有利于制造出亿万富翁时，是表明更快的经济增长，还是更慢的经济增长？政治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治力量对巨富是充满敌意，还是与之携手？当人们发现政治体制从人民那里榨取财富，然后输送给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紧密的超级富翁联盟时，该如何应对？如何在控制各种腐败行为的同时，又不阻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作者坦承，对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仅仅是尝试着去回答，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本文共计15000字，原载于《比较》第十辑。章节如下：一、引言，二、财富集中与“亿万富翁”，三、 一个世纪前的攫财大亨，四、财富与政治，五、有待论证的初步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布拉德福特•德龙|文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一、引言
　　“攫财大亨”（Robber Barons）：美国政治与经济评论人马修•约瑟夫森（1934）曾用这个词来称呼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巨头。今天，我们把这些人叫做“亿万富翁”。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使得财富迅速集中于个别人手中：那些幸运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地点，他们紧紧盯住任何可以发财的机会并牢牢将其把握；他们目光如炬，能够将一大批赢利企业收入囊中；他们神通广大，足以抵挡任何想要控制其财富的政治企图，或者说能让政治力量来庇护他们的财富基础。
　　马修•约瑟夫森把他们叫做“攫财大亨”，他想用这个词让读者回想起欧洲历史上与之类似的“强盗和恶棍”们——他们骑在马上，手持长矛，除了相互厮杀之外，便是抢劫路经他们城堡的商人车队。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吗？这不是大亨们判断财富的标准，他们更像是从美国的手艺人和劳动工人们那里征税。更多的人会同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20世纪初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说法：“拥有巨额财富的罪犯们”，并希望政府通过“反垄断”来扮演公共政治力量的角色：控制、约束、打破经济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人手中。
　　“攫财大亨”的辩护者们（多数都被金钱收买，只有少数例外）却为此勾画出了不同的故事：亿万富翁们正是美国社会充满无限机会的象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只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奋斗，就能够“攀登上财富的顶峰”；富翁们通过建立既能够盈利又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也就为社会公众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备受尊敬的慈善家，他们是“产业政治家”。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 的美国经济生活中，亿万富翁们的崛起之路也是时而开通，时而关闭，成为亿万富翁从来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在1870年之前，或在1929年到1980年间，也并非是绝无可能。然而在1870年至1929年期间，或是198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变化为聚集巨额财富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像其他时期那样希望渺茫。
　　经济能否为私人财富的迅速累积创造机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经济有利于制造出亿万富翁时，是表明更快的经济增长，还是更慢的经济增长呢？政治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政治力量对巨额财富是充满敌意，还是与之携手？当人们发现政治体制非常腐败——几乎成了从人民那里榨取财富，然后送给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紧密的超级富翁的委员会，这时该如何应对？在控制各种公开和隐蔽的腐败行为的同时，又不阻碍资本的累积和经济的增长，此时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仅仅是尝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以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将回顾过去150年以来美国巨富们的经济发家史。作者试图阐明：位于财富分配顶端的财富集聚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文章第三部分将集中讨论一个世纪之前的攫财大亨，他们是如何获得财富的？第四部分侧重于案例分析——政治影响和政治平衡，主要是想说明政治在制造财富巨头并维持他们的地位过程中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部分及文章的最后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如果说亿万富翁们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太多的促进作用，那么至少他们也没有阻碍经济增长，这可能反映了整个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时期，是在为随后经济增长的快速跳跃奠定基础。如果民主政治打算控制私人财富的过度集中，它完全可以这样做，而且也不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很多情况下，财富和政治权力相互勾结，政府就会变成政治强权者掠夺其他社会阶层财富的委员会。但只要是一个民主社会，不论再腐败，也不会堕落到上述境地：它在制造亿万富翁的同时，也会去实现真正的公共目标。
　　这篇文章是由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发表的，因此我想有必要说几句题外话：安德鲁•卡耐基本人就是当时名声最为显赫的攫财大亨之一。作为世纪之交的钢铁大王，他几乎掌控了美国的重工业，随后又建立了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卡耐基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让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长们停止用枪炮来解决问题，而代之以贸易和对话。像大多数攫财大亨一样，安德鲁•卡耐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仿佛是由三、四个完全不同的人组成。
　　这是一个苏格兰农民的儿子，父亲曾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美国。当时的地主们想让吃草的羊来代替种地的农民，这一趋势日益笼罩着英国，从而彻底摧毁了完全靠家庭手工织布来维持生计的英国人的生活（所谓“手工织布工”），这些人约占全国人口的4%。这位刚刚进入美国电报和铁路行当的小伙子精力充沛、聪明灵活，并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远见打动了他的上司托马斯•司考特。
　　作为钢铁制造商，安德鲁•卡耐基在把握当时美国钢铁与钢铁产品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最好技术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人。与此同时，卡耐基有着罕见的机敏感觉，他认识到了规模经济可以大有作为。因此，最佳的商业战略便是先于需求建立起强大的（生产）能力，然后以比所有竞争者都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安德鲁•卡耐基又是工会组织的破坏者，他派出亨利•C.佛里克摧毁了由钢铁工人联合工会控制的宾西法尼亚钢铁厂，这成为了美国19世纪劳资关系“血腥时代”最残酷的一段时期。
　　这位超级工业大亨还通过持续的价格战来挑战金融巨头J.P.摩根，为此他曾打算耗资约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0亿美元）来彻底击垮摩根刚组建不久但效率较低的钢铁公司。J.P.摩根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华尔街去筹钱才能击退安德鲁•卡耐基的威胁。J.P.摩根也只能如此，事后便宣称正是他自己让安德鲁•卡耐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作为慈善家，安德鲁•卡耐基一直在琢磨该如何使用他所有的金钱，最后决定建立卡耐基基金会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并资助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建设。他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有着为人诟病的诸多缺点；在无数慈善之举的背后，却又无比残酷，这就是安德鲁•卡耐基。
　　二、财富集中与“亿万富翁”
　　1、经济层面的财富集中
　　当1776年美国建国时，它还是一个相对平等和相对自由的社会（见Jones，1980）。之所以相对平等，是因为当地土著人口还没有从哥伦布带来的欧洲传染病的影响下恢复过来，而且他们也没有相应的军事技术来对抗欧洲殖民者。土地几乎是应有尽有，也就没有什么地主和地租的概念。
　　那时美国相对平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仅仅是相对自由的：在当时整个国家人口极为分散的情况下，任何想让一个白人成为自己“签约仆人”（实际上也就是农奴）的人很快会发现必须像对待自由劳动者一样对待“仆人”，否则这位白人奴仆就会逃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但如果是一个黑人或类似肤色的人，那么他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这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完全可以说，美国建国之初的财富集中水平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萧条之后达到重新分配顶峰时所形成的社会保险国家时的情况几乎相差无几。1%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拥有整个社会18%的财富（见下图）。

　　

　　自独立宣言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期间，财富集中度有所上升。从一方面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奴隶获得了解放（尽管所谓自由只是指奴隶从私人动产逐步转变为受人歧视和压迫的少数群体）。从另一方面来看，靠近主要交通道路的农业耕地实际上变得不再“自由”。于是我们有了地主，然后是第一代的工业家。

　　在1870年到1900年，美国变成了一个工业经济国家，而且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在此期间财富集中程度大幅提高。我们认为在1900年左右，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在其顶峰时曾聚集了整个国家财富的45%。
　　1900年以后，财富集中度开始缓慢下降。与之相伴的是战争、高税负和通货膨胀，这些都相当于向富人的金融财富收取了一笔很高的费用。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例如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财富集中度略有上升；但长期的熊市（例如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又对财富集中趋势起到了侵蚀作用。随后由社会民主推动形成的社会保险型国家也进一步阻碍了财富集中：普及型教育提高了生产率和位于收入最底层人群的工资水平；累进制收入税和地产税挤掉了富人的部分财富；政府实行了最低工资政策，对金融与产业的结合进行限制，支持工人以工会组织为中心进行集体谈判，这些都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向劳动者倾斜而且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传统型失业（见Lindert和Williamson，1976）。
　　经济学家仍在争论20世纪20年代极为严厉的移民限制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技术工人的供给水平，从而导致了财富集中程度的降低（见O'Rourke和Williamson即将发表的文章）。不管什么原因，财富集中度不断下降。在60年代社会民主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的现象不断减少，70年代期间又由于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了财富集中度。
　　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财富集中度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上升，甚至超过了19世纪末期工业化处于顶峰时期的上升速度。财富集中度的总体水平超过了自大萧条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远远高于“镀金时代”财富集中度位于最高点时的水平（见Wolff，1994）。
　　财富集中度的整体变化也伴随着位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的财富变化。今天，我们把这些位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称为“亿万富翁”，他们个人掌握的财富都在10亿美元以上。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1996年美国有将近132位“亿万富翁”，在前20位中，至少有4人与微软公司有关：其中三人是来自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盖茨、艾伦和鲍莫尔；另一位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他主要是靠过去二十多年里微软软件与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整合获得了巨额财富。
　　我们下面对“亿万富翁”这个概念进行一下总结：过去的亿万富翁是指他所拥有的财富总额是美国工人人均GDP的数倍，就像今天的10亿美元相当于当前美国工人人均GDP的数倍。但这种较为随意的特征总结忽视了很多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也许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控制财富，而不是财富本身。据说当老J.P.摩根去世后，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洛克菲勒曾这样评价老摩根：他死后留下的财产（就当时而言）不超过1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0亿美元），老摩根并不是“一个特别富有的人”（见Carosso，1987）。如果你是洛克菲勒，你可以说摩根不是特别有钱。但在1907年的恐慌时期，当纽约华尔街的所有金融寡头们聚在一起力图挽救整个债权链条免于彻底破产崩溃的时候，洛克菲勒及其伙伴们同样做了当年老摩根要求他们照办的事（见Corey，1930）。摩根所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他所掌握的财富。
　　如果仅仅与中位收入相比来衡量财富的话，今天美国亿万富翁的个数是1982年的5倍半以上——132个对23个。1982年亿万富翁的个数又比1957年（16个）多1倍，而1925年是32个，1918年是30个，1900年是22个，这些数字并不高。

　　在1900年以前，亿万富翁可谓寥寥无几。1865年可能只有两位：一位是威廉.B.阿斯托（他的父亲约翰•J. 阿斯托靠皮毛出口生意赚了一笔大钱，他本人又利用这笔钱投资于纽约的房地产发了财），另一位是杰•库克（他靠出售美国政府债券致富，那时美国政府利用发行债券获得的资金成功地镇压了1861-1865年南北战争期间奴隶主的反叛）。上述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因为今天的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万个工人的经济总产值。在南北战争之前，即使是最富有的南方奴隶主也控制不了这么一大笔财富。也许阿斯托和库克也没有这么多钱，至少在南北战争结束时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
　　“亿万富翁”的数量与财富不平等的整体变化趋势具有极为惊人的一致性：当亿万富翁在劳动阶层所占比例较高时，财富集中度也相对很高。简单的线形回归曾预测如果亿万富翁所占的比例为零，那么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财富总额的比例将降至20%左右，而且我们发现当财富集中度处于上述低水平时，也就不会出现亿万富翁。
　　经济史学家试图用生产要素供给和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来解释财富集中度的历史发展。他们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他们所给出的理由与真正导致巨额财富出现和消失的因素完全不同。获得巨额财富有以下三个来源：
　　◆（遗产）继承，再加上股票市场的繁荣
　　◆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业
　　◆在恰当的时间占据恰当的位置：创建真正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这样一方面维持并利用市场地位（权力）将大部分社会附加效用变为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占有足够的所有权股份，然后进入资本市场将企业资本化所产生了利润变为巨额财富
　　上述取得巨额财富的原因与导致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相对供给变化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生产的技术要求也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财富集中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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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Williamson Williams William Lindert Robber 编者按 发家史 英文 美国 财富

攫财大亨（中）：一个世纪前的攫财大亨

也许我们还能够发现新的“领头行业”的兴起在造就美国今天的亿万富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与19世纪末期的铁路行业具有相似之处

　　三、 一个世纪前的攫财大亨
　　1. 1900年的攫财大亨
　　下面我们将考察1900年的美国亿万富翁，那时他们处于财富集中的顶峰，也是亿万富翁相对最多的时代。在22位财富大亨中有9位靠铁路致富：他们建造和经营了当时美国（1900年）20万英里的铁路轨道。还有三位是靠继承（遗产）发财的，另外5人来自金融业，在那时所谓金融几乎全都是铁路融资。
　　还有几位与铁路行业无关的财富大亨：一位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还有几位是百货店主，以及来自其他行业的有钱人。但即使你只记得美国第一批亿万富翁的财富主要是来自铁路，这也没什么大错。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铁路大亨呢？看到诸如利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考利斯.亨廷顿（Colis Huntington），杰伊•古尔德（Jay Gould），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这些名字时，我们又会联想起什么呢？首先他们都各不相同，詹姆斯•J.希尔是位极为优秀的工程师和管理者。E.H.哈里曼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挑选工程师来改进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运营。哈里曼的朋友曾说E.H.哈里曼（后来美国驻苏联大使艾维奥•哈里曼的父亲）是个非常诚实和正直的人。
　　哈里曼的对手们却不这么看。在一次股东会议上，作为主席的E.H.哈里曼宣布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规定：因为伊利诺伊州的公司法不承认代理投票权，所以公司章程中认可代理投票的规定部分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能适用。这样J.P.摩根委派参与本次会议的代理人无权投票，这样就取消了J.P.摩根的董事会候选人资格（见Corey，1930）。
　　这是攫财大亨们的另一面：他们都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宁愿和E.H.哈里曼做生意，也不愿和杰伊•古尔德打交道，杰伊•古尔德从不理会有关铁路经营、成本或技术方面的任何问题。在杰伊•古尔德担任伊利铁路公司秘书时，他拒绝将英国投资者购买的股份记入公司帐簿，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当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时，投资者认为杰伊•古尔德把伊利铁路公司的钱付给了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家建筑公司，而这家公司完全是一个什么也不做的空壳公司。最后杰伊•古尔德以他所掌握的其他财产做抵押，购买了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然后宣布他从此退休，不再负责该公司的事务。伊利铁路公司即可开始上涨——因为投资者看到杰伊•古尔德今后不可能再掠夺该公司的财产了，人人欢欣鼓舞。但将近五分之一的预期资本收益最后都落入了杰•科德的腰包，而这些未来收益与他毫无关系。
　　世纪之交的攫财大亨们还有着第三幅面孔：尽管他们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铁路行业，但他们决不仅仅是铺设新的铁路轨道而已，这些人大多也操纵着金融业。先是获得能够赚钱的铁路公司的所有权，然后通过向公众出售证券将利润资本化，从而获得巨额财富。他们还通过将倒手证券来赚钱，由于投资者对铁路未来利润有不同的预期，因此证券的价格会上下波动，攫财大亨们也就借此揽财。工业和金融的紧密结合造就了20世纪初的巨富们。
　　攫财大亨们的第四个特征是他们全都极为腐败。如果允许他们自我辩护的话，他们会说：我们生存的体制本身就是如此腐败。正如加利福尼亚的考利斯.亨廷顿曾在1877年写下这样一段话来解释为什么在华盛顿时，他贿赂起来可谓挥金如土：为了要做成事，如果必须出钱（给政客），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人（政客）掌握可以做坏事的权力，而且只有当你贿赂他之后，他才肯做好事，我想我不得不去贿赂他（见Josephson，1934）……
　　2．20世纪初
　　在1900年至1930年间，亿万富翁不断增加（从22个到了30个）。这其中，亿万富翁也不再集中于铁路行业和金融领域。1918年的亿万富翁们获得财富的行业分布已经极为分散：光学、零售、化学、烟草、农业机械、汽车、食品加工、地方城市铁路、石油、钢铁、以及金融。
　　就1918年的亿万富翁们而言，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现代管理型公司的兴起有异曲同工之处（钱德勒在他的书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在所有这些行业里，由于技术应用使得它们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潜力。不仅如此，这些行业具有了向全国市场出售其产品的能力，从而使销售接近了实现规模经济所需要的数量。必须有通畅的铁路网络来便宜迅捷地运输产品，企业也必须投资建立起一定销售网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出售产品。
　　钱德勒发现不同的行业都面临着似乎同样的悖论：接近垄断状态或接近寡头状态（实力较强的竞争者利用规模经济将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挤出），与之相伴的是价格不断降低（垄断者和寡头们发现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曲线持续下降）。
　　在1918年及其稍后一段时间的亿万富翁们里，我们仍然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巨额财富是来自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位置，他们能够建立起大型企业来利用规模经济的未来潜力，保持足够的所有权，以及进入资本市场将未来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当前的财富。
　　让这些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尔街愿意购买他们的企业。正是从这一笔一笔买卖中，1918年的金融家们也获得了巨额财富——金融家的工作就是让企业的创业者退休，然后让一个职业管理团队来继续经营，从而让那些打算购买创业者股份的人放心：他们的投资不仅安全而且“投有所值”。
　　于是这些行业创业者的财富迅速攀升，与此同时也为工业证券造就出了一个活跃、充满生机的市场。但最终这一切又成为灾难的根源之一，导致华尔街在大萧条时期备受攻击。
　　3．他人的钱财
　　在20世纪的头30年里，许多美国人都对超级富翁们又怕又恨。有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富翁腐蚀了立法。这种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例如罗德岛的参议员阿德瑞奇就被称为“来自标准石油公司的参议员”。事实上，这位参议员的后人确实和标准石油家族的人联姻，想想看，70年代美国的副总统纳尔逊.A.洛克菲勒，也就是纳尔逊•阿德里奇•洛克菲勒。有人曾想再修一条由西向东穿过阿帕齐山脉的铁路来和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竞争，但最终发现宾西法尼亚立法机构的有关委员会始终不同意他们在宾西法尼亚注册成立公司。
　　但人们更多是害怕这些超级富翁们，不是因为他们腐蚀了政治（或是，按超级富翁们自己的说法是，那是一个早已腐败的政治，而且它在压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
　　“通过掌握别人手中的钱财来控制别人”，左翼先锋斗士（后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在1913年这样写到。他本人也试图动员进步党力量，以便从政治上来扼住金融巨头们的喉咙。他选中了摩根的合伙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其他几个同类大亨，这帮人在上世纪初几乎掌控了美国（见Brandeis，1913）。在20世纪最初的10多年里，只要一家美国公司想要融资的数额超过1000万美元，它每次都必须求助于摩根财团或其他三个较小的投资银行中的一个，然后付钱给它们。
　　如果摩根认为他不应该帮助这家公司筹资，那么这家公司就拿不到一分钱，也就就无法实现其扩张计划。美国投资的流动方向这样被决定了，而行业和公司的生产能力究竟向何处扩张也完全取决与摩根和他那几个同类大亨们的意愿。
　　这就是J.P.摩根和他的同类大亨们在促使企业家退休并帮助其财富资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反面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在市场上成功发行证券，那它就需要摩根或他的其他几位同类大亨认可公司的未来价值（摩根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在决定美国究竟投资于哪些大公司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决定权。
　　J.P.摩根财团的高层合伙人与1920年左右依靠市场支配地位不断获取规模经济利润的其他亿万富翁们有着显著区别，在摩根合伙人的眼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支配经济的权力仅仅是因为投资者信任他们在金融方面的判断能力。如果他们无法确保进行融资的商业项目获得最高利润，那么他们引导资本流向的能力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在所有其他人看来，这些人就是依靠承诺以最低的价格出售最大数量的证券来并获取财富的。如果他们另有所图，那么具有规模经济的竞争者就会很快超过上来并将他们扫地出门。
　　当年摩根等人的态度与今天微软亿万富翁们的说法几乎是如出一辙：“不错，我们是占据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并因此获取了巨额利润。但IBM在1988年也是凭借其市场主导地位赚了大笔的钱，1983年时王安实验室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密切关注市场，那么即使今天我们占据着市场90%的份额，但在未来的十年里，Novell、Netscape、Sun或是其他现在还名不见经传的竞争者都会将我们击垮”。
　　但当时的进步党人可不相信那些亿万富翁也是受市场力量操纵的玩偶而已，他们同样可怜无助。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誓要取消将把农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让摩根及其同类们得益的金本位制。15年之后，路易斯•布兰迪斯曾警告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图书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摩根财团最好是支持进步党改革计划，因为这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摩根的合伙人不这样做的话，进步党运动就会失败。美国政治左翼的后继者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者（DeLong，1991）。
　　路易斯•布兰迪斯及其同道中人并不太关心他们将之称为“金钱信托”的亿万富翁们在经济是否有效率。在路易斯•布兰迪斯的心里，金钱大亨之所以是罪恶的象征，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太大太富。布兰迪斯认为美国的发展依赖于：个人的自由。在这个国家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地工作和交易，而无须害怕那些随时可能将个人吞没的巨大权势。
　　因此单单是规模本身就使得亿万富翁的财富变得“危险起来，而且极其危险”。巨富们在政治上可谓备受敌视，但令我多少有些吃惊的是，他们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那些被称为“金钱信托”的机构曾两次受到国会的严格调查。一次是由萨莫尔•恩特米耶（洛克菲勒的前任律师，他之所以乐意进行调查好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创立联合铜业公司时拿到应得的利润，至少他对此耿耿于怀，见美国国会，1913，Lawson，1905）领导的一个国会特别委员会在1912-1913年间进行的。另外一次是在1932-1933年，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领导了这次调查。
　　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人民党人发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的参议员不失时机地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变革来削弱那些超级富翁们所掌握的权力（请注意，查尔斯•林登博尔，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参议员的儿子，这位首次不间歇地飞跃大西洋的人就娶了J.P.摩根财团合伙人达沃特•莫罗的女儿安妮•莫罗）。这场政治辩论只是因为遇到了大萧条才停歇下来。人们都假定股票市场的灾难与大萧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是证券界也就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进步党的铁杆英雄们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赢得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未能取得的胜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动这场战役的竟是共和党总统胡佛。胡佛认为是华尔街的投机者拖延了大萧条结束的时间并且拒绝采取措施恢复繁荣。他威胁要进行调查从而逼迫纽约的金融家们去扭转局面，他相信这样就能够重获繁荣。于是，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那些用金钱投机倒把的人从我们文明神庙的高坛上轰然坠地”。大萧条时期的金融市场改革法案打破了董事成员和投资银行业之间的联系，同时彻底摧毁了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财产组合管理，这是1930年以前美国金融业的重要特征。投资银行家再也不能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了。存款人的钱不能直接用于支持新证券的发行价格。董事们不能再相互交叉任职：银行家不能进入其客户公司的董事会。

　　4．亿万富翁之路受阻
　　不管大萧条时期的金融改革到底改了些什么（有人就认为改革严重影响了华尔街为新公司输入资金的能力），也不论新政究竟带来了什么（它确实为美国带来了社会民主并平衡了收入分配），一个重要的结果（当然是想要达到的结果）是，自此之后，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了。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以前成为亿万富翁就很容易，而是指那些有好运气、有技术、具有奉献精神同时冷酷无情的企业家们通往亿万富翁的道路几乎被关闭了。
　　决定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工业或其他企业的权力再也不属于华尔街的金融家了：没有人可以一边担任着公司经营者的职位（如里兰德•斯坦福，或是查尔斯•施瓦布），一边在华尔街从事筹资或大规模借款的活动。如果想要从事大规模借款活动，你必须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但不能兼做制造业或建筑业的生意，或者你必须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但不能从事证券发行和证券经营业务。
　　里兰德•斯坦福，或是查尔斯•施瓦布之类的人却可以同时从事上述业务，这样他们就能够决定资金流向哪家企业，从而获得了巨额财富。但1933年之后，投资银行家（如道格拉斯•狄龙或普里斯考特•布什）不得不将筹资业务交给职业经营经理，因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必须分离。
　　从2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下降了近一半，而同期的劳动力却增长了40%。老的亿万富翁逐渐消退，而新人却没有跟上。如果不是有来自铝业和石油业的大亨，亿万富翁的比例可能会下降地更快。铝业之所以能够造就亿万富翁是因为铝作为质量极轻的材料在航空制造工业中（特别是军事航空制造）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这样美国铝业公司的阿尔科尔由于拥有牙买加的矿石资源几乎完全垄断了这一行业。而石油成为财富之源是因为地下埋有大量石油，无数人为了能一夜暴富，甘愿冒险下赌于德克萨斯还未开发的油田。
　　罗斯福新政对经济权力过度集中于私人手中充满敌意并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催生新亿万富翁的生命之水日益枯竭，金融和工业相互携手帮助人们登上财富顶峰之路被无情切断。
　　1930至1980年期间对亿万富翁充满敌意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呢？这种环境是否由于打击了企业家精神，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呢？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总是坚信：天下事常常是有得必有失），我的回答是：“没错，是这样！”。我认为关闭了为企业家进行融资的渠道（E.H.哈里曼、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路易斯•司维福特、乔治•伊斯特曼一起其他许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获得了巨额财富），我们肯定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即使如此，在有关总体经济增长的数据中并没有相应证据。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30年代和40年代是典型的增长时期。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有人曾担心缺少工业大亨，美国经济不免要受到负面影响。在30年代初期，伯利和米恩斯（1932）就曾提出很可能正是由于投资银行业的日益萎缩才使公司总裁们获得了很高的独立性。公司总裁们能够利用公司的资源在年度会议上支持他们自己指定的候选人，而反对现任管理层而未担任总裁的人们所中意候选人却无法利用公司资源获得支持。
　　在1929年之前，公司管理团队中的潜在反对派中如果想要改变公司的现行政策，他们可以去找摩根。如果摩根认可了这些人的说法，那么原来的管理层可能很快就必须卷铺盖走人，公司的大政方针也将由此改弦易辙。而到了1945年之后，反对派就不得不想办法去找那些大量分散的个人股东，然后说服他们来支持公司控制权的变更。然而提供资金的投资者与治理公司的经理人却因此无法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这一点甚至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深为恐惧。但很难找到强有力的数量模型来证明上述担心：至今还没有任何可量化的证据表明针对亿万富翁的政治打击确实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5．超级富翁重返舞台
　　自1980年以后，美国的超级富翁们东山再起。部分的原因是源于过去10多年股市的高度繁荣，这让许多继承父辈财富的人变成了亿万富翁，而他们富有的先人却与此无缘。这是美国真正的第一代“世袭贵族”：这代人所拥有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权力是因继承而获得的。
　　超级富翁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更多地是因为随着美国在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金融规则的逐步瓦解，金融家与公司经理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人们又可以筹集大笔资金，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投资方向，而不是将这项权力转给拿着工资的经理人来满足他们将公司永远维持下去的愿望。
　　也许我们还能够发现新的“领头行业”的兴起在造就美国今天的亿万富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与19世纪末期的铁路行业具有相似之处。如果将电子、软件、娱乐和电信结合在一起，那么它们很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正在制造着一大批亿万富翁：从中至少会诞生美国四分之一的新富翁或者更多。

攫财大亨（下）：财富与政治

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

四、财富与政治
　　186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山脉的西侧，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获得了一份ZF合同，修建从旧金山到东部的一条铁路。为了鼓励他们，ZF答应提供二千四百万美元的ZF融资以及九百万亩土地。接着他们就开始和位于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城镇进行谈判：如果哪一家城镇不愿意出钱修铁路的话，那么铁路线就不会经过这个城镇，也就是说它将从这条铁路线上消失。据称亨廷顿、斯坦福、加州州长以及他们的合伙人却没有为修建铁路投一分钱（见美国国会，1873）。
　　到1869年左右，他们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了从旧金山出发一直到达犹他州奥格登的铁路并在那里与联邦太平洋铁路相遇。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这时才发现了这条铁路令人恐惧的财务结构。
　　（公司）一共发行了总值为7900百万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其中包括来自ZF的2400百万美元），现金早已被用完。用于建设材料和费用支出的7900百万美元都付给了中央太平洋信贷与金融公司，该公司花了5000万美元支付铁路建设的工资和材料成本，而剩下的3000万美元则全部落入了这家信贷公司股东的腰包。
　　谁是这家信贷公司的股东呢？他们是科林斯•亨廷顿、里兰德•斯坦福以及他们的其他两个合伙人。那么同意与这家信贷公司如此合作的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又是谁呢？他们是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
　　而今天，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拉阿托的斯坦福大学是如此地温馨怡人。
　　美国第一条横跨大陆的另一半铁路线的融资模式则更加令人发指。自密苏里河开出，最后与亨廷顿—斯坦福铁路相接的联邦太平洋铁路也是如法炮制，而且规模更大：他们把利润全部剥离给了一家由内部人控制的建设公司—动产信贷，而让ZF和其他投资者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
　　为了赢得政治上的支持—让ZF免费赠予土地并获得持续的建设资金补贴，动产信贷的经理们让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奥克斯•艾米司来作中间人，把股票划入了建设公司而不是铁路公司，然后左右立法人士。1873年奥克斯•艾米司开始有些害怕了，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公众对铁路补贴腐败现象愤怒指责的牺牲品。于是他作证说，他曾向以下等人赠送了股票：众议员詹姆斯•布鲁克斯，国会反对党领袖、未来的总统詹姆斯•甘福德，副总统，格兰特总统的不少亲戚，共有30人左右。国会的这场闹剧以奥克斯和布鲁克斯（分别来自两个党）受到弹劾，两个主要政党达成协议不再提起此事而告终（见美国国会，1873）。
　　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内战后向西部铁路建设提供补贴的计划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等于将本属于人民的1亿美元转给了那些与政治势力紧密勾结的财阀们。如果这项计划没有实施的话，情况会好得多。
　　但如果认真审视，上述说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即使是能用更明智的办法把钱塞进议员们的口袋里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同时又可以获得ZF的巨额补贴来修建长途铁路，其结果很可能是铁路始终无法竣工。
　　看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命运吧。
　　杰伊•库克是南北内战时期的大金融家之一，正是他和他的销售人员找到了债券的买主，这才让林肯能够支付军费，从而可以越过密西西比，穿过佐治亚，到达里士满，解放了黑奴。在战争中，库克成了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的亲密朋友，后来格兰特是美国1868年至1876年的总统。
　　战争结束后，杰伊•库克开始涉足铁路融资和铁路建设生意。他不赞成在南方的沙漠修铁路，也不想修建越过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的铁路（中央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后来修建的路线），他打算修建从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到太平洋海岸（西雅图）的铁路。也许杰伊•库克没有得到太多的补贴，也许他和他的经理们在监督铁路建设方面做的不好。但他们在贿赂国会方面实在是做得太糟糕：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居然认为国会会出于公众利益而投票赞成给予补贴，而贿赂国会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不管怎样，反正到了1871年年中的时候，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手头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而且在北部修了半截的跨州铁路也毫无意义。位于这个国家中部和太平洋沿岸的密西西比和密苏里山谷里根本无人居住。
　　当遇到麻烦的时候，金融大亨们总是会借钱一搏，杰伊•库克也不例外：他将自己银行的钱倾囊而出，但还是不够。动产公司丑闻暴露之后，英国的投资者对北太平洋铁路建设早已心生恐惧，担心利润又会被那些建设公司的内部人一分而光，留给自己就只剩下那些投资巨大却无法盈利的铁路。1873年秋天，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杰伊•库克（5年前他还是美国的头号富翁）陷入破产境地。北太洋铁路公司的倒闭引发了1873年的大恐慌。铁路建设雇佣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1873年的10%降至3年后的2%。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直到1879年都未能复苏。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想修建跨州铁路的三家公司都得到了ZF的巨额补贴，也都为获得补贴不惜挥金如土来进行贿赂。一家（南线）从未得到任何私人资金；一家（两个公司合并后修建中间路线）在建成铁路的同时，利用投机捞到了7000万美元的利润；一家（北线）破产并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
　　尘埃落定之后，美国的确有了跨州铁路，你已经可以乘车从纽约直抵旧金山了。如果没有ZF为修建铁路提供的巨额补贴，那么再过20年也不会有跨州铁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没有了ZF的巨额补贴，也就根本不可能修建跨州铁路了。
　　这样，上述故事又有了另外一面：ZF所承诺的补贴完全可以吸引投资，但还不足以让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们毫无风险的获取财富（毕竟，连那位在政治上最得势的企业家，杰伊•库克都因为要修建跨州铁路而破产）。贿赂国会议员是镀金时代腐败现象的不幸后果，但它也只是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所进行的资本赌博的小小插曲之一（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赌输了）。立法议员们确实为自己捞取了一份利润，但这并不等于说修建铁路的政策同样也是错误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对修建铁路进行的政治干预都代表了合理的公共政策。当受惠于杰伊•古尔德的法官门拒绝让他允许伊利铁路的英国股东在公司选举中投票时，合理的公共政策又是什么呢？就修建跨州铁路而言，说给予补贴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也许是个例外（尽管这一政策是让铁路富翁们发财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的腐败状况，让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发财（并贿赂国会议员）可能是19世纪60年代修建跨州铁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那些看重铁路建设和经济发展（正是因为有这类基础设施才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人来说，就很难再去痛骂这些攫财大亨了。
　　在铁路行业之外，ZF的作用就极为有限了。芝加哥的肉厂老板们就把联邦ZF的管制政策当作竞争武器，但为了免于被排除在东部城市市场之外（当地的经济利益集团能够主导立法机构，并以实施“健康和安全”管制为由挤走竞争者），联邦管制政策又成了他们保护自己的防卫性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克萨斯的石油富翁们靠着得州铁路委员会的固定价格战略维持了很高的石油价格，否则亨特和盖迪们决也不会如此富有。如果我们撇开铁路不谈，ZF常常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控制亿万富翁们的权力，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权力。想想今天的微软公司，微软的财富及其所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权力与ZF行为几乎毫无瓜葛，但司法部反垄断局却成了微软公司继续生存的主要威胁力量。除了铁路以外，主要的变革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亿万富翁们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而是美国人历来就不信任财富大亨。


五、有待论证的初步结论
　　美国人民能够期待从现在的亿万富翁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够期待从造就亿万富翁的过程中得到些什么呢？
　　千万别对亿万富翁们的社会效用深信不疑！美国在1930年至1970年期间没有多少亿万富翁，但这并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他们的前辈们对财富的价值看得过重，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大批财富大亨的出现往往与美国政治的严重腐败紧密相连。或许对那些想成为工业政治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对亿万富翁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为真正的工业政治家，一如在一个有利于造就亿万富翁的环境中一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金钱只意味着在与自然和其他人竞争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当西奥多.N.维尔担任美国电话公司总裁的时候，他是一位有权有势的工业政治家，但他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从另一方面看，亿万富翁们的个人消费比起其财富总额来不过是沧海一粟。安德鲁.卡耐基用他的钢铁公司获得了巨额财富，但他用于自己消费的钱比起他花在促进国际和平或修建图书馆（以此提高文化水平）上的钱，那简直微不足道。
　　那个19世纪苏格兰的小男孩曾趴在只有两间房子的茅屋里，靠着家里仅有的几本书学会了读书写字，那时他们已经处于了饥荒的边缘。今天，在美国几百座城市和乡镇的卡耐基图书馆里，我们还能看见那个读书的孩子。亚当•斯密曾这样描写他那个年代的富翁们： （他们）只是从一大堆东西中选择了最珍贵和最合意的东西。他们确实比穷人消费了更多的东西，尽管天性自私贪婪，但他们也不过是借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永恒的欲望。在自己不断富裕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与穷人们共享进步与繁荣。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他们也只能获得相应份额的生活必需物，恰如土地被划分成不同的比例。亚当.斯密的话不乏真知灼见。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教训，我的看法大致如下：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相对于今天的财富创造，我更喜欢美国1975年左右的财富分配状况。但如果5年前将微软公司分拆，我们就一定能够提高软件技术的发展速度吗？那可未必。如果当年为铁路建设提供的补贴不断减少，那么美国全国铁路网的建设速度将大大降低。
　　问题太多，而答案太少。究竟多大程度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并且不损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财富大亨们曾利用金融和工业的结合赚取了大笔钱财，而企业本身又从中受益多少呢？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还能够容忍像杰伊.古尔德和里兰德.斯坦福这样令人左右为难的尴尬人物，毕竟他们也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我至今还无法确信答案将是什么：不论是对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初的美国，我都无法给诸位一个明确的回答。(来源:财新网)

zounghy 发表于 2016-2-9 13:26
攫财大亨（下）：财富与政治
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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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好文章，“攫财大亨”这词好形象。很赞同这句“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

好东东，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