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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短信段子：
鼠妈妈在洞中告诫小鼠：听到洞外有猫叫时不要到洞口向外张望，当心被猫吃掉！有一天，洞外有犬声，小鼠好奇地伸出头到洞外看稀奇，结果看到的不是狗而是两只猫。说时迟那时快，一只猫伸出爪子一下逮住了小鼠，几口就吃了。待那猫将小鼠吞进肚子后，添着油嘴，得意地向另一只猫说了句：这年头，会点外语就是占便宜！
这则笑话终归笑话，但其实也道出了咱们中国人面对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干什么都要考外语！”可不是吗——技术晋职必须通过外语考试，考大学、硕士和博研究生入学考试无论什么专业都要考外语，哪怕你是报考中文、中国历史、国画艺术专业，都必须考外语，将许多外语不行但有专才的人才拒之门外。清华大学原国画大师陈丹青因有天才考生由于外语考试成绩欠佳而不能招到门下，愤然辞职。
事实上，我们在外语教学上的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为此我可以与读者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找出证据证明我这个断言是错误的，我可以输给你一块钱！可不是吗，咱们至少从初中就开始学外语，考外语，一直到了中年，为了晋职也要考外语，学外语，但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熟练地使用外语。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到了中国自隋朝就开始的科举考试。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点是考试，看到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幼稚园的孩子）成天背着一个沉重的大书包，戴着一副大眼镜，就感到心疼！中国儿童没有童年，而童年正是天才萌生的年龄段，我们的文化是在扼杀天才！中国为什么没有牛顿、爱因斯坦？答案就在这里！
我认识一位大学教师，学识十分渊博，很有思想，但因外语考不过，屡次报考多所大学的博士都屡战屡败。其实，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咱们中国人总是花了许多时间在读书，但为什么到了19世纪对宇宙的认识也仍然是“天圆地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其实，中国文化与古埃及一样，漫长的文明因为干中学产生了辉煌的技术文明，但并未产生系统的纯科学，纯粹的科学来自独立的思考和观察，而不是读死书）。我们读太多的书而缺乏思考，特别是独立性的思考，即便是屈原这样提出“天问”的思想家，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是被当作另类的。本来，文字是用于交流的工具，但中国的文字系统是最复杂最无效率的。就文字数就有八万多，但认识中国字最多的郭沫若，在科研支持下也只能认识其中的四万字，半数没有人能够认识！古时的科举，现在的外语考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迫使人们花太多的精力去学习太多无用的东西！古时的科举考试，无非是考考生的文彩，历史知识（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甚至投机取巧的心智等，不能说这些东西一点也没有用，但与其学习时间上的投入相比较，效率低得一塌糊涂。科举考试可能唯一有用的东西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选拔熟谙儒家游戏规则官僚候选人的一种工具，其作用类似于西方教会的作用。科举考试在晚清寿终正寝，俱往矣！但现在，我们又被外语考试所套住。全世界恐怕只有咱们中国才会有此怪事：大学毕业要拿到文凭必须要通过外国语四级考试。
笔者长期以来喜欢用博弈论工具破译社会疑难现象，且几乎是百试百爽！在此，笔者再一次用博弈思维，来道出为何到处要考外语的烦人现象之真正秘密。
中国的特点（包括古代中国）是人口多，因此，人均资源少（中国地大其实是“物薄”，而不是“物博”，许多资源都缺乏或品位不高，读者不信请读笔者10多年前的著作《资源经济学》（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7）中的第一章），另外，中国文化还缺乏法制传统，自古就缺乏保护个人财产甚至个人利益的机制，巧取豪夺成为没有规则中的“潜规则”。在这样的环境里，由社会自组织所形成的，由博弈均衡决定的秩序就成为稳定社会的关键机制。记得前年，有一位意大利女硕士生专程从意大利到中国找我，商讨一个问题。她在意大利接受的教育是：宗教是稳定社会的机制。但是，她发现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传统，但中国社会却是超级稳定的。许多文明古国之文明都不复存在了，只有中国文明硕果仅存。她对此“反倒”感到震惊，百思不得其解。她问我对此问题有何解答。我回答她是：中国尽管没有来自宗教规范的约束，但中国的社会稳定是由自组织博弈均衡保证的，只有依靠博弈论才能明白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现象。因为，来自博弈均衡的社会自组织稳定，比起来自宗教规范下的稳定还要更加稳定！
那么，在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里，到底是什么机制在稳定着社会秩序呢？中国文化有两个特征，一是人口众多，二是缺乏法制传统。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决定着资源配置必须按特有的方式进行，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人口众多导致资源分配竞争强烈，法制的缺失导致巧取豪夺成为公认的“规则”。但是，一种游戏规则必然会出现，它会给这种巧取豪夺规则施加一个限制，这就是“先来后到”的规则。
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尊重老年人的权威似乎是一种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形成却来自一种看不见的博弈。如果没有一些规则去限制年轻人，老年人在与年轻人争夺社会资源方面就会处于劣势。年轻人身强力壮，在武力上老年人不是年轻人的对手。但是，老年人先于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会先制订一个有利于老年人的规则，让年轻人“等待”。老年人占据着社会位置，控制着社会资源。这种规则要求年轻人必须花许多时间去等待，去“排队”，等待老年人退出历史舞台后，才有机会去占据社会位置，而此时原来的年轻人也变成了老年人，他们也因此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要求在他们后面的年轻人也去排队等待。这种机制就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规范。在这种机制中，老年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支持这种机制，虽然年轻人是这种机制的受害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集体行动困境”，单个年轻人没有动机去对这种机制进行挑战。所以，这种“排队”机制成为一种纳什均衡。
显然，重要的是有一种机制让年轻人去等待、排队；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种机制可以让年轻人去耗费时光，从而给老年人足够的时间在没有来自年轻人的竞争情况下掌控社会资源，这种机制就可能成为人口众多和法制缺乏社会的均衡机制。过去的科举，今天的外语考试，就满足这样的条件。
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今日之外语考试，尽管也有其若干合理的内容，但是，其最大的功用在于其可以让年轻人在其中消耗大量的光阴，从而给老年人许多时间避开来自年轻人的竞争。譬如，如果从学习本身的功用来说，完全可以让专业晋职者考试数学，而不是外语，或者让专业晋职者在数学水平测试与外语水平测试之间选择。但是，为什么不是测试数学水平呢？因为，数学与外语相比，不需要靠消磨许多时间去掌握，对于智商较高的人来说，数学测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学习和通过；但是，即使是智商很高的人，外语却不是短时间可以掌握好的。过去的科举八股，也需要靠花费大量时间去诵读经典。所以，作为中国特有的缓解社会资源竞争压力的方式，古时的科举制度，今天的外语考试，其本质都是相同的——迫使年轻人耗费时间而给先来到这个世界的老年人足够的掌控社会资源的时间，直到老年人退休甚至死去，年轻人才开始有机会（通过了考试，为了这种考试他们已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去读死书）去占据原来的老年人让出的位置，而此时年轻人也是老年人了，他们在变成既得利益者后由该机制原来的受害者变成了受益者，于是态度转变，也支持这种机制。由于社会资源的掌控者比起两手空空的年轻人来说力量是决定性的，于是这种机制也就继续维系下去，生生不息。
当然，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取士，还是今天的外语考试，都有其一定的功用。科举培养出熟悉儒家规则的统治者候选人，而外语考试也有利于国家走向国际化。但是，这两种方式的这些功用与其低效率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它们的最大功用在于其“排队功能“，而这种机制能成为一个社会长期流行的规范，原因在于通过这种排队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阶层同时又是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他们会支持和维护这种机制，从而使得这种机制成为所有掌握控着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都支持的纳什均衡（因为受害者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能影响这种均衡）。现在，不是科举，而是考外语，是因为科举在晚清就被取消了，而八股文的空洞和荒唐，已经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忽悠”年轻人的工具了，于是，外语考试替代了这种角色。这种导致人们花许多学习都不会使用的外语考试，恰好发挥着古代科举考试相同的功能——让年轻人先到边上凉快凉快去——一种特有的社会排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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