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粮食危机》有感

---首先，感谢msq8668的留言，在下均已认真拜读...

---且暂不谈茅老师看问题角度的片面性和乱开药方...这些也都是俺所不能接受的~

---您在回帖中提到很多”江湖“等类似的字眼，的确，茅于轼先生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而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和张维迎、厉以宁、高鸿业等资深学家自然是没法比，再加上此人每每有愤世嫉俗或特立独行的观点抖出，导致一个”江湖“的帽子实在也是理之所至。但是俺想说的是您对茅老的看法有些偏激了，茅老的经济学家的帽子不是他自己要求的，是别人给扣上的~对于这样以为高龄老人来说，名和利已不是其所求，况且读一下其生平事迹来看此人没什么赚钱丑闻，不像前段时间炒的沸沸扬扬的某教授股市狂赚的类似消息...

---另外您说到茅老脑子里只有市场没有道德的观念那就也错了，记得那本《微观经济学十讲》的最后一讲说的就是经济学与道德。

---茅老之所以说到的观点干脆而有失偏颇是因为想的太多的话将一事无成，还不如干脆点...有得必有失嘛--当然，有时候会是失大于得，呵呵~

---最后再总结一下：

茅老的观点的确很有待商榷，但是希望您要就事论事，批判观点是好的，但批判人就不好了吧...毕竟，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实在相差很大，对与错总是能相互转化的~

---等待您的斧正与赐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以下是引用mqs8668在2009-4-4 5:13:00的发言：
2002年，茅于轼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说，北京一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六十亿元人民币左右， 平均一个北京人一天损失一元一角钱，一年损失四百元。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中 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茅于轼说，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茅于轼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中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还不堵 车。显然，堵车与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我不与茅于轼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茅于轼的理论能不能 导出茅于轼的“收费”结果。

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或者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不可取，解决 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茅于轼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茅于轼“择优分配 ”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 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上涨。由于减少 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 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轼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茅于轼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 是相悖的。

茅于轼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人死了。你能说茅于 轼不会治驼背？同时，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 顾虑的。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别以为是东方之珠就是车辆大城市，香港对汽车管制很严格的，接近700万的香港拥有私家车只有80多万台，买车容易，上牌难，而北京市300多万。况且香港驾驶员的素质、公路网络的发达程度、交通的科学管理都是国内大城市短时间内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