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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东星航空有限公司（简称“东星航空”）最终以破产清算的方式走向死亡。我们认同投资人汪潮涌的判断，这个结局没有赢家，地方政府也不是真正的胜利者。某种程度上说，东星航空破产是武汉市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曾给政府带来麻烦、让个别官员不快的东星航空，再也不会成为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地雷”。特立独行的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恐怕也不会再有机会像过去那样大胆地操作一些冒险的商业行为。
不过，当地政府仍需面对东星航空破产所引发的诸多现实问题，如资产处理、人员安置等。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政府在处置东星航空危机中的强硬态度和凌厉手段，让部分投资人对当地的投资环境抱有疑虑。面对强势的地方政府，力量强大的资本有时也会感到无奈。
投资人感到不解的是，面对一家陷入困境的民营企业，政府应当力所能及地出手相救，还是自始至终坚持对其破产清算；当原股东、债权人和意向投资方有意重整并进行各种努力时，政府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共寻解决方案，还是关紧大门并设置障碍。
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在当地企业的发展中，尤其是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时，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在中国的商业史中，企业因获政府支持而兴、因被政府抛弃而亡的案例不计其数。除了国有企业的兴衰直接系于政府政策外，看似自由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被有形之手所掌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民营企业被动或主动地拉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寻求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甚至不惜放弃控股权，一劳永逸地归入国企阵营。
事实上，东星航空从筹备到运营的四年左右时间中，一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尽管兰世立和武汉市交委之间，曾在商业合作中出现纠纷。不过在东星航空从停航到破产的过程中，当地政府表现出的态度看上去不是理解和支持，甚至能让外界隐约感觉到政府言行中夹杂的一些情绪。
对于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政府而言，面对危局中的民营企业，无论是救助还是放弃，都有充分的理由，也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目标。问题是，政府应以什么标准来选择自己的行动，进而决定企业的生死？是具有弹性的法律，企业的性质，公司的大小，还是个别决策者的态度和偏好？
理想的情况是，在法律的范畴内，让市场自主选择，让市场主体进行商业决策，政府提供公平的环境及合理的准入退出机制，同时担当最后一道“防火墙”。
在东星航空破产案中，地方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发言，但主要由政府部门组成的东星航空破产管理人，以及地方法院的言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政府的态度。仅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些机构的行为与当事方及外界期待中的理想状况有一些差距。
例如，东星航空的内部人士曾指责破产管理人通过非法手段处理公司财产，用多种手段阻挠东星航空的重组，并以重组资所需金数额巨大为由反对重组的实现。而有投资人反映，破产管理人凭借并不全面的信息，就对投资人的实力进行评判，显得有些不够专业。
东星航空已成往事，大部分当事方认为是场悲剧，但历史无法倒退，无法从头再来。我们只是期待今后能少一些东星航空这样的悲剧，期待政府能在民企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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