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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决于经济、文化、地理和政府行为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巴西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迁移模式进行多个方面的比较，我认为各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迁移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鉴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地区间经济、文化、地理差别巨大，我认为，各地都应根据本地实际，借鉴中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博采众长，走出一条较好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化的道路。
一、中国与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力资源开发之比较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战争结束后两个月，包括征用人员数量相当庞大的离职人员，由海外撤退的人员以及战时疏散在农村的人员。因此，农村人口急剧扩大，农户增多，特别是小农户激增。加上农村土地集中于地主和佃耕现象严重，日本农民和农业问题比较突出。
为此，美国占领军大力推进了日本农地改革。规定对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实行全部征购，在村不耕作地主的保留土地在1公顷以内，自耕地主的保留土地在3公顷以内。农地委员会负责从地主手里征购土地，并将其转售给佃农。到1950年，被解放的农地约达195公顷。地主出租地面积由改革前的234.8万公顷下降到改革后的52万公顷，地主出租地面积占农地面积的比重由改革前的 45.9%降为改革后的10.1%。通过农地改革，日本消灭了佃耕制度，1930年地租占国民所得的比重为5.3%，到1950年下降到只有0.06%，少得几乎可以忽略，而农民的收入所得却提高了。虽然农业仍然是小农经营，生产方式没有立即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经过农地改革，日本开始部分出现农业生产过剩。道奇路线实行后，日本农业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这就为日本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农业基础。
我国建国以后，进行了比日本更为彻底的农地改革。我国的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是紧跟着由土地家庭所有制，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迅速地走到人民公社，割断了广大农民与土地的直接联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抑制，所以，尽管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经历了长达28年的时间和全国10亿人，8亿人搞农业，我国也仍然没有彻底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推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民与土地直接结合进农业生产中，很快就实现了农副产品基本平衡和丰年有余，从而为我国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农业基础。但与日本相比，我国发展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农村和农业人员过多问题，最终必须依靠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解决。因此，农地改革的同时，美国占领军还进行了以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为主的经济民主化。自1945年10月起到1948年，先后解散了日本大财阀总公司，肢解财阀总公司的控股公司，清洗了财阀的主要人物，公布了禁止垄断法，日本的产业集中度明显下降，被分割的企业完善了经营机制，产业资本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年轻化的经营者成长为新一代产业领导人，日本出现了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新的活力。加上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非军事化、禁止军火生产和日本人民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民族文化，到1970年为止，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积累和投资比例，加快了日本工业化的步伐，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日本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由1950年的48.37：21.9：29.7很快下降到1960年的32.8：29.1：38.0。1960年前后，日本各地出现劳动力紧缺现象，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成本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又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发展，到1970年时日本农业和农民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建国以后，我国对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没收和国家所有，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基本上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极少。加之实行计划经济和限制市场经济作用，虽然积累率和投资率都很高，但因为都是政府行为，条块分割和企业办社会严重，所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8年时间，我国工业化程度虽然也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社会就业结构变化不大，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仅由1952年的83.5：7.4：9.7变为4978年的70.5：17.3：12.2。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时期的较快发展，社会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21年到2004年，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就变为46.9：22.5：30.6。自2004年起，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发生了劳动力紧缺和工业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现象，近两年又向中西部地区漫延。但是，我国农民和农业问题距离根本解决还颇为遥远。
日本的劳动改革涉及保证人权的五大改革。它们分别是：妇女解放，扶助工会，学校教育的自由化，废除诸如置人民生活于恐怖的制度以及经济机构的民主主义化。
与日本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工人阶级在其宪法及各项法律上当家作主的地位更高。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资源实行计划配置，工人工资由国家统一调整，工人自由流动的动机不大、机会极少，工人自主择业的权力很小。
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农户总数在1945—1949年期间还是呈现出一种增长的趋势。从战前昭和初期到战时中期大约有545万户，1947年增加到590万户，1949年更增加到624万户，为历史上的最高记录。而同期日本农地面积则几乎没有增加，1945年8月为511.2万公顷，到1950年8月为515.7万公顷。这表明，如果不考虑兼业农户的上升，战后初期日本农地压力是一直在加大的。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农户总数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1950年为617.6万户，1955年下降为604.3万户，1960年为605.7万户，1970年则下降到540.2万户。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农户总数中，日本专业农户的更大幅度的下降，从1950年的308.6万户，下降到1960年的207.8万户，到1970年则进一步下降为84.5万户。钱纳里认为，到1970年日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建国以后，我国经济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城乡户籍管理二元化，割断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农民向城市移居，所以，直到1995年我国农村总人口数还是上升的。从统计数字上看，1996年以后我国农村总人口数虽然持续下降，从1995年8.59亿人下降到2004年7.57亿人。但是，从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看，由于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进不了城市户_口，直到目前我国农业人口数(与非农业人口对应的)仍然是持续上升的。以河南为例，从1995年的7622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7745万人。因为每个农村居民分得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农户土地经营进一步分散，所以，不仅增加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难度，而且我国农村中纯农户收入就很难增加。我国城市化也就主要表现为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户双重的大量增加，我国城市中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户与其故土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我国城市化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三、中国与巴西城市化中人口问题之比较
19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工业化进程加快。在20世纪初以前。巴西棉纺织工业生产取得了20年增长10倍以上的良好业绩，服装、制鞋和食品等其他轻工业也同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有人曾把20世纪巴西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40年平均增长率4.5%；中间四十年增长率最高，为9%，其中包括“巴西奇迹”的阶段，巴西为此被称为“拉美的日本”；最近20年增长率为2%。
与我国受到长达数千年儒家文化、均贫富思想影响和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传播并最终获得指导地位相比，巴西文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是“热托”精神。按照美国学者斯•罗博克的理解，“热托”这个词的含义应当是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或把事情办好的能力。“热托”精神虽然也指灵活地和富于创造性地去寻找完成目标的方法，但更多地是指实用主义的方法。由于中、巴两国历史和文化上的根本性差异，所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土地集中的现象，清除了产生土地集中的制度性根源，而巴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土地还呈继续集中的趋势。1970年，占农户人口不足1%、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庄园主占有全国土地的42.9%，1995—1996年增加到45.1%。巴西南马托洛索州有一个255人的印第安部落，人均土地只有0.27公顷；6000人的卡约瓦部落，人均土地不足0.0007公顷。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
缺少土地和没有土地，只是巴西农民、农村悲剧的一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无地或缺地农民逃向城市，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和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按照韩俊、崔传义的分析，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①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1980年圣保罗人口为1350万；里约热内卢人口为1070万。现在全国51%的人口在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②大城市群形成。圣保罗城市地区由周围的39个市组成，1990年为1700万人。③沿海地带城市密集。在巴西，由圣保罗城至里约热内卢城两大城市之间，卫星城市、新城市不断填充，在东南沿海一带，已构成集合城市，或称城市带。
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国际上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以0.4为警戒线。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0上升到1995年的0.61，不仅远远高于南亚和东亚国家基尼系数0.39，而且也高于拉美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平均基尼系数0.42。现在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以上，但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在农村的有1500万人，在中小城市2200多万人，在大城市900多万人。
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是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二是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支枪，其中1500多支是很先进的，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
与巴西相比，我国由于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虽然村际或村民小组之间农民承包占用土地会有一点差别，但在同村或同一个村民小组中农民承包占用的土地数量是一样的，全国既无承包占用许多土地的大地主，也无没有承包占用土地的农民，加上户籍制度严禁农民移居城市成为市民，所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直低于巴西。然而，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极为猛烈，城市化率由1997年的31.9%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41.8%，年均提高1.4%，远远高于1961—1980年巴西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时期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58%的幅度。从而，造成了我国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大城市的急剧膨胀，交通、居住、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突出，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地区老、幼、妇、病、残比重大，青壮劳力极为稀少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我国虽然不存在巴西城市贫富差距和农村贫富差距特别巨大问题，但却存在着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只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仍未放开，我国城市化中的问题才没有巴西城市化中的问题那样严重。（河南省价格研究所 高树印） (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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