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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4万亿投资引发产能过剩与投资效益下降的担忧，这一点在本人发表于2008年12月10日的《南辕北辙的4万亿ZF投入》有详细论述，并准确预测到了产能过剩，以及针对 “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说本次ZF4万亿投资方向不同以往，不但有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农村民生工程”的论断，做出以下判断：然而结果必然是过剩，因为并非不想消费，而是无力消费，是有钱的不买，想买的没钱，徒增国债赤字与银行呆坏账。这同样是微观个体竞争力的提高无法让宏观整体摆脱价值约束困境。
夏斌有企业效益减少的论证：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而吴敬琏则在2015年大声疾呼要打破三驾马车，供给侧才是经济良药。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发达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变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就变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随着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另外，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费需求就会很快增加。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ZF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吴敬琏指出中国大规模的投资不可持续，因为其效益日益低下，因此反对扩大投资。
而林毅夫则反驳说，没有投资，则消费需求会进一步下降。
令人称奇的是，余永定在2015年底前是供给侧的支持者，年后则转变为凯恩斯主义的拥趸了。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2016年第一季度，央行大放水，基础货币供应量激增50%,2016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间，将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
吴敬琏与林毅夫都称得上是国家智囊，一个反对扩大投资，一个支持扩大投资，谁对谁错？
如果不分对错，那么就难免导致政策的摇摆不定，正如权威人士一样总给市场泼冷水。
现阶段中国由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侧管理证明了不但企业的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而且论证了凯恩斯主义主导的ZF投资并没有改变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这一命题，不过是亏损的主体由社会企业转移到了ZF头上，这恰恰也是传统经济学投资乘数原理所缺失的。但是，完全否定投资需求也是不对的，因为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来源，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消费需求，即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所以，反对投资是不对的，扩大投资当然也不对，正确的选择是对投资进行价值补偿。
由此看来，吴敬琏与林毅夫对错各半，以半对半错的智囊为指导，当然要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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