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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保卫资本论》第七章P156-159）
红豆生南国
——题引
楔子
（一）
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
（二）
作为第三世界的客体，解释将永远是一种理论……理解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运用第三世界客体。（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三）
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由于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也就是说，用知识纯然的集合体构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就是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因素的学说，从而必然属于方法论。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一般而言的知识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体，而是必须构成一个体系，唯有在体系中，它们才能够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体系应该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如果人们应当把某种东西称为方法，那么，它就必须是一种按照原理进行的程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四）
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答案极为简单……就是：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增长受阻。换言之，广义的交易成本虽然在私有产权及相关的自由企业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类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张五常：《经济解释》）
（五）资产者看到产品经常成为生产的条件。但是他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本身，那些他借以进行生产并且在他看来是既定的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是这一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经常的产物，并且只是由此才成为经常的前提。不同的关系和因素不仅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并取得一种奇异的、似乎彼此无关的存在方式，而且表现为物的直接属性，取得物的形态。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同时在这些形式上中介过程不仅变得看不见了，而且甚至变成自己直接的对立面），资本的不同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个人身上（这些个人同时只是表现为人格化的物的代表）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转化为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很好的证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六）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再可以辩护的。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新古典推崇知识，则是为了重新给信仰（经济自由主义）开辟道路。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致命的研究缺陷是从物对象出发，以物象关系形成（资源配置和社会契约）为宗旨建立解释学，和生产关系对象上的研究相抗衡，又能够巧妙地把后者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对于这个体系而言，解释永远是一种理论，理解活动的本质即在于有效利用好解释对象——第三世界的现象客体，使之知识化，形成物象语言。基本手段包括：（1）动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3）以全面推广“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为标识，科学哲学渐渐满足了资产阶级工作者此方面的吁求，因其便于将各门科学予以强行统一，而它的解释学路径恰恰是晦暗了。汇总起来，可断言揭露事实真相的工作恰恰在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的批判这样一门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本书作者）
（七）
理解是一种游戏……谁进行理解，谁就总是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通过这种事件有意义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因此，决不可能存在摆脱一切前见的理解……整个研究表明，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科学的科学性的降低，而是相反地证明了对特定的人类意义之要求的合法性，这种要求正是精神科学自古以来就提出的。在精神科学的认识中，认识者的自我存在也一起在发挥作用，虽然这确实标志了“方法”的局限，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局限。凡由方法的工具所不能做到的，必然而且确实能够通过一种提问和研究的学科来达到，而这门学科能够确保获得真理。（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八）
在经济学中，这种规范性方法论宣称，规则的制定者不但相信自己对于现有所有经济知识而言是行家，而且坚信自己对于未来的经济学也可以提供专家指导，它可以限制经济学的发展，使之符合哲学家们的至善理念。（D.N.麦克罗斯基：《经济学的修辞》）
（九）
我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并不高。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特别赞赏今天的资产阶级哲学，我必须甚至承认，我认为黑格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或德国的或法国的报刊宣布X或Y是伟大的思想家，而对斯大林主义失望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譬如说用结构主义来补救马克思主义，那么——请原谅我直说——我认为这是幻想……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我们应该设法借助这种方法弄懂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时代的历史……因此我必须明确说，我对这个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的看法是高度批判性的。我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并且通过恢复马克思的真正方法对西方思潮进行真正的批判。（卢卡奇：《卢卡奇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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