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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探寻历史还是研讨现实，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因时而变都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关键在于准确理解环境并有效应对，设计“取”、“守”之道——“取”，是获取和占有、扬弃；“守”，是巩固和蓄势。
司马迁说“并兼者高诈力”。夺取天下，成功的关键要素是高超的谋略和强大的武力。秦灭六国，正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两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量引进各国的空降兵、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积累财富、建立强大的军队。这些举措让秦国成功地一统天下。
然而，秦统一中国后，将成功的惯性思维应用到治理国家上，沿袭攻城掠寨时的思路。秦始皇认为，自己当初靠谋略和武力得到天下，现在想守住他，就不能让别人拥有武力和智慧，这样自己就安全了。所以，秦的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兵器收缴上来，认为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造反；把诗、书、百家等书籍全部烧光，认为这样读书人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能和他们统一思想。但是，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手中没枪，拿的是木棍子。刘邦和项羽根本就不是读书人——就这样，庞大的帝国土崩瓦解了。
到了汉朝，国家初定、百废待兴，北部有匈奴的巨大威胁，南越仍然相对独立，皇族的兄弟之间纷争犹在，开国老臣仍手握大权、左右朝政。汉文帝面对着充满挑战的开局。汉文帝对环境有清醒的判断，他认识到百姓渴望安定、消除苛政的需求，以及国库空虚、国力微弱的问题，于是确定了以德化民、休养生息的施政基调。他从自身做起，在位期间，皇宫内的各类娱乐设施没有增加。有一次想建个露台，但看到工程预算相当于10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总额后，赶紧取消了。这样以示敦朴，做出表率。南越王想独立，汉文帝就使用黄老之术、委曲求全，与他称兄道弟、软硬兼施，结果没有动用武力就摆平了。几十年下来，国家相对稳定，国力逐步增强，为汉武帝时期的大举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取”到“守”的困惑
改革开放30年，宏观经济总体上保持着高速增长。巨大的人口总量、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为企业带来无数的市场机会。这是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企业的目标是抓住机会、抢占市场、扩大投资，保持一定比例的绝对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融资、延揽人才、营销创新等。在这样的时代，企业的普遍经营理念是“钱是赚出来、不是省出来的”。
然而危机来了。在计划经济中萌芽、刚对市场经济有些认识的企业家们对于“经济危机”是“听说过、没见过”，可供参考的范本主要是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他们突然发现，“取”之战略遇到了瓶颈，但对于如何“守”，却又缺乏经验。
变化与企业有关吗——洞察“取”“守”之势
有一个关于危机与企业的黑色幽默：父子两人，父亲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儿子在商学院读书。餐馆真材实料，烹饪工艺独具特色，服务周到，深受客人欢迎，生意兴隆。儿子暑假在家帮助父亲打理餐馆，赶上经济危机。儿子对父亲说：我们要削减开支过冬。父亲听了有些不解，但想儿子读了那么多书，还是信了。于是，餐馆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选择品质下降但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减少菜量、解聘了工作多年、熟识客人的伙计。客人发现菜的口味下降、菜量减少、服务一团糟，满意度迅速下滑，父亲看着日益减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看来经济危机确实到来了啊！”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产业结构，进而作用于企业。如果不能准确地理解这种变化，就无法建立宏观变化与企业之间的逻辑，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反而加大了经营风险。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入分析影响产业发展关键因素，对各项因素进行排序，对产业发展前景做出判断，再进一步分析产业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1992年初的一个深夜，江苏一个小村庄，村支部书记正紧急组织村党委委员、村长等召开重要会议，分析、预测宏观政治形势变化对本村的影响并商讨对策。因为这年年初，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等一系列文章。这个村子叫华西村，村支书是吴仁宝。吴仁宝敏感地意识到，一轮经济发展的浪潮即将到来，这将是华西村腾飞的巨大机遇，于是连夜召开会议并决定“借钱吃足”，大举购买基础设施所需的原材料。吴仁宝的判断是“机遇的含金量头重脚轻”，所以动作要快、要猛，要敢于“取”。这一夜注定不平凡，华西村传奇从此处落笔。
是否坚守价值观——“守”的执着和“取”的从容
面对环境的重大变化，常常要做出两难决策，甚至挑战企业的底限。所谓底限，就是企业的价值观。企业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些需要坚持的核心原则，浓缩成为价值观。例如，“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是什么”，“该如何对待员工”，“如何满足股东的期望”，“危机面前，是否要牺牲质量来降低成本”，“是否要通过裁员来削减支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企业的价值观紧密相联。如何平衡长短期的利益，成为管理者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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