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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一个问题出现了：区域差距加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始于中西部地区（四川和安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转向东南沿海。
先看看历史：1984年我国开始实施特区政策，1986年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于是东部地区率先富起来了。
根据托达罗（Todaro）模型，两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当时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为800元，如果就业率为80%，预期收入水平为：800*50%=400元，而农村预期收入水平为300元。由于城市预期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
当时这种转移还有几个原因。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专业，形成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不能继续吸收农村劳动力。三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动，经济发达地区吸引力更大。
劳动力的转移符合经济理性。托达罗曾经研究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与失业的关系。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经济取决于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工资水平。城市主要是发展工业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工的原则是边际劳动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偏离这个等式，雇主就不能实现最大化的利润。
只要工资水平高于边际劳动生产力，城市就可以用固定不变的工资水平不断吸收农村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
托达罗对于刘易斯的观点提出修正。托达罗曾经在欧洲工作多年，对于农村劳动力过剩深有体会。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就业率和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乘积，这个等式也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
当然，农村的劳动力迁移者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就业情况。这就意味着一些没有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会成为盲目流动的人口，最终导致贫民窟的出现。这个现象的政策含义是政府要限制盲目的流动，虽然限制起来难度不小。
决定人力资源（一个人赚钱的体力、智力方面的能力）就业的三大法宝是教育、年龄和性别。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偏高，工资水平会偏高。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男性往往比女性往往在就业方面更有优势。
通过有关调查发现，契约性的职业能够获得更重要的信息。社会关系也很重要。距离家乡的距离影响也很显著。农村劳动力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突破迁移障碍，做出契约型的迁移决策。农民迁移过程中，如果政府服务不足，可能会导致民工黑社会。
从宏观角度看，由于长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够高，人口的非农化也比较慢。通过农村劳动力合理迁移可以解决这些扭曲的现象。
需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传统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不低，曾经能够分配房子，这是一个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新生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如果封闭，并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因为用工成本会提高。搞好农村劳动力迁移工作有利于启发国有企业活力。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一方面可以推动产生新生部门，同时可以促使传统部门发展， 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事情。
参考蔡昉研究院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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