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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中，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贸易是国际经贸合作的基础，而实质经济部门又是贸易的基础。与服务业占GDP比重较高的印度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工业化为标志。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因为现代制造业能够为更多有文化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公平的分配，不至于如同印度等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服务业那样只能为一小撮“精英”创造与西方“接轨”的收入，却不能泽及大众。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公平的分配，又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张，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更为持久的支持。
30多年来，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工业，堪称“衣被天下”。但福兮祸所伏，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也为自己招来了众多的阻力：贸易保护主义，成本上升和由此而来的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压力……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令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某些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地区整个经济、社会都明显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当此之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计将安出？
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首先需要接受全球市场萎缩的现实，避免追求保持原有市场绝对规模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以中国纺织服装工业为例，其产能和出口额占全世界产能和销售市场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一半，全球市场绝对规模萎缩，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很难保持原有的绝对规模。
正因为如此，虽然危机之际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市场，尽可能维持我们的出口规模不至于过度萎缩，但盲目的“保出口”不应成为我们的目标，“保出口产业”才是我们的适当目标。而且，鉴于美国反危机行动蕴藏着美元恶性贬值的巨大风险，我们尽管要避免出口规模过度萎缩，但也不能在付出劳动和资源之后换取大量的形同废纸的美元绿纸片。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做好危机持久的准备，做好与竞争对手拼淘汰赛的准备。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从最短促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到最长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长波），完整的周期长度从3-5年到45-60年不等，对应的下降阶段从一年以内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特别是康德拉捷夫长波，其兴起与下降阶段通常与重大技术创新的兴起和消沉相联系，致使其下降阶段往往格外漫长，甚至长达10年左右。从2007年3月1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次贷危机至今已两年，鉴于目前极度缺乏重大科技创新等迹象，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危机未必没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
虽然我们目前已经发展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主要经济大国也纷纷出台了反危机计划，但我们不宜过度信任这些反危机计划。因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不断发展演变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反危机计划的理论基础未必完全正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利益集团角逐将扭曲、削弱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力。而且，国际性经济危机需要国际协调，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来就是巨大的难题，实践效果不彰，而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各国相互冲突的宏观政策将大大削弱其预期效力。
有鉴于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做好危机旷日持久的准备，需要准备好步入与竞争对手拼消耗的持久战。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自身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风雨飘摇，也要看到我们的海外竞争对手同样在遭受危机的冲击，而且他们的日子可能比我们更难过，因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是世界经济大国中最好的，遑论与其他经济小国相比了。
在寻求走出危机和发展之路时，就整体而言，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坚持切入价值链中高增值环节与持续占据价值链低增值环节并举的方针。数年以来，产业升级的呼声已经非常高涨而占据了压倒优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占据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已成普遍共识，但我们仍然要强调不能完全放弃所谓的低端环节，仍然需要继续占据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低增值环节。
为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即中低收入群体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永远占世界人口的多数，对于他们来说价格永远是赢得他们青睐的最具竞争力的手段，我们不能把这个最广大的市场拱手让人。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需要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仅仅为数百万、千把万所谓高收入群体服务绝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我们只有占据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才能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
在寻求走出危机和发展之路时，中国需要确立大国思维方式。大国思维方式的要点之一是充分认识到自己行动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某些拟议中的出口激励措施需要通盘考虑，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几十年前那个在世界市场无足轻重的国家，而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出口大国。几十年前中国的政策变动不会引起贸易伙伴的跟风，现在则不然，而正是这种跟风连锁反应可能令我们的政策调整事与愿违。以零税率出口为例，这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期待的，纺织服装业界就普遍期望政府再次提高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15%提高到17%，实现零税率出口。虽然从理论上说出口退税是一个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中性的贸易政策工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涉及人的利益，哪怕是数学公理也会受到攻击，零税率问题的关键不是理论，而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是一种中性的贸易政策工具。如果它们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实施零税率出口的政策就是合适的，毕竟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但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普遍有借类似由头挑起恶性循环式的“财税倾销”的倾向，那么普遍实行零税率的出口退税政策对我们来说就是得不偿失的。归根结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对财税政策准确定位，不能指望这种财税政策是帮助众多企业维持落后的经营模式。
大国思维方式的要点之二是看到危机中的契机。在当前的危机中，外经贸领域的契机就是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改善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所谓“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指的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所有企业都难逃冲击，但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好国家的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幸存下来。这样，对于幸存企业而言，危机发挥了为他们淘汰竞争对手的作用，订单总量虽然比危机之前减少，但更多地转移集中到了幸存企业这里，反而推高了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市场地位，其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一旦度过危机步入经济复苏，幸存企业就比危机前境况更好。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超过其他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必然会感受到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虽然可能具备成本比我们更低的所谓“优势”，但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比中国差得很远，在危机当中会比中国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
在这场危机淘汰海外竞争对手的竞赛中，我们需要借助自身拥有的一切工具来渡过这个最难熬的时期。但在危机真正淘汰了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后，为了长远的发展，我们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又需要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开展投资，把他们的类似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因为目前这些国家的这些产业并不是掌握在中国资本手里，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纯粹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充分地利用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去淘汰他们。但生产的国际转移潮流是不可避免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成本最敏感，因此也是流动性最高的制造业。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无论我们怎样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低增值制造环节最终仍然要大量地从中国向低成本的、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不可改变的长期趋势。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当前的机会把未来的海外生产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届时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发生之际依然享受到相关利益，虽然损失GDP，但增加GNP。
海外投资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然是切入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即流通和品牌等等环节。这两个环节哪个更为优先？答案是：在国内市场，品牌为先；而在通过投资开拓海外市场时，短期内应该是流通为先。为什么？因为通过占据流通环节，我们能够较快地提高整个出口的收益率。根据笔者走访所见，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通常能把自己出口价格提高30%至40%；但中国本土品牌要想占据国际市场的主流，还有待于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文化地位的上升，只要西方文化还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化，那么西方品牌相对于中国品牌就天然地占据了优势。即使是中国企业要想收购西方大牌品牌，至少在短期内也是很难运营好的，因为西方大品牌一旦转移到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手里，就会在西方消费者眼里贬值。无论是TCL收购欧洲品牌，还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都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立刻面临美欧市场IBM原有客户大量流失，这场并购没有发挥1+1大于2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短期内必然只能选择流通为先，而品牌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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