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分析工人政党与工人能否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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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完王凡西1964年写完的《毛泽东思想论稿》，今天摘录了关于文革评论，经济文章，文艺问题的几章段落，都没有放出来，就只能摘几段比较枯燥的分析工人政党与工人能否分离的问题了，主要是引用列宁《怎么办》里的理论，这一段就不贴了，贴其他的：

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与工人大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干，必须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它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须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依照那些大师们的意见），这个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也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才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亦即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休戚相共，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出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如果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一个常识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了。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关系，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义上说，确乎有似皮之于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样的政党：论成分，一直以农民为主体；论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多数；论存在环境，长时期脱离工人群众，甚至远离工业城市；论斗争方式，从来讲究的是纯军事性的迂回进退，攻城略地。这样的一个党能否算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一个党，即使它标榜着与执行着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否会认真贯彻，不堕落变节，且终于完成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呢？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自来的答复都是倾向于否定的。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学说相背反，历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满着如此做了遭致政党变质或毁灭，革命失败或被扑灭的先例。
　　然则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扑灭，而且它还将革命导致了胜利；同时这个胜利又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承认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革命的胜利，承认为（虽有一切缺点）符合于工人阶级解放之历史利益的革命胜利。这倒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觉得，看到了胜利及其走向胜利的经历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场，虽不必予以修正，却必须作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了解或解释，或者可以说，必须纠正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皮与毛”的关系问题。
......
因此，社会主义（其思想及其组织）与工人阶级运动在生活上是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可以分离，即是说，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组织，如因种种客观的不利条件，被迫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与环境，并不意味着立即堕落或死亡，它能够存在，能够继续斗争，甚至能够发展——即使暂时间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群众——只要他们认真努力来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政策。所谓不可分离，那是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不管主动或被动地长时间离开了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那末作风上、行动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势必要多少蒙受异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经过了或战胜了上面所说的坚持，那末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就要发生严重的堕落或变质。
　　这样的可以分离与不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针对着不同的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列宁曾经一再发挥过的。粗略地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正当布尔什维克党缔造之时，列宁强调了二者的“可以分离”；当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是强调了“不可以分离”。前一强调的目的，在于建立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在于树立不屈服于工人阶级自发性的革命理论，在于超出工人狭隘的经济利益，高瞻远瞩地奠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伟计划。后一强调的目的，则在于保证党和国家的不致于官僚堕落，在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健全发展。　　只有像列宁那样，在最根本的理论认识上把握了那个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道理，才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创建有别于工人组织的革命职业家组织；另一方面知道如何与工人大众保持生活上与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联系，藉以防止那个职业家组织的硬化与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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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工人阶级分离这条路上，毛泽东简直比历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更远。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长时期中——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远离了城市和工人阶级。其间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直以他为首的那个共产党，凭借着武装的农民力量，始终困斗图存并俟机发展于边远的乡村中。他以为这样做并不危害共产党之成为共产党，并不妨碍这个党之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并不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利益。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换句话说，即为什么共产党跟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长期分离而仍能保持其为工人政党，并仍能起这样政党的作用呢？毛泽东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在当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后，他也不曾接触到这个根本的有关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可以分离”，为什么“可以分离”，即列宁当年为要创造一个存在于工人阶级之外与之上的革命党时，曾经精详地探讨了的那些问题，毛泽东却完全不曾探讨过。可是在事实上，毛泽东所做的是要使工人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实行史无前例的分离，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应该比列宁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问题。毛泽东却不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后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试问，他怎配称为伟大的战略家？
　　还有，毛泽东既不曾在理论上探索过“可以分离”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离”的道理。毛泽东所率领的知识分子的党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和他在政纲上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分离了二十四年之后，终于又复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资格复合的。糟糠夫妻睽违了不只十八年，回来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对于苦守寒窑的老妻是很难于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还有一些怜悯，却不会是早年似的恩爱了。如何才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实地为贫妇人服务，实在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极其复杂的问题。可是在毛泽东，这样的任务和问题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见那个长离基地的工人政党之可怕的变样，它那严重的官僚化的堕落，那种势所必然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完全没有在理论上预见到革命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分离”，更没有体会到“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因此过去并非有意识地实行了这个“分离”，现在也就不能有所准备地来完成这个“不可分离”。要使那个并不直接依靠工人阶级的、凭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充当工人阶级的勤务兵，要他们不以主人翁自居，该是多么艰难的一回事呀。如果党的觉悟领袖们，深深预感到这个艰难，并痛切地意识到此一艰难任务之能否完成有关乎整个党与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那末他们在不能不离，以及离而复合之际，又该多么戒慎栗惧，翼翼惕惕，不仅在内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对违反群众利益，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必须采取具体严格的步骤（有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拟议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对一切已经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泽东显然没有这样做。特别在防止和反对官僚制度的实际步骤方面，可以说连一点郑重的企图都不曾有过。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重逢以来，中共无论在党、政、军诸方面，都不曾丝毫放松过自上而下的、训政式的、军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发生，完全闭塞了下情上达的孔道，让官僚主义与官僚制度达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将中国的经济民生导入了空前紧张和痛苦的地步，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这点劳动大众的民主，以致官僚们能一意孤行，胡作妄为，不受丝毫群众监督。这问题如果缩小到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上来，如果仅仅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去寻找部分原因，那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由于毛泽东不懂得工人政党如在某种条件下和它的本阶级分离，则必须同时切记二者的不可分离，尤在事后要加倍强调这个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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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形出现在“先锋队”和它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倒是使政党失去其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谄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优越感则一定要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区域与工人阶级，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时时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列主义的斗争，同时却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藉以防阻与克制任何背离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作风或行动。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遇到了形势转变，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市，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要确保与巩固其无产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群众的民主来医治军事官僚性质的宿疾，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份上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比例，（今天中共的党员成分，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在“一千○七十三万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的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的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总之，长久分离与胜利归来的工人政党，如想真正成为工人政党，如想真正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以便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那末它的领导者必须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离”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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