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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题记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它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它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修正？······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以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积累，去思考与探索相处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米塞斯也曾说过，“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如果到了现在，我想马克思不会那样说了”。
一
英国著名哲学和社会学家罗斯·阿比奈特认为：《共产党宣言》说的很明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质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野蛮的又是文明的。一方面，他带来了人类生产潜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建立了一个囊括所有可以想象的商品的国际市场。然而，在另一方面，货币——商品——货币（M-C-M）关系仍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继续剥夺大多数工人阶级应得的社会产品份额，是他们从自己本质的自我创造性上异化，并产生了一个普遍拼婚的人类阶级（Maec,1998:3-16）。因此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将商品形式的逻辑（即为了克服由于将机器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引起的利润下降，而不断强行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推向经济彻底被危机摧毁的程度，有机劳动的贫困化会导致革命性变革的手段（与工业革命相伴生的国际无产阶级成为最大的对抗力量）。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和资本的学说至少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上客观的讲，在促进资本主义由野蛮的萌芽演进到变得相对文明的“后资本主义”阶段，肯定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资本影响着市场，影响着一个产业的新生和继续，影响着企业生命的兴衰和荣辱。这是资本的力量，我们无法躲避——直面资本的梦想与凶险将是我们必须的选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挥自身资本的力量——学会如何控制和利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这样一个结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的背后则是经济利益。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利益驱使索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中资本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这种新动力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需要无产阶级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大机器生产方式也必须依靠新的科学技术作为提高效率的技术基础。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缓，即必须缓和阶级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客观地要求传统的简单劳动，更多的被智慧劳动所取代；二是，资本的积累方式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增加积累，经典的资本概念将会由于虚拟资本的存在而需要加以修正或者补充。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数字化技术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的发展，劳动形态的抽象化迅速扩大到社会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劳动供求关系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者成为资本追逐的目标。随之，社会虚拟资本形成（马艳2012）。由此，马克思的C+V+M受到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方式改变的挑战。即剩余价值m中，虚拟资本和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比重也来越大（知识产权、劳动技能和经验诀窍等等）。一方面资本家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技术资本（知识产权或者制造许可权）而不再依靠劳动者的劳动或者更新设备取代劳动者劳动（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尽管在马克思时代他不可能预见到电子计算机出现带来的新工业革命，但是他预见到“机器技术”引入生产过程中将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的化：蒸汽机的动力最初提供给相互独立的运转机器，然而，随着那些被设计用于在一个集成系统中运行的机器的发展，蒸汽机的生产潜力最终实现了（Marx，1990,499）。这里，马克思显然意识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集成制造系统”出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劳动者群体的成分日趋多元化和知识化。技术工人和高学历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经验、技能或者知识、能力直接获得可交换的劳动价值。也可以通过股权获得分配权。这些方面都是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价值理论在社会经济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只能说明劳动价值以内的一些价值现象，无法解释劳动价值以外一些价值问题。（李韵，马艳 2012）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虚拟价值（或者具体说虚拟资本）的价值表现形式的确也与西方经典学说有所不同（如，哈耶克关于资本的定义）。在现代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中，新的知识和技术、新的社会交换形式和新的资本运作形式都需要对虚拟价值理论做出必要的解析。
二
尽管如此，关于虚拟资本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实际上谈到了虚拟资本的问题：
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本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只有在再生产中依靠工人的剩余劳动才能增值。但是在生息资本出现以后则“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资本”，而“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话，于是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中，采用了一种“国家赎买”政策，即“资本家吃定息”。这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与上述马克思的论点很吻合（这里的讨论先不考虑政治因素，仅就资本得利类形式而言）。
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所以，在提出了虚拟这本该年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了研究。（李韵，马艳 2012）此外，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甚至在抗战期间的延安窑洞中，技术工人和具有专长的技术人员都实行过“知识技能赎买政策”。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直接的物质补偿政策或者精神生活的“优先满足”政策。延安时期的黄龙洞兵工厂在生活物质供给困乏的情况下，对聘请的技术人员允许外出物资采购的同时提供“顺便做生意”的机会（包括出资做本钱、提供武装押运保护）等等措施。这些政治的，经济的补偿交换条件从其实际的表现形式上看也都符合马克思的上述论点。
3、我们现在的关于马克思的有关资本经典表述，就文字表达而言，阿瑟·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合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也就是说关于虚拟价格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有所启示的。在现代经济中，马克思的上述表述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此要说明的是，李韵和马艳关于虚拟价值理论的研究（见《理论经济学》2014.4）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个研究方向将会给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可践行的新途径。
4、承认虚拟资本的存在，只是表明新经济下资本的新构成。但是，资本主义“子代”的资本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以及将大众的有机劳动转化为一种遭受无限制剥削的商品来运作的事实没有改变。由于生产固定资本的绝对增加总趋势，决定了三种有辩证关系的结果：技术创新所创在的利润率不断降低，工资在商品价值配中的比重普遍下降，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的贫困。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论断在后资本主义时期仍然是正确的，客观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后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货币——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
三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之所以与众不同，在预期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把它们转换成货币，即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将它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以获得比原来投资在生产上的更多的钱。“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货币——商品——货币的关系显示了资本扩张自身的无限能力——其方式是货币支出通过交换价值的生产而回流到利润之中（罗斯·阿比奈特，2007）。”这种关系隐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需求必须要求尽可能减少将原材料转化成可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商品所需的时间，同时增加尽可能多的销售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都必然会尽一切可能，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提高自己的运行效率来加快货币——商品——利润的转化速度。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果企业不能将自己的商品生产比在特定的市场分支中既定的平均速度慢，那么这个企业就不能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维持其竞争力。当手工劳动不能满足这种要求时，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的不二选择。“这就是被马克思视为将机器技术引入生产过程中的背后驱动力的残酷的经济必然性（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向我们解释了为何资本甚至在降低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加积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价值的降低，需要不断增加了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演变成使用自动化技术来提高剩余价值创造的速度。“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力价值的持续贬值，揭示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事实：使用自动化系统去提高剩余价值的创造速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条件（罗斯·阿比奈特，2007）。”如果再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资本家为什么在新经济条件下更加关注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资本家的“机器欲望”并不是为了减少劳动者的劳动负荷，而是直接来源于机器革命可以更快的为资本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这与马克思认为“资本对技术增加的日益依赖性，将会提高剩余价值的生产速度，其结果是购买机器和维护机器的成本永远增加”的预见是一致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演化进程已经表明：技术创新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能，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命之本。对此，艾德蒙·菲尔普斯在其《大繁荣》一书中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里特别需要植树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对技术增加的日益依赖性，将会提高剩余价值的生产速度，其结果是购买机器和维护机器的成本永远增加”这段话中，技术的含义是广义的。就像此前讨论中的“机器技术”的含义一样，它包括了一切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甚至也包括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例如，现代质量管理技术理论（YQM）起源于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后来在日本的经济腾飞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制造”成为名扬世界的精品代名词。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机器技术”包含了“工业4.0”和“互联网+”，那么在新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会提供新的理论路径。
四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开始于对生产中的技术应用基础环境条件转变的历史分析。当然，“尽管制造业对劳动分工造成了革命性影响，但是最初都是由以‘民间知识’为基础，然而在车间生产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劳动‘有机合作’为机器技术的引入提供了基础。因为随着工资劳动者所执行的任务越来越简单化，引入机器——这些机器能够重复他们的生产动作——也就水到渠成了（Marx，1990,495）。”此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进一步证明了以煤炭、石油、尤其是电力能源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使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更多地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获得。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合作的力量，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一是产生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劳动分工合作；二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劳动和资本的集中而实现的，依赖的是“货币——商品——货币”关系中固有的“竞争必然性”的发展。由此，封建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个体化的手工业生产被基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认为机器是固定资本的实现——它将劳动资料从一种劳动者的自主活动有具体联系的工具转变为一种决定生产过程和时间性的“客观力量（Marx,1993:692）”。然而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才对固定资本的这种客观力量是如何构成的进行了历史分析，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的预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演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纵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在他能所企及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的。
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照搬照抄都不可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真研读和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原著。我们的改革理论从哪里来？中国和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怎样完善？这都是当前面临的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根本性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占卜师，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样需要在现代经济体系的实践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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