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从抽象思维到科学具象思维的进化（6）
七、科学具象思维与人类行为动机
（一）人类行为动机的度量与表达
如果一定要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前者一刻也离不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甚至可以说，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进化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就进化到什么程度。因为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一个时点的现象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现象，就表现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描述两个时点现象的概念组的不同所导致的，但在更多情形下，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是由于同一个概念组中的各个概念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属性不同所导致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按照时间序列表现出来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变化规律。由于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通常就表现在组成格局的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因此，没有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何以知晓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从20世纪末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在逐渐被量化，尽管量化的过程绝不容易，尽管有些被量化得非常粗略。但是，这种“粗略”比起以前的“从不量化”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跨越。
可以说人们在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如同在自然领域一样，了解概念时不仅想了解概念的符号、内涵、外延，还要了解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因此，作为为大众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概念性思维提供工具性服务的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规范、准确地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社会科学的各个专门学科也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
社会科学本身观察和研究的现象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一切涉及到人类活动的现象都不能完全排除社会科学对其变化规律性所做的探索。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现象虽然庞杂，但是也大体可概括为三大类：人类行为动机类现象、人类行为过程类现象、人类行为结果类现象。
到目前为止，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的进化也是不平衡的，有些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对容易度量，例如一国的财富，总能从实物或价值角度度量它的多寡。再如技术水平，哪怕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21世纪的技术”这样粗略的标准，人们还是能区分一个共同体的技术水平数量程度的高低。
有些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的数量属性则很难度量。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而言，其数量属性需要被假设为其制度化的程度，这不是很精确，但也能表现概念所代表的事物在不同时点的状况。例如，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就被假设为资本主义内涵在不同时点被制度化的程度，人们也只能间接地从资本主义概念在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程度来大体衡量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比如人们总能根据价值关系和经济自由在共同体中所渗透的范围等指标来判断出哪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程度高一些，哪些程度低一些。
一般而言，在人类行为动机、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这三类现象中，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的进展最为缓慢。原因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完全是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人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但无法直接观察人的行为动机。它就如同一个暗箱，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通过暗箱之外的行为过程类现象和行为结果类现象来推测暗箱里的行为动机。由于人类行为的高度复杂性，人们依靠这种研究猴子内心世界的方法在人类行为动机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观察者始终难以确定暗箱里的人类行为动机与暗箱外的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的某种可靠的对应关系。于是，许多人干脆就放弃了人类行为动机引起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过程产生人类行为结果的逻辑思路，尤其是在宏观共同体的层面，抛开人类行为动机，直接研究人类行为过程现象和人类行为结果现象，并由此总结出一些外在的、与人类动机无关的 “客观规律”。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被观察和归纳的各个现象的差异性和易变性越大，归纳的有效性就越差,归纳出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就越差。在个性化日趋明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类行为现象导致那种仅仅依靠外在观察和不停追求现象“本质性”的研究方法的误差越来越大（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七章第二节）。也导致建立在这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简单化的强制性公共政策信号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引导和规范人类多样化的行为。于是，人们不得不又回归到人类行为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内在根源的逻辑思路，即使在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人类行为动机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是人们进一步探询人类现象变化规律和进行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社会科学在这个领域的突破点是,重新摆正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
（二）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
如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并且变幻莫测。例如，一个人的需求或动机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一个人现在的行为是这样的，当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立刻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现象，等等。由于客体的易变性，抽象思维所不得不运用的众多假设前提下的归纳、综合等手段，会使概念系统与现实有更大的偏离。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正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与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而多数社会科学不但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不可能沿着自然科学的传统数学建模的方向走。
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区别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总结的规律的确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而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社会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如大家所知，在自然科学领域游刃有余的自然科学家，一旦涉足社会领域，就立刻陷入困惑。
社会科学家当然讨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他们对自然科学家在社会领域的挫折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但迄今为止，无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提出令彼此信服的替代理论。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的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居然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准确性较差的根源之一。同样，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尝试。
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较差的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仔细想想看，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不就是在否认人类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吗？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则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没有努力形成一套系统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动机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于用主体的观察和归纳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像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是来源于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行为规律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要进行加总而得出的。因此，要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要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要的程度。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
只要提供适当的概念性工具，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要、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并不妨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
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要、欲望等行为动机的程度。
显然，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一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我们当然承认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因素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与我们强调的人类行为动机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并不矛盾，每个人在形成他的行为动机时就已经包含了他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人在形成动机时对外在环境的判断要大大优于个别理论家的判断。我们度量了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就也度量了千千万万人对生产力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没有理由用个别理论家对外在环境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判断，来取代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后者比前者更准确、更真实。
社会理论家同千千万万人一样，都只能观察到有限的局部现象，区别在于，理论家是从他所观察的有限的局部现象出发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千千万万人则是从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局部现象出发内省出或者简单归纳出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从而形成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然后再由专业工作者从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出发，或者从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出发，统计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显然，从观察阶段开始，汇总起来的千千万万人的观察，其全面性、准确性、连续性就高于理论家个人的观察，千千万万人的眼见为实要优于理论家个人的眼见为实；另外，在互联网时代，千千万万人从观察到形成行为动机，在无意识中都通过自然交流的方式经历了类似于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众人间的、多个轮回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理论家从观察到推演出规律，由于交流的组织成本和交流的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局限，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在范围、次数等方面都有欠缺；最后，千千万万人从局部现象归纳出局部规律从而形成个人行为动机，比起理论家从局部现象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规律，概念外延小，归纳层次少，在使用抽象思维工具时，忽略的现象差异性和现象变化性要少许多，归纳和推演的准确度会更高（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七章，朱奇 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小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差的时期，各种形式的由理论家粗略概括而成人类行为“客观规律”的分析方法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但是，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大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先进的时期，它们就不再是最优选项。千千万万人创造的人类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人的动机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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