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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研究泛滥的原因：
好为人师和指点江山的学术传统；
实用主义心理；
不善于提问题和解释问题
◎为何不宜做对策研究：
理论与实践死循环；
隔空喊话；
提出对策的合法性存疑
在人文社科领域，充斥着大量的“对策研究类论文”，甚至有学者把自己做的一些横向课题报告直接改成论文的样子去投稿（关于课题报告能否直接改成论文后面另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
只要简单考察一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甚至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学术机制建立之后，这种致力于将自己论文定位成对策研究的情形都是不多见的。可是，为什么今天“对策研究类论文”会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泛滥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三：
一是中国传统文人好为人师和指点江山的学术传统。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文人好为人师的争论，文人以“师”自居是否源于孔子开启的“士需教化百姓”的传统？这一点我们没有做过专门的考察，但是至少是孔子解决了文人为“师”的社会合法性问题。孔子之后的历代帝王师都是一时鸿儒名士，他们通过影响君王而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即使在普通文人中间也存在着指点江山的风气。文人为师，在古代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容易产生教训他人的冲动。可是这种现象会给人一种错觉，这就是：文人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为人师和指点江山，由此所导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甚至“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在今天，这种错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由于社会言论空间狭小等原因，在一些学者身上更加明显，这就是他们放弃了口头上的指点江山，转而撰写大量的对策研究类论文，针对一些社会/时代/专业现象，动辄ZF应该怎样、社会应该如何、个人应该如何……。
二是实用主义心理作祟。中国自古就有学以致用的传统，文人特别重视“修齐治平”之道，偶有魏晋雅士便成为一道历史风景。近代以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进入我国学术界，更加巩固了这种惯习。时至今日，我们的学者写论文，如果最后一部分不加上对策建议，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完。培训期间，几乎每个学员我们都要费好大劲才能扭转他的这种观念，甚至稿子都要定稿了，还有学员很不放心地问一句“没有建议部分行吗？”这就牵涉到作为学者，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到底应该干什么的问题，下面就直接讲这一点。
三是不善于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有很多学员的论文动辄上万字，仔细分析一下他的论文结构，提出问题只有一段话，分析问题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对策建议部分。你问他这篇论文的问题是什么？他想半天说不知道。我说，你没有问题，那么你的对策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呢？没有问题怎么会有对策呢？看似很可笑，实际上很多人都这样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善于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既然在提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环节不擅长，那就把功夫都下在“解决”问题的环节，而且写清楚问题怎么解决好像也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学者！
中国学者为什么不擅长提问题和解释问题，在这里不多说，我重点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学者的界限在哪里，作为对这一问题的间接回答。当然，我们使用“学者”一词，一般就是指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更多使用“科学家”这个词。那么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到底要做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我们一般认为，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宏观上讲，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理论来自实践，理论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这样的观点没有太大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对理论与实践的往返循环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找到学者应有的位置。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复杂，比如某一个社会问题出现之后，你仔细想一下，解决问题的人是谁？是ZF或者是相关利益主体，不管是谁，反正一般情况下不会是学者。发现问题的人是谁呢？如果是一个实践难题，一般是行动者提出来，如果是一个理论问题，一般是学者首先发言，行动者提出来的实践难题也经常抛给学者，我们把他叫做横向课题，如果上升到ZF层面，也可以转成纵向课题。你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应该干什么呢？是解释问题！不管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学者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专业知识，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而一般人做不了这个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你身为学者，把问题解释完了就可以了，不要再对行动者指指点点，否则就属于越界，属于不务正业，属于抢人家饭碗，当然，一般情况是，我们的学者一腔热血，一二三四五列出很多解决对策，但是行动者不一定听，甚至很多时候会出现理论界和实业界完全相左的两套逻辑。既然如此，我们的学者就应该知趣，适可而止，不要越界。
事实上，学者都急乎乎地让自己从理论的故纸堆中爬出来，站上实践的桥头，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有一种不成文的隐性逻辑认为，如果你的研究不与实践挂钩，就显得自己特别无能，特别害怕别人嘲笑自己书呆子。你如果真的有这种心理，愿意与实践近一点的话，那就多观察社会实践，多提几个有意义或者有意思的问题出来吧！不要把“与实践结合”机械地理解成要对实践领域发号命令。
为了正面回答“人文社科学者为何不宜做对策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剖析背后的原因，可以再举三条：
第一，学者既要解释问题又要解决问题，容易使理论与实践陷入死循环。实践本来是实践，很多学者并不在实践领域，即使经常去实践领域客串，也不一定真正了解实践领域的问题。那么，一堆对策充斥在论文中，就让对策变成了理论，与真正的实践领域的问题关系不大，“理论来自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循环很可能就在学者这一环节停止，形成一个闭合的死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一篇束之高阁的论文，对实践领域不能产生丝毫的作用，因为你可能在写作的时候就不是针对实践领域写的，而是针对课题的审批部门，针对你的各路“领导”，甚至只是为了让自己论文显得不那么脱离实践的“锦上添花”。
第二，隔空喊话。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进行对策研究特别容易出现隔空喊话的笑话。有一位学员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的问题好像还非常重要，在他的论文中后半部分就出现了大量的对策阐述，无非也是ZF、社会、普通个人的对策，我就问他，ZF会不会听你的？社会是谁呢？个人又是谁？你提出这些对策的执行主体到底是谁？他回答不上来，觉得我的提问很奇怪。他可能不明白的是，其所提出的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隔空喊话”，没有执行主体。这种“隔山打牛”的无用功还是应该少练。
第三，学者试图解决问题的合法性存疑。尽管孔夫子早就给我们解决了文人为师的合法性，但是今天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真理似乎失去了空间，很多事情我们不再讨论标准，各种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知识自身的根基发生了动摇……那么，你一个普通学者动辄发言数万字，不觉得心虚吗？甚至，我们说学者自己的社会身份都是一个问题，你老对别人指手画脚，这样好吗？当然，在今天，任何一种社会分工角色可能都存在这种身份危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不再是孔夫子时代高高在上的文人，不应该随便指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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