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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事] 王建:“十二五”主题词应是“调整”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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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十二五”还有一年半时间,按照惯例,国家发改委已应着手“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我认为,应当把调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调整的对象不是宏观总量而是经济结构,这是常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调整,但这次调整具有与以往调整极为不同的意义。
  收入[url=]分配[/url]调整
  首先,以往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进行的,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url=]经济增长[/url]中的过剩背景。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url=]产业[/url]的瓶颈制约,而是严重的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从供给短缺转变到生产过剩,背后的主线是两条,一条是在居民中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倾向日益严重,导致微观层面的[url=]储蓄[/url]与[url=]消费[/url]失衡;另一条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同步,导致中国的[url=]产出[/url]能力已经达到人均[url=]GDP[/url]3000美元的水平,但是人口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700美元,这也是引起[url=]总需求[/url]与[url=]总供给[/url]失衡的重要原因。
  有人总以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存在需求屏障,因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需求创造能力,所以中国政府面对的首要调控难题始终是防过热,这种观点以前对,以后肯定不对。
  世界[url=]资本[/url]主义过剩危机首次爆发的时候,主要[url=]资本主义[/url]国家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所谓“发展中国家”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不经历一个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掀起一个城市化高潮来纠正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以这次[url=]衰退[/url]为标志,中国就可能再难见到9%以上的整体经济增长率。
  推动城市化内需
  第二,伴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从短缺向过剩转变的国际环境,是新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国内的过剩倾向,也就是由于外部失衡抵消了内部失衡矛盾。
  但是,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尽管新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若想再现外需高速增长而无须考虑国内结构矛盾的前景,在“十二五”期间就几乎不存在。这就必须从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出发,释放出国内被长期压抑的需求,也就是通过调整国内个人分配结构,以提供国内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大力推动城市化,释放出被城市化缓慢而压抑的巨大需求,从而解脱外需萎缩而内需也打不开的困境。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
  第三,自1979年以来,无论在改革、开放,还是在发展方面,各级地方政府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而这种动力机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使各级地方具有突破传统体制、通过兴办各类企业,更快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冲动。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越来越超出地区的行政边界,而未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会越来越不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组织,而是通过大型企业来组织。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圈、城市群的发育,其多数也会超出一个地级市,乃至一个省的边界,如此,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要求就会与现行的“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依靠自己创造,使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像是一个企业,由此导致中央政府的统一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经常因为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被阻滞。
  所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向发达[url=]市场经济[/url]国家的“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过渡,就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内容。进行这种调整的难度在于沿海省市,因为沿海地区是中国[url=]财富[/url]创造的主要源泉,而内地许多省市早已是靠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但“十二五”期间由于外需不振,沿海地区的一般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都会减少,甚至发生困难,目前已经有许多省市需要通过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来度过困难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最好的时机。
  市场化机制推动企业[url=]兼并[/url]重组
  第四,虽然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规模,但是企业规模与国际标准比较还是很小,这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上面所说的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相关。
  在目前政府实施的产业振兴方案中,已经有许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通过这些方案刺激总量增长的成分更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企业所有制成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各类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如果说以前的调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背景而进行,以行政命令的“关停并转”为主要方式,在“十二五”调整期内,则应更多考虑采用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进行。
  所谓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就是把市场[url=]萧条[/url]作为主要的淘汰机制。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就应当把现有生产能力中先进生产力保留下来,而推动落后生产力的倒闭与重组。如果为了保增长,就采取许多保护落后的措施,中国的企业规模就很难上升到世界标准水平,也很难与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竞争。
  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还包括使用财政[url=]补贴[/url]、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手段,鼓励先进企业兼并落后企业,从而使先进企业做大做强。还应充分发挥[url=]资本市场[/url]的作用,为先进企业的兼并活动开通更宽的资本市场通道。
  环境整治调整
  第五,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基础上的。
  到了目前阶段,大部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样下去,即便有了现代化也没有用,因为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且资源也已难以支撑了。所以,进行大规模的城乡环境整治,才能为中国经济未来30年继续高速发展打下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十二五”要以调整为主题的道理。当然这些考虑还很不全面,还可以补充许多内容,但调整是必需的,否则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停下来。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
  调整就不会有高速度,所以“十二五”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中速增长期,平均速度在7%~8%之间就应该满意,要把调整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把增长速度放在次要位置。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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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二五 主题词 工业化与城市化 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未来 调整 王建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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