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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家：改变偏见的诺奖得主卢卡斯畅谈中国
人民网记者 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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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武汉大学讲坛上 |
内容摘要 那个空前的全英文演讲使卢卡斯像大牌明星一样被众多学生追捧。卢卡斯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他曾经说过，他的双脚此生决不踏上那些封建的没有民主国家的土地。此前他对中国是有很大偏见的。卢卡斯在记者的追问下承认：“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改变了很多，当然罗伯特（他自己）也该变了。”卢卡斯早在2000年4月，加入一个有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10名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内的149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临时团体，发表联名信，支持中国入世。下面是卢卡斯专访语录： 卢卡斯说，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给别的国家带来什么威胁，相反，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它还不能真正算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它只能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里面有一些市场经济的特性而已。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冲击西方国家的制造加工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汇率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它。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应该指责它，实际上有许多国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目前中国正在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美国也发生过经济过热现象，我认为经济过热不是中国政府的错。中国的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的经济之中，中国的经济也正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在今后，中国的经济还将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一篇迟到的文章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这个访谈理应在今年夏天与读者见面，而此刻已进入冬季。记者是2004年6月16日在武汉大学见到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他当时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之邀为那里的学生作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学术讲座。那个空前的全英文演讲使卢卡斯像大牌明星一样被众多学生追捧。直到卢卡斯在开始演讲的时候，还有很多没有入场券的学生排队等候在门前，他们希望主办方开恩让他们进场。记者目睹了卢卡斯的演讲多次被学生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的情景。
在武汉大学的这个讲座上，卢卡斯详细讲解了他现在所进行的前沿性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在研究中，卢卡斯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时，只集中于分析不同的国家间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一些因素。他将生产者的沉淀成本、垄断者、国家之间的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和运输成本等引入了分析框架，模型比原来复杂得多，但也更加贴近实际。这也就是他所说的“New Trade Theory（新贸易理论）”。 也就是在这个讲座上，记者产生了采访卢卡斯的想法，当记者把这个想法告诉卢卡斯的随行人员时，他们告诉我，这恐怕不可能，因为卢卡斯教授一向不接受记者采访，他甚至不签名，不合影。他们说，我们恐怕不能帮助你。而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邹薇则告诉我：“有人说卢卡斯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他曾经说过，他此生决不踏上那些没有民主的国家的土地。此前他对中国的偏见是很大的。这次他能来中国进行学术讲座已经很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个信息，使我对卢卡斯本人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一定要采访这位58岁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天才，这位在我心目中有些神秘的人物。 除了卢卡斯的讲座吸引我之外，还有一个使我希望了解他的重要原因是，卢卡斯早在2000年4月，曾经加入一个由149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内有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10名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发表联名信，支持中国入世。在信中他们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在20年前开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得到持续发展”，有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法制建设。对于中国，卢卡斯或类似于卢卡斯的声音无疑是珍贵的、重要的。一个曾经对一个国家抱有巨大偏见的经济学家，几年后却为帮助这个国家而奔走呼号。究竟是什么让他有如此巨大的改变？这些都是我想了解的。 在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杨凯军的帮助下，记者如愿以偿。2004年6月16日下午5：30分，在一个普通的接待室里，记者与这位国际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头发灰白、身材有些瘦削但双目炯炯、精神矍铄的卢卡斯，几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 6月16日和17日，记者先后撰写了两条关于卢卡斯的短新闻在人民网上发表，人民网最早报道了卢卡斯来中国武汉大学访问的消息，我也因此成了第一个报道卢卡斯的中国记者。此后，有几家媒体先后向我约稿，希望把专访卢卡斯的文章写出来给他们发表。由于工作繁忙和其他种种原因，这个稿件一直拖到了现在。 二、一次没有限定的随意访谈 记者：听说您在8年前来过中国，同前次相比，您这次来访，对中国、对武汉大学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卢卡斯：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城市比原来漂亮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非常好，机场的设施比8年前看到的要先进得多、完善得多。中国的经济在近几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卢卡斯在谈到中国时多次用“Extraordinary”非凡这个词）。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对它了解得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两次的讲座，我感觉到武汉大学的学生都很聪明，他们的提问很有水平,他们有很好的关于经济学的问题。武汉大学的校园非常漂亮。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者：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是危险的，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国家是一种威胁吗？ 卢卡斯：中国这20年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给别的国家带来什么威胁，相反，它只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我反对“中国威胁论”的说法。 记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例如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以期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成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卢卡斯：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要比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要大得多。也许中国政府做的已经过多了。 记者：您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吗？ 卢卡斯：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特征还很弱，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只能是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里面有一些市场经济的特性而已。中国政府对本地经济的控制力要比美国大得多。 以我目前的了解，更客观地来说，尽管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有时过于重要，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许多市场经济的特征。 记者：您对目前中国经济是否作过一些研究？以您的观察，中国的经济是否出现了过热的迹象？过热的经济是否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卢卡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以很高的增长率在发展。但是我不认为高速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经济过热。当然其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宏观调控是必要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热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并不存在着过热的问题。中国连续多年在经济上保持了高速增长，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暂时的过热和过慢都是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美国以前也发生过同类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大，政府的行为仍然重要。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造成高的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的简单原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正常的，起码从现在看是这样。 记者：在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大工厂，中国正以低廉的劳动力吸引外国的企业到中国加工产品赚取本国没有的利润；中国国内的一些低端产品也由于使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以其明显的价格优势出口到西方国家，冲击了他们的加工业。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您在1998年好像提出过一个关于暴利的经济增长的观点，即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得到持续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您描述的现象与我们中国企业的现状基本相符，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企业是否需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卢卡斯：在西方，的确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冲击西方国家的制造加工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从俄国、以色列等一些欠发达国家进口输入劳动力，但是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落后的工作，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工薪阶层的收入。中国的这种做法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 至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如何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方面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韩国，就会发现为什么韩国现在能有现代、三星等集团，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却没有。 记者：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中国对外出口大量廉价的低端产品冲击它们市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低估了人民币的汇率，并对中国政府施压。您认为中国是否需要提高汇率？ 卢卡斯：汇率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它。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应该指责它，实际上有许多国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现有的政策中获益甚多，世界经济也得到了好处。 记者：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理论，即认为货币是中性的。那么您认为利率在经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讨论降息以期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您认为这是正确的吗？ 卢卡斯：在所有典型的经济中，中央银行在防止通货膨胀发生时所能作的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通过控制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达到这一点，我就不敢苟同了。目前中国正在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上美国也发生过经济过热现象，我认为经济过热不是中国政府的错。 记者：您对武汉大学目前的学术水平有什么样的评价？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在国际上居于什么位置？ 卢卡斯：我对中国的大学还不是太了解，因此我不能通过与其他高校的比较，例如北京大学，来给武汉大学排个座次。但我知道的一点是，美国的大学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的学生来攻读博士学位，并且，被接受的学生表现都很好。 武汉大学有非常美丽的校园，有非常优秀的学生，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世界著名大学都越来越乐意接受来自中国来自武汉大学的学生。我近年来就接收了来自武汉大学的学生，他们都非常优秀。 关于武汉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我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多，中国的经济学者也开始被世界认识，我已经注意到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注意到了由经济学家邹恒甫创办的专门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心，并乐意与之交流。 记者：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未来多少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能否谈谈您是以怎样的努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卢卡斯：中国人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据我所知，诺贝尔奖都是颁发给那些开拓创新领域的有全新思想的人。众所周知，格林斯潘解决了美国经济当中的许多问题，但他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得了奖，但几乎没有人在实际工作中采用我的理论。 记者：您本科是学历史的，后来在读研究生时转学经济，您是怎样学数学的？您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有多重要？搞经济学研究究竟要学多少数学才够用？ 卢卡斯：我一直在学习数学，今天早上还在读《微观经济理论》，但是大家都知道数学是很枯燥的。我在大学时就时常逃课，本科时只修了3门数学课，而且很多门课程得的都是C。许多年之后，我在研究经济学时发现了数学的奇妙功效，才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而且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感觉到数学的重要性。特别是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做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产业经济问题研究时，学习了很多诸如概率论、优化方法、泛函分析等等课程。 数学能够应用到经济中，使经济学变得很有说服力。经济学家不管有多老都应该学习数学。不管怎么说，你要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就必须掌握大量的数学工具。 记者：您怎么看待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 卢卡斯：我认为经济学是最好的专业。我所任教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当然，还有很多人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倘若一个经济学家只想在政治上谋求高职位的话，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有的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帮助人们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 记者：有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卢卡斯：我认为在古代，人力资本指的是单纯的劳动力，和其他很多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一样是有限的，随着你的使用会越来越少。而现在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应该来自于生产思想(Productionideas)，这种思想来源于个人。人们创造技术、理论，但不是人多就可以解决一切的。我认为人力资本不仅仅来源于学校教育，它还来自个人的经验、创造力等等。 记者：您怎么看待经济发展理论？ 19世纪60年代的两个主要的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是由美国与英国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两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穷国。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各不相同。非洲有非洲的发展经济学，亚洲有亚洲的，北美有北美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价值观念等。记者：您曾经说过在您的一生中不会到那些没有民主的国家。您是否对中国抱有偏见？现在，是什么东西促使您有兴趣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是不是您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变？ 卢卡斯：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改变了很多，当然罗伯特（他自己）也该变了。 记者（追问）：您认为最主要的改变在哪里？ 卢卡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人越来越走向世界，经济活动和产品运用了国际标准。就拿经济研究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现代的经济学，武汉大学有很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学完全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体系，采用英文教材，直接与国际接轨。短短几年当中(1998-2003)，它们就向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耶鲁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康乃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输送出了50多名学生到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了。就像晓冬、志华（指朱晓冬，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阮志华，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他们都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Lucas教授的学生）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学习，还有恒甫（指邹恒甫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的经济之中，中国的经济也正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而今后，中国的经济还将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补充两个有趣的故事 天才的卢卡斯是一个能够从细节中解开难题的大师。关于这一点，卢卡斯说，对于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来讲，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贫困社会，通常得不到它的国民生产的数据，尤其是１００年前、２００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经济数据。但卢卡斯却从一个细节中解开了这一难题。 卢卡斯谈道：在他公寓的前厅中挂着一幅农业劳作的油画，这是他的一个韩国学生送的。画面中，一位农夫正赶着耕牛犁田，果树开满了花，远方群山连绵起伏，整幅画弥漫着宁静的气氛。从这幅画中，经济学家能得到不少信息。 “我们不难估计这位农夫的收入，因为我们知道一位农夫和一头耕牛能照料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能种植多少作物，小小的果园能产出多少果实，以及能够按１９８５年的美元价格折算所有产出价值几何。农夫的收入约为２０００美元。此外我们知道，几十年前，几乎所有的韩国劳动力（超过９０％）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２０００美元这一数字——农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人均５００美元——非常接近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虽然我们没有韩国１００年前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精确数字，但我们照样能比较准确地估计出当时普遍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卢卡斯在１９９７完成的《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里的细节的力量。 卢卡斯由于“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成就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本人却未能“理性预期”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反而是他的前妻丽塔.科恩预期到了这一点。有关他的一个轶闻，通常被冠以“卢卡斯的女巫前妻”这样的题目。 卢卡斯与丽塔于1982年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当他1989年与丽塔协商他们的离婚协议时，丽塔认为丈夫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以致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进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奖金的 50％”。卢卡斯心想：“获诺贝尔奖？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因而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丽塔的要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数年，在1995年10月10日这天，竟然真的传来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离丽塔约定的最后期限只差80来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合同分给丽塔一半奖金——税后30万美元而不是60万。卢卡斯后悔不已，认为丽塔简直是女巫。 卢卡斯后来说，如果当初不加上那个本应全力抵制的条款，他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获奖。“她得到了整栋房子”。但他又说，“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把这笔奖金放进了养老金账户，并且对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前不久，记者在采访另一位国际经济学大师、卢卡斯以前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教授时，巴罗为我证实了这个故事。巴罗说，在1995年10月10日深夜，他听到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后，马上打通了卢卡斯家里的电话，他要祝贺卢卡斯。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丽塔的声音。丽塔告诉巴罗他和卢卡斯早就离婚了。但巴罗还是把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告诉了丽塔。巴罗说，他明显感觉到丽塔很激动，丽塔反复询问巴罗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当巴罗告诉了她消息的来源后，丽塔在电话里兴奋地惊叫起来。巴罗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丽塔与卢卡斯离了婚，丽塔还会那么高兴呢？当然，后来巴罗知道了全部答案。 四、卢卡斯的一点背景资料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37年出生，美国人。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原因是：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卢卡斯是在他58岁的那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不颁发给60岁以下的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是基于何种考虑，人们无法完全知晓。似乎有这样一种猜测：鉴于经验，如果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发给了某个经济学家，他就有可能不再有新的研究和发现，也就是说，为了使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能够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等待，等到60岁以后，在等待中让他产生更多的成就。而天才的卢卡斯则是一个例外。 卢卡斯的经济学学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由于他在高中时代就熟练掌握了微积分，并能够用数学方法帮助父亲解决工程设计问题，所以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在大学里他开始厌倦数学课程，相反，他对当时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历史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梦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在古代历史学方面有所建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学的过程中，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的学术观点深深的影响了他，这位比利时学者论述罗马帝国的覆灭时，着重分析了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如何面对来自主体政治行为的干扰，主张将注意力从对封建郡主行为的分析转移到对市民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上来。 卢卡斯十分欣赏这样的分析方法，为了掌握这套方法，学会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卢卡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历史学研究生期间选学了若干门经济史课程，并旁听了几门经济理论课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卡斯深深地迷恋上了他后来为之奋斗一生的经济学。随后的一个夏天，卢卡斯通过阅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写的、被誉为“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分析基础》，最终跨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1964年，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前往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预期与货币中性》。1975年，当卢卡斯重回芝加哥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时，他已基本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于1976年写出了他的另外一篇重要论文——《经济计量政策的演化：一个批判》。这两篇论文在卢卡斯获诺贝尔奖时，多次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引用。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卢卡斯是对宏观经济研究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其对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在于总产量、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起伏波动。他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经济学家之一。他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使人们更理性地认识到经济政策的效用范围，而且，卢卡斯还提出了更加可靠的方法来衡量经济政策改变的效果。战后大约30年里，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经济学。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便失灵了。凯恩斯经济学危机的出现，为凯恩斯学派以外的其他经济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其中包括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就是其代表经济学家之一。 在卢卡斯众多学术成果之中，影响最大的非“理性预期假说”莫属。这个学派本来是芝加哥大学一个保守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分支，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已经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所谓理性预期，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做出经济决策之前，会根据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这种预期影响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并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约翰·穆斯（John Muth）1961年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卢卡斯对理性预期假说进行了深化，并把它作为工具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观点对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也被称为是理性预期革命。 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重建。对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概念重新定义。比如在货币理论方面，卢卡斯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按照其定义，即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根据理性预期进行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系统的货币活动，仅仅影响诸如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名义变量。货币的中性，使得政府的货币活动和财政活动失效，实际的经济变量，只由经济中的实际因素（技术条件、人力资本等）决定。 卢卡斯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是针对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的。以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浦命名的菲利浦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正向关系。然而，在1970年的研究分析中，卢卡斯运用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和特有的分析方法，否定了菲利浦曲线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互替关系，证明伴随通货膨胀的提高，就业并不会一直上升。根据卢卡斯的分析，如果人们的预期会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菲利浦曲线将不会保持稳定。他的研究不仅停留在学术理论上，在现实中同样证实了他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达到高就业水平，任由通货膨胀上升。结果与卢卡斯预期的一样，就业并没有持续增长，菲利浦曲线改变了方向。卢卡斯的研究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政策结论。第一：高通胀不会给社会带来持续的利益，相反，只会带来持续的恶化。直至今日，这种认识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基础；第二：高失业率只能通过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解决。卢卡斯另一个理论依据是“中性货币”理论。在卢卡斯1970年完成、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这篇文章中，这个理论得到很好的阐述。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货币中性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主题之一。该理论认为联邦准备当局的货币行为不能控制实际利率，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 对所有从事经济研究的人而言，卢卡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颠峰。他通过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直接冲击了长期占据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甚至被人认为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一场标志着凯恩斯学派终结和理性预期学派诞生的革命。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论文，使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至今看起来依然如此动人心魄：“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了。他也是自那时以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罗伯特·卢卡斯在199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一直希望他来进行学术交流，更希望他成为自己学校的名誉教授。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这次卢卡斯访华，直奔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举行了两场学术演讲，并欣然从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手中接受了该校授予的名誉教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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