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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篇
明其利、而见其害，是于无为之中、而有为于环境的保护。这样的环境保护的“加大”、“力度”，比什么更能加大、更有力度的环境保护，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现实性呢？当我们看到《海南51个海岛因无序开发等原因消失》的时候，如果我们又在想：如何把这些已经“消失”的岛屿的开发权、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让”给某个单位、企业；或“拍卖”给某个公民、国民，还会那么容易“消失”吗？如此可知，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
国家每年为环境保护，出了不少财政、税收的钱；也出了不少立法、执法的力，可问题的严重性，一直被不稳定的环境问题所加重。究其根本，就是我们没有在环境保护上，把明其利、而见其害的现实与社会的权、责、利，明确到构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包括个人、家庭到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每一个国家公民、社会成员的身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政策及财政、税收的问题，更是一个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问题。
执法大于立法；行政强于司法，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加大”、“力度”，经常性地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泥潭的最大的政治及社会根源。而这个问题，也是所谓的环境保护不能明其利、而见其害，而最终导致现实性不足、而不能求环境保护之利；社会性不足、而不能纠环境保护之责的重要的经济、政治及法律、道德等社会原因。
地方策篇
问规划要“形象”；问GDP要“政绩”，那么，谁又来为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在内的社会环境，要形象、要政绩呢？诸如像李冰、苏轼那样的一任地方官，通过改造自然而促进人们生产、生活进步，并因此造福一方水土、福泽后代子民的地方领导，在今天看，几稀难寻！
为人们的生产，要自然、社会资源——没错！为人们的生活，要自然、社会资源——也没错！问题是人类的伟大，不是仅仅为自己的生产、生活，要自然的资源；要社会的资源，而是为了自己的生产、生活，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这一改、一造，就是要把人们要自然资源、要社会资源的思想与行为，转变成为一种对自然、对社会的一种利用与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的思想与行为；一种对自然社会从使用到修复的保护的思想与行为。
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除了财政、税收及政策以外，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社会呢？而社会生产力呢？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新的生产、生活的科
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的时候，对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在内的社会环境的保护的技术，也就必然会不断地产生、进步。如此，还有什么样的动力，比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更能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呢？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具体落实环境保护政策、规划的地方政府，却没有在这方面，下更多、更大的投入及力气。如此，我们就不禁要想：如果李冰、苏轼这样的地方官，是活在一千多年、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话，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治理社会环境的河；来保护自然环境的水呢……？ 民策篇
环境保护，是一个利害即在政府、又在公众；即见国家、又见公民的“国家课题”、“全民问题”。
说利害即在政府、又在公众，就是：在政府方面，一届政府抓好了本届政府的环境保护——更确切地说是在环境利用下的环境保护，除了为自已出了政绩、立了形象之外，还不仅在造福了一方水土、而福泽其子孙后代之时，也为下一届政府，打下了良好的环境“家底”。而如果一届政府没有抓好本届政府的环境保护，那么，遗祸的不仅仅是一方水土与其子孙后代，还要遗害下一届政府。
而在公众方面呢？优良的生产、生活环境，不仅使自身的生理健康，因自然环境的优良而得到提高。而且也使自身的心理健康，因人文环境的优良而得到保障。反之，不仅会使我们本就为生理健康付出深重负担的社会生活，雪上加霜。而且，也会为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还会生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付出深重的人伦、道义责任及谴责。
说利害即见国家、又见公民，就是：自然社会的物质与社会质量，要远远大于具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人文社会。而有趣的，是这个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但物质与社会质量远远大于人文社会的自然社会，是不会为什么官与民；为什么贫与贱或富与贵；为什么先人、后人，而“拍”人文社会的“马屁”的。如此说来，覆自然社会之巢的人文社会，又怎么会有人文社会这个“完卵”呢？又怎么会有国家与公民社会的“鸡”与“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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