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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文人，碰巧做了建筑”
“我是一个文人，碰巧做了建筑” 叛逆和情趣，文人和工匠，王澍身上糅合集中了种种不同质素。
来源： 北京晚报 2016年09月30日 版次： 34 作者： 张玉瑶
王澍设计建成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叛逆青年：“像一把刀走过来”
现在定居杭州、经常去西湖边喝茶，近于“大隐隐于市”的王澍，有一个不那么寻常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他祖籍山西，1963年生于新疆，七岁以前随姥爷在北京生活。姥爷那时已瘫痪，但家里亲戚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姥爷曾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他随母亲到新疆，母亲工作的学校因为停课被开垦成农田，他和那些老师们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闲谈——很多年后，他回想起这些经历，将此归结为自己“爱干活儿”这一天性的来源。他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教学生时，也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会做木工、砌砖这些工匠的活计，直接和建筑材料接触。
十岁后，他迁到西安上学，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都是剧团的演员，每天谈论艺术和文学，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领略什么叫“文气”。这种文人气到他上大学时获得了集中爆发，以致铸成了他的一段“愤青时代”。
1981年，他考入东南大学（时称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大二时便宣布已无课可上，“没有人可以教我了”。在大学里，他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自学。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二十四岁的他又投掷了一枚重量级炸弹——在一篇名为《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的论文中，他从梁思成一路批到了自己当时的导师，几乎是对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批判，狂傲惊倒众人。
这还不算完。硕士毕业时，他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名“死屋手记”来命名自己的毕业论文，影射了包括东南大学在内的当时整个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的现状。论文答辩全票通过，但学术委员会最后表决时却没有给他学位，因为“这个学生实在是太狂了”。十年后，一位系里的青年老师见到已经抹平了大部分“愤青”气息的王澍时说，“原来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
这种外露的叛逆至少一直延伸到他学生时代的末尾。2000年，他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毕业，写了一篇长达30万字的论文《虚构城市》，但可惜的是很多评委都看不懂。然而中国美院的校长许江却做了一个慧眼人，把王澍请到了杭州，让他在美术学院里开设了建筑系。一待就是十几年。
文人建筑师：造房子，是造一个小世界
作为老师的王澍，每年春天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林。有朋友问，“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他说，我愚钝，所以常去。
他不是从来就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很多现代人士一样，对明清的园林提不起什么兴趣，觉得趣味不高、样式老套，尤其是过多的文学矫饰，让它们脱离了直接质朴的自然。及至他读到了童寯老先生关于园林的文字。童寯是老一辈建筑学家，有“建筑四杰”之称（另三位是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他早年留学欧美，却倾心中国古建。童寯先生在《东南园墅》一书开头提了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这么大的人怎么能住在那么小的山洞中？”这让王澍觉得“快乐”，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和山石草木等价自由交换的世界。
园林后来就在王澍的语言、文章和思绪中反复出现，成为其“自然”建造法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园林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是人们以建筑的方式，通过对自然法则的学习，经过内心智性和诗意的转化，主动与自然积极对话的半人工半自然之物。”
不唯园林，还包括古画，比如元代倪瓒的《容膝斋图》、北宋郭熙的《早春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他把它们的高仿品按照1：1的比例挂起来，经常观看揣摩其中的意思。他的这种“观看”，不是书画评论家式的，而是建筑师式的，通过想象画中构筑的方法，来逐渐理解其背后的特殊思维和智性结构。他告诉我们说，“中国画现在被人当成了知识的对象，但山水是需要体验的，不然只说笔墨，就变成了特别孱弱的所谓中国文人在家里玩的小游戏，实际上中国山水不止这些”。
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眼睛所见的传统落在地面上，变成实实在在的现代建筑？仿照原样搬来，假模假式做一个所谓“仿古建筑”、“仿古一条街”显然不是王澍的意思，他也坚决反对这样。但他总有自己的吸收消化方式。譬如宁波“五散房”中的“太湖房”，就是受了苏州沧浪亭、拙政园以及郭熙《早春图》的启发。“太湖房”是一个奇妙的建筑，从名字上能让人马上联想到太湖石，事实上从外表看也颇得了太湖石的神，只是少了些嶙峋，多了些方正。更妙的是内中的结构，借鉴了太湖石的空间高度压缩的特征。但尽管如此，当其置于眼前时，谁都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真正现代的、给现代人使用的建筑。眼睛看到的是传统的，笔下画出来的却是现代的，这一点很神。
但在王澍看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画史和建筑史典故，而是个人的经验，包括来自记忆的和来自现实生活的。美院象山校区有一处叫做“水岸山居”的建筑，坐落在小河边，隐在一片香樟林中，覆于青瓦之下，望去仿佛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个村庄。关于这个“村庄”，王澍记忆深处的资源是一个叫做洞庭溪的村子。它坐落在湘西沅江边，1987年时，王澍曾按着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路线一村一站地走，蓦地遇见了它。洞庭溪颠覆了他关于中国建筑的固有知识，因为它看上去仿佛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巨大的房子——一座山。多年后，当他在水岸山居的几个方案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洞庭溪的影子突然顽固地浮现了出来。
像这样，之于每个建筑作品，文人王澍都能写出详细至极、耐于咀嚼的文字来，阐述自己营造的理念和过程。他坚持认为，“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那么这个造成的“小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王澍说他不愿意想所谓“理想中”的东西，但书中有这样两个微小的细节，对比起来却颇有种人和自然相见而出的禅意：在选择杭州南部群山边缘作为校园新址时，王澍和助手们首先认同那座名叫“象”的50米高的小山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比我们先到，要尊重它”。而当校园建成时，王澍曾和一位朋友站在校园中看象山，这位朋友问，这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朋友却说：“这山是你们的建筑完成后才出现的。”
“业余建筑师”：情趣与无奈
王澍很爱说一个词，情趣。“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
对他来说，什么是情趣？答案也是相对论式的：“这个东西，你可能认为特别重要，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你认为一点不重要，我却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建筑之于他，只是“有闲情时，快乐地为自己安排的事情”。所以他给自己的建筑工作室起的名字叫“业余”。而他自己，则处于一种“随时可以工作，随时可以不工作”的状态中，对于不喜欢的项目就直接回绝——而这意味着他将会回绝掉大部分项目。他从前每年只接一个项目，现在多了些，每年两个。
但听起来美好，认认真真做一个建筑师这件事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于王澍这样事事下现场亲自动手的人。一年两个项目看起来少，但每一个项目要花费四年，叠到第三年就六个，第四年就八个。这种作风并不是主流：“现在国内一般的建筑师为了快，设计深度是达不到的，连图纸都没画完就交出去，但大家也接受没画完，所以乱七八糟地就盖起来了。”
仅仅是熬身体也就罢了，还要熬精神，和各种各样的甲方过招。现实是，一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很容易产生动摇。有时甲方被他说动了，比如身处CBD中的宁波博物馆，但更多的时候是越到后面阻力越大，“我无法保证我能完成我设想的样子”，比如滕头馆——世博会前，宁波市政府邀请他做滕头村案例馆，这是世博会中唯一的中国乡村主题馆，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滕头馆所在的这块地很早就被卖出去了，世博会后有关部门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拆掉，但最终还是在2015年予以拆除。至于他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也全部被拆干净了。
“ 我的建筑他们经常要继续‘提升’，要拉装修队来再装修。”王澍有点无奈地说，“中国社会缺乏对真正好的东西的尊敬，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不相信永恒的东西，只相信无常和变化，所以把自己反复破坏了不知道多少遍。也许未来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乡村建筑师：
不以城市的方式做城市化
王澍一直对中国建筑界的现状不太满意。尽管这些年心态柔和了许多，但“叛逆”的基因一直没有消散。三十年前写下的那篇《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现在看起来，他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还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解构之后，是否可能重建一种中国当代的本土建筑学？这是王澍们向中国建筑提出的一个论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难给出，因为中国当代城市纷纷建构于西方建筑之上，不光是普通人早已习惯了那种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布局和感觉，而且在王澍看来，建筑这个行当亦变成了技术性、服务性的产业，带有了强烈的功利色彩——“传统建筑是文人和工匠的结合，但今天的中国建筑师基本上跟文人无关。”
文人和工匠，重返自然，尽管这条路十分之小众，未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人继起效仿，但王澍确确实实是在这条路上走着了，以期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
现在，王澍对乡村建设极感兴趣。据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只有乡村还留着些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种子。获奖后，他做了浙江富阳文村的民居改建项目，这是他主持设计的第一片农居群落。村中的房屋看起来还是他一贯的风格，物料传统、风格素净，但还有一些小“心机”，比如在屋前设计了天井，让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也留了很多公共空间，甚至“每一个房子间的缝都仔细考虑过”，以满足人们休闲、交游的需求，邻里间鸡犬相闻。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超越城市与乡村之间区别、打破其阻隔的方式，“是一种城市人看了都会动心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做乡村城市化，但不以城市的形式做”。这个平头圆脸的男人，从造房子这件事情里，或许在找寻一种可能的现代路径。转自：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06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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