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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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谈“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zhangweiguo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最终必然消亡。诺斯认为，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就是制度变迁。也就是说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表现为制度由非均衡到新的均衡的变化。所谓制度均衡，就是行为主体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在这种制度状态下，行为主体自愿接受这种规则，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制度变迁的方式不是单一的，对多样的变迁方式，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划分。从变迁的速度上看，制度变迁的方式可分为渐进式变迁和突进式变迁。所谓渐进式变迁就是变迁过程相对平稳、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新旧制度之间的轨迹平滑、衔接较好的变迁方式。突进式变迁，是相对渐进式变迁而言的，即短时间内，不顾及各种关系的协调，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制度创新或变革的方式；从变迁主体的态度来看，可分为主动式变迁和被动式变迁。主动式变迁是一些主体从利益出发，对现存制度不满意或对新制度更向往而主动发动的变迁。相反，另一些主体没有制度创新的动力，但此时变迁已经在前一类主体的发动下完成了，尽管可能会蒙受损失，但他们不得不被迫进行制度变迁，也就是被动式变迁；从变迁的范围来看，又可分为局部变迁和整体变迁。局部变迁就是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的制度独立于其它制度而变革。整体变迁就是特定社会范围内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变迁。

对于划分的角度，有的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集中在林毅夫先生的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之分上。

所谓的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影响颇深。经常是成对出现，并被加以引用的。林毅夫先生是这样定义这两种变迁方式的：“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1] 黄少安（1995、2004）对此提出了疑问：是从什么角度来区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乍一看，好像是从变迁主体的身份划分的—政府发动的变迁是强制性的，个人或其他组织发动的是诱致性的；也好像是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划分的—一个人或群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发动的变迁是诱致性的，政府发动的变迁不具备这个特征；又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别定义两种方式—对诱致性变迁，是从变迁主体自身的行为动因定义的，对强制性变迁，却是从制度的实施（带有强制性）和从制度的接受（被强制接受）的意义上来定义的。此时显然是偷换了概念，由此定义的“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不是一个序列的、对偶的范畴。[2] 最重要的一点，所谓的强制性变迁实质上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惟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否则，它不会有任何动力去创新制度。因此，所谓的诱致性与强制性之分是不成立的。

我们认为，林毅夫先生的两种变迁方式的划分，单独地拿出任一种来，均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诱致性变迁，它完全符合变迁主体“经济人”的假设。而林先生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的初衷或许只是要强调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指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3]从汉语言的角度出发，两种方式不属于同一范畴，从其内涵上看，二者却有一定的共性，也就是说，从变迁主体的角度出发，所谓的强制性变迁并不与诱致性变迁相对立。抛开政府的特殊性，强制性变迁的内涵完全可以用主动式变迁或被动式变迁来表述。

个人认为，“供给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杨瑞龙，1998）或“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黄少安，2000）这两种说法来替代“强制性变迁”，以说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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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35

[3]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0 19:39: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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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制性变迁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经济学导论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变迁

偶甚是赞同！

好文章，奖励楼主金钱50，魅力、经验30

严重的问题在于，单纯从新古典供求论出发，难以解释低效率的制度为何会出现。因为供求决定的均衡点永远只有一个。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10-9 17:45:58的发言： 严重的问题在于，单纯从新古典供求论出发，难以解释低效率的制度为何会出现。因为供求决定的均衡点永远只有一个。

偶觉得North遇到这种情况就搬出path dependance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与其说是原因不是说是现象。Arthur, B等Santa Fe学派的工作起了个头，又归于沉寂了。新古典自己的解释则是对理性进行了重新诠释，其实就是区分了一个极值和最值。博弈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最有前途的。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10-9 17:45:58的发言： 严重的问题在于，单纯从新古典供求论出发，难以解释低效率的制度为何会出现。因为供求决定的均衡点永远只有一个。

以下是引用uibe在2005-10-10 8:15:56的发言： 偶觉得North遇到这种情况就搬出path dependance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与其说是原因不是说是现象。Arthur, B等Santa Fe学派的工作起了个头，又归于沉寂了。新古典自己的解释则是对理性进行了重新诠释，其实就是区分了一个极值和最值。博弈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最有前途的。

其实，个人认为，通过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来解释为什么低效率的产权存在还是有说服力的。

对低效率的产权存在，诺斯并没有用意识形态中的“路径依赖”来解释，而是用国家的理论来阐述的。

诺斯的理论体系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承认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重要的。几乎每一个产权功能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相关，因而广义上都带有激励功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无效率或低效率的产权制度阻碍经济增长或使经济低速增长，这时，其激励功能不强或是负的激励。面对界定、保护和变革产权时的交易费用，国家因具有暴力的比较优势，可以依靠强权来降低私人界定和变革产权的成本。这就是说国家有时可以做为产权制度的提供者，而产权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又具有关键的作用，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提供何种制度，是否变革制度，何时变革，如何变革，都要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低效或无效的产权能够维持，变迁能够被延缓，尽管对经济增长不利，但必定对国家有利。所以，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研究国家，就无法解释产权制度的稳定和变迁。

诚然，成本与收益计算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和变迁，也不能解决在制度变迁中“搭便车”问题。因此，诺斯把意识形态理论纳入其框架，假如人们从观念上认可某种制度的合理性或公平，就会支持、自觉遵守并参与到这种制度变革中，尽管这种支持、遵守和参与对他不一定有利。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按照诺斯说法，当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时，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才能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从而降低变迁成本。诺斯说：“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自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所以相应的意识形态可以抑制“搭便车”现象。因此，仅有国家的暴力和成本—收益的计算，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制度的变迁和稳定也是很困难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总体上讲还是成功的。诺斯尝试着超越新古典理论，加入了国家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改变也是有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绕了一圈，还是回到新古典框架中。

我认为，国家和意识形态维持低效率产权的存在是短期的，长期的低效率产权是不存在的。（但这里短期并不意味着几年或几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几百年或许也是弹指一挥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1 20:51:50编辑过]

6楼理解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是1990年以前的理论。你看看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已经不再是新古典供求或成本收益框架了，更多地诉诸非理性、意识形态、路径依赖乃至心理学等因素。诺思2005年的著作《理解制度》更是如此。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10-10 22:35:38的发言： 6楼理解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是1990年以前的理论。你看看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已经不再是新古典供求或成本收益框架了，更多地诉诸非理性、意识形态、路径依赖乃至心理学等因素。诺思2005年的著作《理解制度》更是如此。

1、一种理论能否解释经济现象是和年代的久远无关的。不能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无法解释当今的天体运动了。当然最新的理论或是对以前理论的补充、拓展，或是对以前理论的全盘否定，只能说明它可能对解释问题更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但并不代表以前的理论没有意义或是说服力了。

nie版主想说的可能不在此，而是说诺斯的最新理论已经跳出新古典框架，那么是我理解有误，第一条就是白说，别无它意，表示抱歉。

2、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是不是属于新古典框架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人们为什么遵守或服从一种产权制度？为什么参与或拒绝参与某种制度变迁？如果人们从观念上认可某种制度的合理性或公平，就会支持、自觉遵守并参与到这种制度变革中，尽管这种支持、遵守和参与对他不一定有利。用新古典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是很难加以解释的。正因如此，诺斯尝试加入了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等貌似非理性的因素。

乍一看，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似乎超越了新古典理论，超越了“经济人”分析，但是他的意识形态的约束是纳入“非正式制度”分析之中的。从本质上讲，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改变也是有成本和收益比较的。这一点暂且不论，就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结果上看，最终还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或节约交易成本。因此，意识形态理论最终要说明的还是具有新古典性质的。诺斯想超越，或是补充新古典理论，但还是回到了新古典框架。

nie版主的忠告也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诺斯最新的著作《理解制度》的确没有读到，不知版主能否告知具体详情，在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诺思2005年的著作《理解制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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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06][em06]

我觉得，nie批评LZ可能在理论前沿上面资料掌握不够，这个是很诚恳的。确实我们应该了解国外的最新研究动态。不过，我倒是觉得，新古典框架倒也未必不能解释那些现象。当然，加进意识形态、心理学等会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它会让我们在新古典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发展理论。不过，这不意味着新古典对问题的解释必然输于最新的理论，更不意味着可以替代新古典框架或者说新古典框架必然过时了。

另外，我觉得，比如意识形态等未必不可以纳入新古典框架。换句话说，诺斯的研究是否已经脱离了新古典框架，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因素以前是做为外生的，现在纳入进来，我觉得好像跟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纳入进来一样，或许仍然可以说是在新古典框架之内，当然，也可以说是在扩展新古典框架。

一点看法，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