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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近，有不少人在研究环保工作时，频频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据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曲线呢？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通过对42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就像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那样。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那么，究竟如何解释这种曲线关系呢？经济学家从三个方面给予解释: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二是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三是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一种解释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而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增加，废弃物排放量也相应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开始减少，这就是结构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实际上，结构效应暗含着技术效应。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而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由较清洁技术所替代，从而改善了环境的质量。正是因为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二者相互作用，才使得在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加重，而在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减轻，从而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
另外一种理论解释是，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探讨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状况恶化。此时，环境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但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此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增加了，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对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
再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从政府对环境所实施的政策和规制手段来阐述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国民收入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而且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较差，环境受污染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但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和管理能力的加强，一系列环境法规的出台与实行，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降低。若就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而言，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呈递减关系，即随着政府加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污染物排放量呈逐步下降趋势。
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能否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呢？有学者对1985年~1995年的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中国的人均废气排放量和人均S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人均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正“U”型曲线关系；也有学者通过对1995年~1997年间中国81个大中城市的分析，得出SO2和人均降尘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而N2O密度则与人均收入呈正“U”型曲线；还有学者研究了1981年~2001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有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因此，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而得出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地说明所有国家的轨迹。
虽然环境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曾经是不少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但是，学界并没有认同从部分环境污染指标分析所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环境污染的普遍规律，更没有认同“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改变的规律。特别是在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其“承载阈值”的时候，环境持续恶化很大程度是人类制度上的失败，政策上的失败。
今天，由于经济迅猛增长和产业结构重型化，我国环境污染又出现上扬势头，一些学者在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又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做一个普遍规律来推论我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化规律。这是一种粗糙的理论推导，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误导。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严酷现实是，一些企业和地方的领导者，漠视国家建设方针和法律规定，一味追求GDP增长，而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断加剧。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推论，无疑给了这样的企业家和领导者难得的“理论”依据，会鼓励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地去污染和破坏环境。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了。
首先，西方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对所需的大量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可以轻易的、廉价的从广大不发达国家获得，它们可以实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而不顾忌资源和环境后果。但是，这种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目前，世界各国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和所拥有的环境容量，与越来越扩大的需求相比，变得越来越紧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正千方百计节约使用资源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虽然它们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表现并不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早已不具备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对资源环境挥霍浪费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再拿到廉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才能修补环境污染破坏。
其次，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有些环境问题的防治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很长时期内对环境问题缺乏科学认识，但认识到其严重危害时，又缺少必要的防治手段。而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不仅能够科学分析环境问题的危害性，而且有了相应的技术和必要的政策手段，可以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当环境问题达到严重程度时，公众愤起抗争，曾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公害”运动，迫使政府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遂使环境问题逐渐缓和下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创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不能等老百姓起来造反才去治理环境，而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积极采取防治措施。党和国家高瞻远瞩，把环境问题摆上重要议程，并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种种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是很必要的。
第四，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基本上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全球环境影响不明显，因此，也未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现在情况不同了，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保护全球环境的呼声空前高涨，为了保护人类环境，国际社会已制定出了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条约。如果违背这些条约规定，就要受到谴责甚至制裁，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会遇到种种限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们要在国际上争取公正的发展权，但也要履行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空间相对狭小的国家，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掉以轻心，很可能会超过环境“承载阈值”，从而带来无法估量甚至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环境保护提到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对环境防治的力度，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8月26日在中日环境友好中心《中国青年环保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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