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 ---- IV
袁大成
甲: 我们在前面的三次对话中讨论了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认为,改革也应象治病一样: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准确的诊断。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问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开始的。
乙: 正如中国政府自己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如果这场改革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分析为指导那也是难免的了。
甲: 不过,人们从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在改革开始以来的所作所为中还是可以看出,有一个思想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宣布了: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围绕着这一思想,中国官方和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思路:第一个就是以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其它各种各样的劳动及工资制度的改革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思路;第二个就是后来一度被誉为“改革的核心”的以物价改革为内容的所谓的“宏观经济改革”思路。显而易见,第一个思路是以对以往的中国经济问题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为依据的:即,以往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大锅饭”制度,所以养成了人人懒惰,没人干活。因此,“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一九八四年,我曾与一位在中国国家体改委工作的人士作过一次长谈和辩论。他就是用上述语言清楚地表达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想法。
乙: 以中国农村为例,中国农村打破“大锅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否说明了中国以“打破大锅饭”为内容的改革路子走对了?
甲: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改革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而改革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触及了这一问题。
我在<对话II>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有什么“大锅饭”养成了人人懒惰等等,而在于占人口80%的八亿农民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这一经济结构之中。不但如此,改革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又局限在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只能靠粮食生产来维生。与粮食生产上所安排的人数相比,这个生产所面对的市场就显得过小(八比二〕,在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民怎能不贫穷呢?
上大学时,我曾多次向来自农村的同学们问过:“你们为什么不进行多种经营?”他们都回答:国家的政策要“以粮为纲”。其实,象中国政府这样很抓粮食生产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无数次大饥荒,特别是来自六十年代初中国所发生的大饥荒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也是无可否认的。问题只是在于:需要不需要安排这么多的人去从事粮食生产呢?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首先使这种“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受到了冲击。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成败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有了较大的自由把自己从过去那种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包括近来蓬勃发展的农村工业生产。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就是从这种角度触及上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人口过多地分配到农业生产上这一基本问题,所以才使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不过这却不是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责任制的原初目的。大家知道:这种责任制原本是为了刺激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乙: 你的意思是说,中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并非是刺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来的,而是歪打正着,农民们因此可以把自己的积极性从过去那种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去所带来的。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少也是解决你所讲的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的基本途径呢?
甲: 那就并是这么简单了。如果要循此径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人口过多地局限在农业生产上这一问题,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实际上,这一方法的有限性已经很快暴露出来了。
首先,土地被分成几亿个小块以后,使得中国原来就不多的农业机械被从农业生产中淘汰出来。开始还是耕牛代替了拖拉机,后来又是人力代替了耕牛;因为农民们很快感到为一二亩地养一头牛是不合算的。这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使中国农民最终发现那一二亩地也是不值得去种的,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土地抛荒问题。除非中国政府重新使用强迫性的行政手段来干预,否则中国将会遇到严峻的粮食危机。然而,这种干预又会遏止中国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进程,使得中国经济中劳动人口过于偏于农业这一基本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并使国家难以卸下对农产品的财政补贴。
其次,中国农业劳动人口过多问题还来自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即:长期以来,在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的支配下,中国一直舍不得放弃廉价劳动力这一中国“优势”,从而使中国既有的工业生产规模相对于中国的社会购买力来讲已经过剩,这使中国城市人口的就业都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不得不动员城市多余人口上山下乡去的基本原因。现在,要使这一过程扭转,不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不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容量是不行的。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另外两个基本问题。因为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这些基本问题,所以,中国农村生产领域的扩大很快遇到了中国国内生产狭小的限制。这一点最初在八二年和八三年以“卖粉条难”,“卖猪难”,等现象表现出来,现在又以大量的村办企业的亏损和倒闭及失业“盲流”等问题的出现而表现出来。如果指导中国经济的思想没有改变,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难以改善社会广大成员的生活状况。
乙: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无法绕开我们前面的对话所提到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那些基本问题的。
甲: 是这样。然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却仅仅凭中国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最初几年成果,就兴奋地把“打破大锅饭”当成万应灵药来看,并到处搬用。这难免过早地限制了中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实际上,改革以前,中国农村所实行的那种每天计工分的制度很难讲是什么“大锅饭”。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农民“懒”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劳动人口的分布结构和农业上的瞎指挥造成的,却一直没有人去稍作分析 。
乙: 如果说,中国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由于至少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农民从过去那种过于局限在粮食生产上的极端作法中释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以“打破大锅饭”为内容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方法在中国城市工业部门的改革中效果又是如何呢?
甲: 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实际上,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为”大锅饭”,不但过于简单,而且所谓的“大锅饭”在中国其实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幻影;中国的经济改革竟向这个自己虚构出来的幻影开战,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乙: 你怎么能这样讲!人人都认为,长期以来,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职工们干多干少拿的钱都一样,造成了人人吃“大锅饭”的严重弊端,极大地挫伤了职工们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打破“大锅饭”,坚决拉大收入差距,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甲: 当然不是事实! 实际上,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企业一直实行八级工资制和学徒工制。在此这制度下,工厂所招收的新工人一般要经过2-3年的学徒期以后,才能根据其表现升为一级工;然后,要再根据以后时间的表现升为二级工;如此等等。(这还是就一般情况来讲的,同时还有其它各种不同的工资制度〕其实,尽管有许多工作几天就可学会,但那些学徒工们还是不得不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领取仅仅17-20元的难以裹腹月工资。我自己就曾在中国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五年,如果说那时工厂的工资制度有什么弊端的话,那恰恰是:许多工人们干的工作一样,工资却不一样。如果把这样的工资制度搬到西方国家来实行,早就引起工人们造反了。一些人竟把这种连起码的同工同酬都没有作到的等级工资制说成是人人平等的“大锅饭”。真要惊叹这些人的想象力了!
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们把中国经济的落后归咎到中国工人们的懒惰,并认为是一个太平等的“大锅饭”制度造成了这种懒惰,所以,改革以来,在一片“打破大锅饭”的叫声中,各种各样挖空心思而来的招式纷纷出笼,什么“满负荷工法”,“指标分解法”,“计分计奖”,“倒扣工资”,“五等奖金”,“秘密红包”,“浮动工资”等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有一点肯定不会变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仍会竭力维持举世闻名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
乙: 就算“大锅饭”是虚有的,那中国也有“铁饭碗”啊!人们认为,以往中国由于不允许有失业,企业不能辞退工人;工人们有了“铁饭碗”能不懒吗?许多工厂陷入亏损和倒闭不就是因为没人干活造成的吗?这样的话,中国经济能不落后吗?
甲: 首先,即使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企业并非无权辞退工人;事实上,“开除厂籍”的处分到处都有使用,这并非改革以后的新鲜事。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并非没有失业,而是有着比今天西方国家更严重的失业。我这里所讲的失业并不是指现在中国报刊上所讲的什么企业内部的“隐性失业”,也不算中国过去一直动员城镇知青下农村去及中国过去几次经济“大调整”时把上千万工人遣送到农村去挤到有限的土地上混口饭吃等等一些事,而是指长期以来的中国城乡人口中一直存在的大量的,实实在在的失业现象。我在中国长大,我亲眼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四处奔走,我也看到过许多年轻人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只能靠父母碗里那点饭维生。然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些人只能算作“吃闲饭”的无业人员,而不算是“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把“UNEMPLOYMENT”翻译成“失业”有关;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失去工作”的人才算是失业,而那些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芸芸众生只不过是“无业游民”,“无业盲流”或“闲散人口”而已。实际上,“Unemployment”的正确中文译法应该是“无业”。无业即失业。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的无业率亦即失业率就一直很高。根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不在业”人口占十五岁以上的人口中的21.78%<1>。除去其中的在校学生和退休及退职人员,无业人口仍高达16.11%<2>。尽管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一九八二年,中国的就业状况比以往已有很大的改善,但16.11%的失业率仍大大高于今天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失业率,也高于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的一九三一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失业率(16.5%)<3>。这么高的失业率正是中国那种“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创造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使中国国内市场过于狭小所造成的,现在又怎能靠制造失业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的方法去拯救中国经济呢?
另外,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是把“铁饭碗”想象得过于仁慈了。其实,尽管中国工人们手上的饭碗有“铁的”,但却并不防碍这饭碗常常也是空的。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千方百计地为他的妻子在一家色纸厂找到一份又赃又累的工作;因他的妻子原先工作的一家家用电器厂因长期无定单而陷入停产状态;工人们已好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工厂仍要求工人们每天来厂学习。以这样的“铁饭碗”来保持一支可供随时役使的劳工队伍,任何厂主都是欢迎的。然而,对于那些工人们来讲,在那找工作比登天还难的日子里,谁又敢放下那已经空了的“铁饭碗”呢?
把中国一些企业的亏损,停产和倒闭推倒工人们身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工厂遇到这类问题都并非是无人干活造成的,而是无活可干造成的。这也可以从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中看出来。而这类问题只所以发生,大都是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狭小所致。其根源当然应该去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去寻找,岂能靠一句“工人懒”就可推卸掉!
至于把工人们一家人的生计换成随时可被剥夺的其它什么“饭碗”后,工人们的工作热情是否可以空前高涨,那还是值得争论的事。然而,日本人在谈论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就时都忘不了指出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使日本工人们有了以厂为家的归属感。他们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日本工人具有了其它国家那些只有临时观念的工人们不可比拟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这种经验当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也至少说明了“铁饭碗”与“工人懒”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管理制度没有可以变通的地方。但是,如果以为中国只要制造出一大堆失业来,中国经济就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想的太美了!
乙: 然而,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毕竟加快了;你难道能说这和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无关吗?
甲: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出于非经济的考虑,几次以“齐步走”的方式大面积地提高了中国职工的工资并补发了工资,同时开始把上山下乡的知青招回城市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提高了。这显然是和新货币的注入启动了中国的市场有关。从那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更是和中国社会生产所面对的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密切联系着。需要提一下的是:中国职工的收入增加使中国经济学家们感到威胁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惴惴不安,这就难怪中国政府又“三令五申”地加以压制了。
当然,工资制度的改革在一些情况下使中国一些产业部门的工人们干活更卖力了。但是,无论工人们怎样卖力干活,都不等于经济已经增长,产品还需卖出去,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否则更卖力地干活只能导致更大的赔本而已。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打破大锅饭”和“打破铁饭碗”的改革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收入增加和出口的增加等其它因素带来的,这还是值得分辨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中国的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每年仍有大量的工厂亏损,倒闭,破产等等,这还能再用“大锅饭”,“工人懒”来解释吗?
另外,一味强调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如何使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的说法也是过于偏颇。实际上,这种改革的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否认的。现在所搞的硬性拉开收入的差距,每月都搞一次奖金评比的作法已在工人同管理干部之间制造了许多矛盾,纠纷甚至冲突。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每次都使很大一部分工人们感到被歧视和被欺凌,从而使他们感到沮丧和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一再呼吁享有更大的工资分配权力的企业管理干部现在也日益感到头疼;他们开始抱怨说,国家每次所给的升工资的名额只够给一部分工人,他们真不知道该给谁为好。为了减少纠纷,他们只好把工资升一级变成升半级,从而把升工资的面积从5%扩大为10%,如此等等,以求平衡。但这样作往往又招致中国政府方面的指责,说是又搞了平均主义。结果弄的这些管理人员两头挨骂,真是苦不堪言。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们仍在一个劲地叫嚷:要坚决拉大收入差距,等等。这至少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缺少足够的敏感。
谈到这里,我们只是讨论了以“打破大锅饭”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成效,有限性,和负作用等问题。然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作法的最根本的评价还得回到它的出发点去。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讨论:中国的贫穷问题,究竟是否是由中国工人们的懒所造成的?
乙: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甲: 那还不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大肆宣传的结果。当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勤俭致富,懒奢致穷”也是从上千年的家庭日常生活中所归纳出来的一种常识。另外,几十年来,在资主义企业管理式的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一直用来教导中国民众要勤俭积累以发展生产的那一套观念也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符合的。加上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又是不停地向中国民众宣传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们怎样在资本家的驱使下卖力干活,受尽剥削,等等。所以,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人突然发现,原来竟是自己穷得不能和西方国家的人民相比。于是有些人就很自然地认为: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工人们没有人来剥削,没有卖力干活所造成的吧。因此,当一些思想肤浅的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为中国工人们“懒”时,立刻引起了广泛地附和也就毫不奇怪了。
乙: 这么说,你是不能接受中国工人们的懒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这一说法了。
甲: 我不能接受这一种说法,因为这一说法的前提本身就是有违事实的。
三年前,我刚到澳洲时,不止一次听到澳洲人问我:“听XX讲,你们中国有大锅饭,造成人人懒惰,几十年没人干活;这是真的吗?”我说:“这是胡说!没人干活,讲这话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我对这些澳洲人讲:“举例来说,你们的新国会大厦只是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你们用了整整七年才建成;中国的却只用了十个月。你说中国工人们懒吗?”他们听了无不表示惊异。其实,象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来。
乙: 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了;后来早已不是那样了。那种靠革命口号所激励的干劲是不能持久的。
甲: 这就是说,如果硬要说现在的中国工人们已经变懒的话,那也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那种“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追求积累的热情的支配下,使得中国的劳动者们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更加贫穷所造成的。
事实上,在整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中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及主动精神是其它任何国家的工人们都无法比拟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工人们都曾相信过:他们的努力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然而,由于理论上的失误,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仍然沿用那套“剥削越多,积累就越多,增长越快”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结果不但造成中国经济因市场狭小,经济失衡而无法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使得中国的工人们劳苦一生,却仍然一贫如洗。因此,如果要讲中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已经减退,那又能怪谁呢?
我在中国的工厂工作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了。那时我所在的工厂每个档车女工要照看三十几台织布机;一个工班干完,要跑六十华里以上的路程,每天的工资不过一块多人民币;在那时只相当四十多美分钱。那些硬说中国的贫穷是中国工人们懒造成的人士们想一想:在美国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人,为了那么一点钱去干那么重的话吗?
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也即使八八年,我从一份中国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份报道,说的是中国某大学需要招几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作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作,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元人民币,这只相当澳洲的清洁工的半个小时的工资,在当时的中国还买不起一两茅台酒。然而,即使为了这点工资的工作,还在该校的大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竞争。面对这类事情,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中国贫穷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中国人太懒了,还是太勤了?
老实讲,象中国工人们那样有时为了甚至难以糊口的工资去卖力干活的事,在当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里恐怕很难找到。我在中国工厂工作时,看到过许多中国工人们由于长年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而未老先衰。那时,我所工作的那家工厂的仓库中堆满了已经存放了多年的纺织品,然而,许多工人们自己却很少有第三件内衣以供换洗。尽管这家工厂的产品因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大量的利润,而那些人均创利数万元的纺织工人们一家人的住房却只有八平方米而已。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来。然而,许多中国人听了却不以为然;因为这正符合他们那关于中国需要加强剥削以补上“原始积累”这一课的理想。其实,中国几十年来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XX一方面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来激励中国工人们去“比贡献”,去“大干,苦干,拼命干”,另一方面却不时地动用xxxxxxxxxxxxxxx。现在,又把贫穷的责任推到中国工人们身上,而一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中国人士们也马上摇头晃脑地对中国工人们的“懒惰”表示义愤。各种专治工人们“懒”的招式竟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这实在太可悲了!
中国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承认是中国的过度剥削及无能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赤贫。相反,他们一直深信:剥削可以带来积累,而积累本身就是财富。现在的中国既然连中国政府都很穷,那一定是中国工人们偷懒没干活造成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工人们犯了“仁慈”的错误。现在,只有把饥饿的鞭子抽得更狠,才能使中国工人们更卖力的干活,才能使中国经济有更多的积累和更快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思路实质上就是来源于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统治着中国经济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很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所限定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以这种思路来主导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乙: 照你这么一讲,中国以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为内容的改革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简直就是倒行逆施了?
甲: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没有可以变通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改革如果以此为主就没有切中中国经济的要害。实际上,如果置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于不顾,老是在企业管理方面敲敲打打,这样的改革未免有点舍本逐末。如果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没有改善,单凭企业自己挣扎,也许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一些企业改善一些情况,也许可以帮助一些企业把另一些企业挤出市场,但却很难凭此改善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其实,一个工厂无论怎样驱使工人们卖力干活,都决定不了它的产品是否可以最终卖出去。相反,一个国家越是起劲地剥削其国民,其产品也就越难在国内市场上卖出去。其中的道理我在上次对话中已经讲过了。
乙: 关于以“打破大锅饭”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物价改革吧。
甲: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条基本思路就是这些年又被称为“改革的核心”或“改革的关键”的物价改革了。原来,中国经济学家们还发现,中国之所以贫穷,除了中国的劳动者们懒以外,另一个原因竟是中国卖给自己人民的物价太低了!这个观点也象上一个观点一样,一经提出就风靡了不少“有知识”的中国人。
乙: 改革以来,中国国内的物价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物价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因此,为了理顺被扭曲的价格,物价的上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 泛泛地谈论“价格的扭曲”是不够的。如果真有“扭曲”存在,那就应该先找出是什么地方扭曲了,怎样扭曲的,为什么会扭曲;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以为只要把物价提高就可以把“扭曲”问题一扫而光,这种想法也过于简单,实际上,其作用也往往适得其反。
乙: 比如说,中国物价扭曲最严重的地方是一些主要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的问题;国家财政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涨价能行吗?
甲: 我在《对话II》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作过两头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过多的劳动人口局限在农业生产上,使得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无法实行。这样一来,为了那一个人种几亩地的小农生产还能维持下去,就非得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是农业劳动者从那种小规模的生产上获得足够的收益来维持生活。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农产品的销售那一头所面临的却是使中国经济具有举世闻名的“廉价优势”的低工资劳动者;这一情况就限制了中国政府很难把农产品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到挂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即便如此,中国城市的工资劳动者还不得不把其收入的60-80%用于食品的消费上;在这种情况下,食品的价格怎能再提高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果不去改变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仅仅靠提高物价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的城市居民已把其收入的60-80%用于食物的消费;如果提高食品的销售价格,比如40%,那么城市的工资劳动者显然是难以维持原先的生活水平的;这势必要求中国政府以某种方式补贴城市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不可。然而,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又会感到心疼不已,觉得非要设法弥补不可;于是有引起了城市工业品和其它各种费用的价格上涨。结果农业生产者们又回到了原先的相对贫困的地位,再次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样,经过一番物价的轮番上涨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形成一个循环。这就是被称作“魔鬼三角”的,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头疼不已的“比价复归”现象产生的过程。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购销经过倒挂问题所产生的背景,仅仅靠提高价格的方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换句话来讲,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没有改变时,中国政府就只好背起这个包袱。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把大量的失业人口放到农村去等政策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分配方式,实在不必过于“长疼不已”。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一方面通过推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上逐步实行大规模的集约经营来逐渐减少农业人口,即提高农业生产上的产出/人员的比例来增加中国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人均收入,同时,要有计划地把从农业生产中退出的劳动人口安排到其它生产部门去;另一方面,在逐步地提城市人口的工资收入的前提下,逐渐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直到完全消除“扭曲”。需要强调一下,在这里,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大于食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成员的消费面积才会扩大;而只有这样,从农业生产部门退出的劳动人口才有可能被安排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
中国还有一类“价格扭曲”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换引起的。解决这类“价格扭曲”问题,一般可以在不动有关终产品的零售价格的情况下作到。比如说,一家纺纱厂向一家织布厂供纱;假定在过去,这家纺纱厂是以含有1%的利润的价格向织布厂供纱的,而织布厂则是以含有100%的利润的价格向市场提供布匹。在过去的体制下,由于各厂的利润都是统收统支的,所以这两家工厂也相安无事。实际上,它们只相当于政府的纺织部门的两个车间而已。然而,在新的体制下,由于企业要靠利润留成来作许多事,如果还要维持原先的价格体系不变,这两家工厂就会显得苦乐不均。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在维持布匹的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把棉纱的价格调整到原先由布厂所独占的100%的利润变成为两家工厂各占50%的水平上。这个方法需要国家允许织布厂因此上交的利润相应减少。如果国家仍坚持布厂上交的利润不得减少,那么,布厂也只好跟着提供产品的价格。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终产品的价格的普遍上涨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工资就得非涨不可。这样,经过一番物价轮流上涨,纱厂那样的企业又会因为各种费用的上涨而重新回到原先的地位;又一次出现“比价复归”的现象。我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这类问题在中国大概不会少。这种类型的物价调整实质上是企业之间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一般可以在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得到解决。否则将会引起各种价格的轮番上涨,使得“扭曲”又在“比价复归”中重新出现,弄得白忙一场。
上述例子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原先纱厂一含有100%的利润的价格供纱,而布厂以1%的利润卖布,那么,调整是仍可在保持布匹的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棉纱的价格到两家工厂的利润各为50%的水平上。
总之,要解决中国物价中的“价格扭曲”的问题,要通过具体的分析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靠一哄而上的大涨物价的办法,将会推动物价轮番上涨,从而出现“比价复归”的现象,而“扭曲”却安然无恙。
乙: 中国物价问题中还有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双轨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已使现在的中国社会“官倒”成灾。不取消“双轨制”,让价格随行上市,这种利用差价倒买倒卖的问题怎么解决?
甲: “双轨制”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的初期根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建议而实行的。当初仅仅为给企业一点刺激,就提出这么大一个改动。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当初根本未加周详考虑的结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直截了当地取消价格的“双轨制”,重新对那些容易引起投机倒卖的商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以为干脆让价格完全自由开放就能消除“官倒”之类的投机倒卖问题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样作只能适得其反。正如你不能想象在中国一旦取消了火车票的定价就可以是倒票的票贩子们绝迹一样。实际上,从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中渔利本是自由经济中合法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实行自由价格只能使中国的各种倒卖活动更加猖獗;所不同的只是使原先一些不甚合法的事变成完全合法而已。
总之,在中国当前这样一个投机风气盛行的时期,严格的价格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官方人员从事倒卖渔利的事更要靠民主监督和严肃法纪来解决。我知道我这番话同那些追求价格自由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相冲突。撇开价格自由所引起的倒卖投机活动不谈,价格自由所操纵的社会生产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福利,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的对话再讨论。不过有一点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注意:稳定的价格是当代任何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也是当代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
乙: 中国的物价上涨还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即: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问题。改革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消费膨胀”的新问题。这使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物价的上涨是由供求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的物价改革不过是顺应了供求关系的要求而已。
甲: 首先,我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们所宣传的“供不应求”一事的真实性是有怀疑的。多年来,我多次在中国的报刊上读到过这样一类报道,说的是中国许多商店如何罔视消费者们的健康,把许多积存了好几年的食品还摆出来出售。这类报道都列举了许多实例。另外,我在中国一家纺织厂工作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了,但许多六十年代的产品却还如山似的堆积在工厂中的庞大的仓库里。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物质产品已经极大丰富”了,但至少也说明了:比起中国人每天所得的那点可怜的收入来讲,那不很丰富的产品已经发生过剩了;“供不应求”从何谈起呢?
的确,长久以来,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许多家庭连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力满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就不能再用“供不应求”来解释了。实际上,在中国一直有着大量的人口在失业。他们过去被送到农村去,现在又成为城市中的“盲流”而流落街头。另一方面,中国又一直有许多工厂由于缺乏定单而开工不足,以致陷入停产或倒闭。面对这种情况,还借口“供不应求”来提高物价,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如果中国市场上真的“供不应求”,那么为什么不去扩大生产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市场上以及其低廉的价格倾销中国的产品。国际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中国大量的企业就会紧张不已。如果中国的商品真的“供不应求”,而逼得中国在国内市场上一再大幅度地提高价格不可,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一再以降价,贬值,补贴等手段来拼命增加出口呢?
至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所叫嚷的“消费膨胀”一说,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九八九年初,包括中国的<人民日报><4>,<求实><5>,<经济学周报><6>等在内的几家刊物都透露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膨胀”的问题.这些报道根据中国近年来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消费水平的增长同国民收入增长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之间的比较,以及收入,储蓄和消费三这之间的比例等等数据,对所谓的“消费膨胀”一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膨胀”一词本身解释一个含糊不清的用语。请问:什么是“消费膨胀”呢?如果是指国民消费水平比过去提高了,或者是中国的术语中的“消费基金”比过去增加了,那么,这种“膨胀”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过程必然也是一个“消费膨胀”的过程。因此,大可不必要为此惊慌不已。相反,如果象中国过去那样,一方面又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力图保持消费不变,那才是过于荒唐呢!
当然,有一种“消费膨胀”是应该坚决制止的。这就是中国各级官员们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和公费旅行之风。尽管这种吃喝之风对中国的饮食业不无好处,但是,这笔开支还是用在建设养老院上为好。对于中国的官员们利用公款“消费膨胀”的问题,应该靠法令和加强惩治来解决,岂可以提价的方式把负担转嫁到一般老百姓身上去?
乙: 你可以讲更多的这种产品或那种产品在中国的某厂或某地积存了多少年的例子。然而,根据统计,中国的社会总需求一直大于总供给。例如,据统计,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社会总需求是4663•60亿元,总供给只是4210•70亿元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是452•90亿元;到了一九八七年,总需求已达10961•30亿元,而总供给只达到8869•20亿元,二者之间的缺口达2102•70亿元<7>。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国内市场上“供不应求”的问题的严重性。你怎么能只根据生活中一些现象便对由铁一样的统计数据所证明了的“供不应求”的存在发生怀疑呢?
另外,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连粮食这样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很紧张,使中国一直都实行粮食的定量供应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又怎敢提高社会的收入水平呢?
甲: 我一直对中国一些刊物所发表出来的这类统计表中所使用的有关术语的含义及数字统计方法持有很大的疑问。如果总需求指的是一年内社会所有成员的工资收入总和,那么,请问:总供给指的什么呢?是指一年内社会零售商品的销售总额?还是指一年内所有的消费品的生产总额?或是指零售商品的库存总额?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销售总额,那么,未销售的部分是多少呢?这样,所谓的“缺口”岂不只是人们的总收入与总开支之间的储蓄吗?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一年内所有消费品的生产总额,那么,产品并未全部售出,又怎能知道其总额值多少呢?而且,生产总额是否代表了社会已有的生产能力的充分表达呢?如果社会生产能力并未充分表达,那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零售商品的库存总额,我还是可以把上述问题再问一遍。即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比较指的是现有库存同人们手上的现有货币之间的比较,那也不能得出供不应求的结论;因为生产是可以连续进行的,库存只是其中部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一个环节而已。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总需求指的是一年内所有收入的总和,那么总供给是否计算了中国社会各种非物质生产领域所提出的各种服务的价值呢?从“总供给”一词的提法来看,我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所发表统计中所讲的“总供给”一词只代表物质产品的价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某甲一年中去某乙处理发用了十元钱;某乙又用这十元钱去某丙处上课交了学费;某丙又用这十元钱去某丁处买了面包。那么,这十元钱在一年内分别作为甲,乙,丙,丁,四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共四十元而计算到社会的总收入亦即你所讲的总需求中去,而总供给则只计算了物质产品,即面包的十元钱产值而已。这样怎么不显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呢?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可以在统计表上制造出这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假象。中国政府如果据此就相信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就匆匆大涨物价来弥补“缺口”,那计算被愚弄了。稍有头脑的人应很难相信中国竟出现了达总供给的四分之一的“需求缺口”。实际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谨慎地奉行一种1:8 的理论;即国家每发一元钱的工资,必须提供至少8元钱的物质商品的市场上去。长此以往,怎么会弄出一个1大于8的结果来呢?
如果“供不应求”真的发生,那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提高物价来解决不可。那种以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来维持的仓库充实和货架繁荣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人民贫穷。我在<对话I>中已经讲过:一般来讲,“供不应求”是一种良好的经济现象;它意味着生产可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如果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不要动辄就以提高物价的方式来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供不应求”是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的方式来解决的,从而使平衡正向移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参看<对话I>)
现在有种时髦,即一提到物价,许多中国人就大谈“供求关系”如何如何。在他们看来,商品只要还能卖出去,价格就应该涨上去。有人曾和我硬争,说什么价格上涨的上限是卖不出去为止。那么什么叫“卖不出去为止”呢?猪肉的价格即使涨到1一百元一公斤,在中国也是能卖出去,当然这样猪肉只能在国宴上出现而已。
亚运会后,北京市政府试图把亚运村的几千套住宅售出,标价为二十万美元一套。这样的价格相当于中国一个普通工人二千年的收入总和;即使说,如果人民把自己的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房款,那么,从秦始皇时代付起,到今天也只是付了一半而已。这样发疯的价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利用高价来发财的简单思想。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才卖出去了一套;据说还是一个香港人买的。这到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北京住房市场上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市的商品市场。但是,北京市的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否因此就解决了呢?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种事在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上海市仅静安区就有八亿元的商品房卖不出去。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还可以象以往那样振振有辞地所,这是因为这些产品“产销不对路”造成的;根据市场解决的法则,不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欢迎的商品应该调整掉,云云。那么,中国那些多年三代人挤于一室的老百姓会对这些经济学家们说些什么呢?
由于中国人的偏颇理解,“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中国常常变成了“有求必涨”,一直涨到卖不出去,就开始“调整生产”;以后再遇到需求上涨的机会,这个过程又重复一次。实际上,尽管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还很穷,然而,为了维持高价以销毁产品来“调整”生产的是已屡有发生。这种现象对于那些侈谈“以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以价格来决定生产”的人来讲应该是一付清醒剂。其实,所谓的“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这些人的所讲的意思中,不过是用涨价的方式来满足需求而已。如此省事地满足社会需求只会使中国的老百姓去望饼充饥。尽管这在有些时候也可能使某些人发财致富,但却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增长。
乙: 那么,依你看,中国应该实行哪种物价政策呢?
甲: 如果中国人目前还不能较理性地从事经济活动,那么,国家对市场物价,尤其是消费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就是值得考虑的。我说的这种价格控制不是中国政府以往和现在所作的那种维持高价的作法;而是反过来,应该对商品实行最高限价。这一点我已经在《对话I》中提到过。现在,我来进一步谈谈制订这种最高限价时的依据应该是什么。
第一,对于不同的商品的最高限价,可以根据其生产的速率来制订。比如说,产品A的生产速率是VP,那么,产品A的最高限价可以考虑定在能使产品A以VS的速率卖出去的水上,使销售速率等于生产速率,即VS=VP。这实际上也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但是,由于这个价格是限定了上限的;因此可以阻止“有求必涨”的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这样,当需求上涨时,由于限制了价格的上升,销售速率将会增加,从而使市场上产生了需求拉力,带动了生产的增长。
第二,可以根据生产成本来制订相应产品市场价格的最高限价。就是说,国家可以根据某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来制订该项产品的市场价格的上限。这样的话,由于社会产品的平均成本水平和社会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那么,这样定出的各商品的价格与人们的工资相比就不会高的惊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不要相差太大,各项产品的价格中所含的利润又是合理的,那么,人们一般都会买得起这些产品的。如果某项商品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其生产成本,人们还是买不起,那就是项产品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项产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就要设法抬高该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般是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商品,其价格就越低。社会生产对每项社会需求的满足速率,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比如说,在既有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上,建造出某一规格的住房,从最出的原材料生产到整个房屋 的建成,假定共包含了五人X年的劳动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社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差不应太大,所以,由生产成本所制订的房屋价格就不会超出一般人的五年工资总和太远。如果加上比如说20%的利润,那么房屋的价格就相当于一般人平均年收入的六倍而已。在这样的价格下,一个人如果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此房,每次付款占其收入的30%的话,二十年内即可付清房款;绝对用不了现在那种需200年甚至2000年的工资总和去买一套住房。
乙: 但是,你这种控制物价的办法会不会极大地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呢?要知道,通过提高物价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也是中国的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甲: 生产者指谁呢?如果指的是工厂的工人们,那么很难相信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因物价的上涨而高涨。如果指的是工厂的老板,那么,长期以来,在中国这个老板不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吗?难道中国政府只有在高价的刺激下才愿意生产吗?
当然,中国现在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它生产者。企图以提高物价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的确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关于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想法。中国经济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物价一提高,商品就可以“一涨就多”,中国市场上就会充满了琳琅满目的漂亮的商品供人赏心悦目。当然,这一想法也又一次地引起了中国的经济学界起哄式的附和。一时间好象物价一上涨,“翻二 番”的宏伟目标就可以马上实现的。然而,我还是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力惊异不已。中国经济学家们竟然不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当社会的收入水平被限定时,社会产出与物价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收入水平一定时,物价上涨将对生产发生抑制作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一九八八年,当中国政府再一次大幅度提高物价以后,中国的四川,浙江,湖南等省很快传来猪肉涨库和卖猪难的消息。这倒真是发生了“一涨就多”这回事。不过这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猪们由于兴奋而迅猛生长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的消费者们囊中已空,只能望肉兴叹造成的。然而,这种消息并没有引起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反省。相反,中国经济学家们在号召中国的消费者们“勒紧裤带过几年紧日子”的同时,又趁机以坚决禁止“乱发奖金”的方式来向中国的老百姓显示自己是多么认真地治理为了刺激自己的积极性而制造出来的物价飞涨的。这里,我可以给你讲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政府对物价和工资 二种态度是多么截然不同:一九八八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同时,武汉市政府给武汉市民们只多发了三元钱的补贴,马上就受到了严厉指责,并下令武汉政府马上追回那已发出的三元钱。同这种严厉态度相比,那治理物价的叫喊就显得过于虚张声势了。
这种由于物价的上涨而引起的对生产的抑制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自一九八九年开始出现的一连几年的普遍的“市场疲软”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是其它国家抵制中国的商品而造成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八九年在内,中国的商品的出口值连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如果你把八九年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地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么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多么大的物质量的增长就可想而知了。显而易见,引起中国大量的企业生产停滞的“市场疲软”的问题,并非是什么其它国家抵制中国的商品造成的。它不过是八八年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物价以后,使得中国的消费者们不得不勒紧裤带所引起的市场效应而已。根据我们在《对话I》中所讨论的平衡移动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种疲软的出现也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这种以为大幅度提高物价就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的想法,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一惯只重视社会经济的供应方面的思想的表现。实际上,带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是市场上出现的需求拉力。这一点要比把物价抬得很高更重要。物价的上升不可避免地要冲销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是得市场失去了来自有效需求的拉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就难以谈起。
乙: 既然提高物价有这样不好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物价呢?
甲: 这和现在许多中国人硬要相信剥削和失业对经济发展有美妙作用一样,只能用愚蠢来解释了。实际上,我在《对话III》中已经讲过,中国XX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二种角色:一种是产业资本家的角色;另一种是商人的角色。做为前者,给中国工人们多发一元钱的工资都会使中国经济学家们心疼不已;做为后者,中国经济学家们又很自然地想把物价千方百计地升上去。这两种心态不但在过去支配了中国的经济,而且也是改革以来中国两种改革思路的思想基础。由于一般人也是以这种方式来思维的,因此,中国的这种作法能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得到附和与赞同也就毫不奇怪了。
乙: 中国官方一直说物价改革只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还是略高于物价的上涨水平。你是否认为这些统计数字是假的?
甲: 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中国官方所公布的统计指标掩盖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实际严重程度。另外,中国所发表的物价指数是通过调查了上万种零售商品的价格所得出的平均值。但是,中国民众的收入的绝大部分是花费在食物上的;然而,正是这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在中国的几次物价改革中有了成倍的增长。由此可见,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然而,中国一些所谓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却把老百姓的不满斥之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其实,中国工人们一天的工资也只够买半公斤猪肉而已。这样的物价/工资比例,怎能使中国的工人们端起碗来就有肉吃呢?
中国经济学家们不去到自己的头脑中去寻找中国贫困的根源,却只盯着工人们的“锅,碗,裤带”之类东西打主意,这样的改革尽管有时可能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效,但其作用终是有限的。
除了在方法上存在着许多值得质疑之处以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没有触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目的是什么?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的统治下,中国政府一直把国家资本的增值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最高目标。在中国政府看来,“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为了国家资本的增值,中国不惜河流变成臭水沟,城市变成大烟囱,甚至不惜以XX来维持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得意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人和生产的关系一直是被颠倒了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在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改革的得失成败”的口号的指引下的这个改革的全部思想都在于怎样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而已。另外,中国人并没有弄明白:几十年来,正是中国的过度剥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中国人民的贫穷;相反,在仍旧是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的支配下,中国经济学家们继续相信:物价越高,劳动力越廉价,中国经济就会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积累。因此,改革以来,中国一方面在拼命驱使廉价劳动力们“满负荷工作”的同时,另一方面,却一再大幅度地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物价。举例而言,到了一九八八年,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天工资不过只能买一茼可口可乐而已。然而,为了国家资本的增值,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盖起了雨后春笋般的豪华宾馆。以北京为例,据报道,北京市每年所接待的海外游客不过是一百万,而北京所盖的豪华宾馆的接客能力却达四百万。与此同时,中国却有大量的家庭仍是三代人挤于一室之中。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有70%的新婚夫妇无法得到一间住房;他们只好与父母同住一室。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把人作为目的,所谓的改革迄今为止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榨取劳动者们的血汗上改来改去而已。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由于物价连年上涨,使得靠工资维生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从而
文献索引
<1>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海外中文版,经济导报出版社,第105页。
<2> 此数据根据上书第105页及第106页两表数据计算得出.
<3> <MODERN WORLD HISTORY>. A.G.L.SHAN, P459,1966年版.
<4> <人民日报> 海外版,1989,5月16日.第二版.
<5> <求是>,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6> <经济学周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7> 参看严炳洲<双涨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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