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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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75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在“滞胀”的泥潭中挣扎了10年。以美国为例，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反衰退的宏观经济目标之间左右为难，直至1985年，在经历了多次政府间的博弈之后，终于在西方七国之间达成了“广场协议”。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仍然由美国来扮演，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是恢复美国消费需求的关键，也是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而其他国家则在利率和汇率政策上与美国协调，通过国际资本向美国的流入来弥补美国扩张性财政赤字的来源，以避免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手段的使用。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只是为摆脱1973-75年危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初的IT产业的兴起。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性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爆发到走出危机，大都经历了各国政府的反危机政策阶段、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阶段和技术与制度创新阶段，当然在国际经济协调阶段的主要内容在于分担反危机的调整成本，这种成本的分担在国别之间不可能是对等的。从“广场协议”的实践来看，美国无疑是协调的最大受益者，而日本则承担了更多的调整成本。
与上述分析相一致的观点来源于美国一些金融危机史的文献。其结论非常简单，历次的金融危机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信贷周期的必然反映，因此，走出危机不是靠政府的刺激政策，而是靠制度和技术的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自2007年以来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被人们一致地认为是一次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导致的全球性危机。因此，至少在西方国家，政府刺激政策在反危机方面被人们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从1973-75年美国反危机的经验来看，因为当时的危机被认为是凯恩斯政府干预政策的失败，因此，尼克松政府在危机的最初阶段曾设想将美国经济回复到自由经济的轨道上，但是在生产停滞的压力下，他又不得不延续以往的财政扩张手段。面对危机，用一种极端来替代另一种极端，至少在制度和技术创新出现之前并不是一种成功的选择。

国际经济协调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和补充
国际经济协调的出现及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避免为解决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战争；第二，1973-75年的危机，从本质上说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自由市场调节冲突的产物，因此，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协议型协调的形式，成为弥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
从总体上讲，国际协调的形式和相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机构型协调主要是为了避免各国政府间“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对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以七国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的协议协调为特征的协调形式，其功能主要在于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展和补充。
具体到本轮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否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解决，需要运用哪种形式的国际协调手段，这涉及到对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性质的判断。随着危机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人们对此轮危机性质的判断也在不断地修正与深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化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即全球经济失衡是此轮危机的关键。其中，认识上比较一致的观点在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因此，摆脱这次危机不可能依赖于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机构型协调形式不行，那么希望只能在于协议型协调。而协议型协调，主要是针对市场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危机的初期不是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一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能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有所下降，因此在危机初期，人们将危机的根源视为市场的失灵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在危机过程中，随着各国刺激经济政策的出台，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反危机的手段也会从一国政府刺激政策转变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　　
国际经济协调的动力已初现端倪
靠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摆脱此轮危机的设想不仅违反经济危机史的规律，同时，由于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的失衡，单纯依赖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这种失衡进行调整也缺乏经济学逻辑的支持。然而，从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果来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纠正市场失灵、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上依然有着积极的效果。以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来看，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改变了经济衰退的“自由落体”式的趋势，金融领域也开始稳定，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的风潮已经避免。奥巴马、伯南克等人甚至宣称，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走出衰退的曙光。中国2009年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呈现了环比值好于同比值的特征，说明宏观经济的下滑势头已经有所遏制。
但是，宏观经济的止跌并不表明反弹的开始。美国2009年4月居民消费的再度下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在改变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美国的居民消费占美国GDP 2/3以上的比例，消费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颓势就很难扭转。更为重要的是，在刺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消费水平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居民的储蓄却有明显的提高，这与反危机的政策方向是相反的。美国宏观经济刺激方案的效用不明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消费需求的下降并不对应美国自身的产能构成。相反，它对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国家的产能过剩。因此，美国的刺激政策本身在国内缺乏对应的资源闲置的状况，这是扩张性需求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如果美国的需求扩展能通过溢出解决制造业国家的产能问题，那么，它对反危机的效果也就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流通显现出来。遗憾的是，美国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实施了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歧视政策，因此，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指望美国的刺激政策能成为走出全球经济衰退的引擎。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着与美国对应的制约因素。在危机期间，处于全球经济失衡另一端的中国，本身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风险，而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仍然以投资为主，短期的政策安排与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从今年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看，政府投资拉动的行业状况明显好于市场需求拉动的行业，长此以往，中国经济的未来风险会进一步加大。
从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制约因素来看，一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已经初步体现出来。进一步的刺激不仅对目标的实现效果有限，同时，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效应冲突也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逐步地体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会逐步转向对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本轮反危机政策协调的困难
从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下降推导出国际经济协调的必然，这在经济学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同时它在1973-75年西方反危机的实践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然而，从本轮经济危机的特征视角上来考察，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本轮反危机政策协调的复杂程度更高、难度更大。
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此次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特点是贸易领域的失衡国家已经超出了西方七国集团的范围。对于这一点，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和判断。伯格斯坦等人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起相应的5个协调机制来替代七国集团。这5个协调机制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美国和拉美、美国和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和日本以及美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样一种设想在本轮的危机中也没有出现，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种设想依然是以美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协调机制，而本轮危机又起源于美国，这无疑在危机的初期会影响到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协调机制在短期中无法替代传统的协调机制。
其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美欧之间在金融层面上存在的失衡状况，即美国对欧洲的资产主要集中于长期投资和FDI，而欧洲对美的资产主要集中于短期的负债工具上。这种资产负债结构上的差异，在美元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中，会产生国际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既是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传导的主要渠道，同时又是这轮危机中需要重新调整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层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存在，也就能够理解，七国集团的协调能力虽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但依然不能被其他协调机制轻易地替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双重含义来看，国际协调需要G20加G7的模式。
G20加G7模式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随着协调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议事的成本会随之提高。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相脱离，这会造成东亚国家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敏感程度的差异。对东亚国家来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是最为敏感的议题；而欧洲则会对汇率、利率的走势更为敏感，这也是本轮反危机协调过程中的困难所在。

作者：	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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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 中国经济 政策协调 经济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 环境 中国经济 国际 困难 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