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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业是也。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每一行都能干出名堂。这话有道理，因为古今中外，事业有成者，分布于各个行业和职业。但客观地说，各个行业的市场规模、资源条件、体制机制等是不同的，自然地，不同行业的生产力就不一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奈特就曾构建过不同行业的生产函数。规模和生产力不一样，其重要性也就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会把不同产业列为重点和支柱产业。地位不一样，机会就不一样，不同行业的工作环境和所得就会有差异。因此，俗话又说，“男怕入错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工作，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回报。当然，“男怕入错行”，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是行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不同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个个人与工作岗位的匹配问题，对张三是好的行业，对李四则不一定，因为不同人的禀赋和偏好不一样。二是流动性问题，若流动成本低，进入某一行后发现不满意，可以立即撤出，但若流动性差，就非常可能会“锁定”在那里，因此行业的选择变得很重要。
“男怕入错行”现在仍有现实基础，专业选择、就业选择仍是摆在青年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行对人们的约束是越来越小了，男不用怕入错行了，至少怕的程度要比以前小很多。原因有三。
一是教育的普及使人的工作转换能力不断提高。前面讲过，行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人能否胜任某一行以及能胜任几个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包括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变通能力等。能力强、素质高的人，不仅能在某一行取得令人尊敬的成绩，往往还能适应不同行业的工作。因此，能力成为了决定一个人是否怕入错行的重要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处理不均衡状态能力的价值》，以前没有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但现在有很多文献引用它了。他说一个社会将不断地从不均复归到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能力叫“配置能力”（allocative ability）很重要，它能帮助其拥有者更好地配置自己的时间、资金等资源，因而是有价值和回报的。这种能力的获得主要通过教育这一途径，也就是说，教育和培训能提高人们的行业工作胜任能力以及跨行业工作的能力。
在教育普及之前，除与生俱有的能力外，其他能力主要通过父母和师傅的言传身教以及自身阅历获得。那时候的大多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但这不排除有人对某一行有专深的把握，每一行也都有自己的巨匠和大师，像解牛行的庖丁、彩塑艺术行的张明山（泥人张）等。不过，大多数人由于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教育，只是在某一领域跟父母和师傅学过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只是工匠而已，比如木匠、泥瓦匠、铁匠等。一旦所在行业工作不理想，他要到其他行业工作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说机会成本很高。因此，男怕入错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越怕入错行。
现在我国已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有的地方甚至已普及了高中层次的教育，而且伴随着教育的普及，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应试教育转向了素质教育，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现在很多大学，学习前几年都不分专业了，只是最后一两年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就业前景而选择几个专业模块，毕业时按照学分结构授予相关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一个人也许会入错行，即初进去的行业和单位不适合自己或自己不感兴趣或不满意，但由于具备基本的知识系统，他转向其他行业的能力大为提高。在工作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所学专业和所从事行业不一致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即一段时间不见，但老同学和老朋友已经换单位和行业了。这是教育提升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是技术进步使新的职业和岗位不断产生。现在经济学家讨论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主要是关于技术进步在总量上会扩大就业还是会减少就业。其实，技术因素对就业门类和就业领域选择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技术进步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既使一些行业退出历史舞台，更使大量行业不断涌现，扩大了人们就业的选择空间。
技术进步使某些职业消失的例子，以林行止先生对中世纪巴黎流动厕所的记述最为有趣。他转述台湾民俗学家庄伯和的《厕所曼陀罗》(二鱼文化，2002年)有关内容时说：“巴黎街头有这样的景象……，好像今天的流动厕所，但主体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披挂大大的斗篷，身旁左右各放一桶……”任何人有三急时趋前，“他马上张开斗篷围住客人，让客人可以好好隐密地方便，小便用右边的桶，大便用左边的桶。”又说：“1730年路易十五世时代，有人独创折式厕所，他手持锡制马桶及足够把正在方便的客人包住的大布，巡行街头。”用家每次付二苏(SOU，最低单位的钱币，大概和便士及仙差不多)，容器满时“厕主”便将之倾倒入塞纳河！这种斗篷式厕所当然已不存在，它早已被先进漂亮干净的公共厕所所取代。据此，林先生认为，抽水马桶是与人类物质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发明，它令人类“终于进入文明世界”（林行止：《说来话儿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与消失的行业和职业相比，新涌现的行业和职业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把我国职业划分为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的四个层次：大类（8个），中类（66个），小类（413个），细类（1838个）。细类为最小类别，亦即职业。而且，每年都会增加新的职业目录。比如，今年年初，劳动保障部就发布了会展设计师、珠宝首饰评估师、创业咨询师、手语翻译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灾害信息员、合成材料测试员、室内装饰装修质量检验员、城轨接触网检修工等10个新职业。这些职业也许并不为大家所熟悉，但既已列入国家职业大典的目录，就说明它们已相对成熟。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现在也许并没有官定名称，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并吸引了相当多的人就业其中。我没看到相关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上个世纪40年代才诞生的信息技术一项，就不知衍生出了多少职业岗位，并使传统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是流动成本的降低使劳动力的流动性大为增强。工作转换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二是制度成本。若这两项成本都很高，那初始的行业和职业选择就非常关键。多年前看过一本马克·布劳格等人写印度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书，说印度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有问题，种姓制度以及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异，使大学毕业生对初始工作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去了某个职业或部门工作，一辈子就可能“锁定”在那里了。
随着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这两种成本都大为降低了。先来看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今年暑假陪孩子去参观上海科技馆，小孩看得高兴玩得尽兴，不愿意离开，我也多有收获。在信息时代厅，图片和实物形象地展示着，通讯的手段先后经过了烽火台、信件邮寄、电话、信息网络等阶段。我们可以想见，在前信息网络时代，工作信息的获得是既耗时又费资的。但在今天，工作信息之丰富可用海量来形容。即使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你边工作边搜寻其他工作的信息。根据有关材料，早在2000年，美国失业者中就有1/4定期通过因特网寻找工作，而另有1/10的美国在职者定期通过因特网寻找其他的工作。通过网络找工作的趋势在我国也很明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日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内地网民人数达到1.62亿，其中有15%的网民通过网络找工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成本对于工作转换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相比较而言，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个更慢的过程。我们仍可以感觉到户口、社会保障、单位福利等给予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障碍，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有难于逾越的鸿沟，行业工作转换甚至单位变动都会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有好几位由于是在职读的，毕业时想留在北京，而且北京也有单位接受，最后都因为户口原因而未果，只得走上博士后之路。但我们也得承认，最近三十年是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不断被打破的效果最明显的时期，制度成本呈不断走低的态势，劳动力流动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只要看看有关城市常住人口中外地人所占比例就可以知道：深圳78%、东莞76%、上海24%、北京24%。
当然，由前述变化所导致的“不要太怕入错行”，并不意味着行的选择不重要。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起始职业的选择会影响到终生事业的发展，因为在职业生涯发展中有个“路径依赖”问题，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特殊人力资本会给所有者带来特殊的回报。职业选择不慎，职业变化次数太多，会中断行业导向的特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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