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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古希腊语中，哲学Φιλοσοφια一词的词根含义为“智慧”。谈起“哲学”一词让多数人感到眩晕，会有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感觉。其实，哲学说来说去就是人如何认知自己所处的这个宇宙世界，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世界观》或《宇宙观》。
所谓“认识论”，也就是人是如何认识包括自身在内的这个宇宙或世界的。人类的所有知识，成体系的或片面的，经验层面的或理论层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结果。
把“认识”作为一个词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读“认识论”和“哲学”。认识，作为一个动词，当然要求有主语和宾语，也就是做出认识这个动作的主体和认识的对象。这就是说，首先是有主客体的“存在”，之后才谈得上如何去认知这样的存在。所以，“认知”是存在的功能，是存在所做出的一个动作。
关于主客体是否存在，哲学叫做“本体论”；而关于本体是如何做出认识动作、发挥其认识功能的这一部分，叫做“方法论”。所以，“认识论”和“本体论”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认识，是本体的一项功能，一种运动方式，而不是本体自身。古人往往分不清“本体”和本体的“功能”，所以，才会把“风”“火”这种物质运动方式看作是一种物质的本身。这等于是把运动员和运动混为一谈、把轮子和转动相提并论、把嘴巴和说话同日而语了。
根据所认知的对象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可以归为两个流派，也就是“存在论”和“虚无论”。虚无论就是不存在，也常被叫做“怀疑主义”。但个人认为，“虚无”的说法要比“怀疑”更恰当。由于当我们说出“认识”这个动词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已经默认有“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存在。
认识者，叫做“主”，主语的主，也叫做“主体”；而被认识者，叫做“客”，“客体”。而“主体”对于客体和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叫做“观”。这就是主客观说法的来由。显然，由于认识只是主体的功能，所以，所谓的“客观”并不是“客体的观点”，所以，“客观”一词是指不依赖于某一个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存在，即“客观存在”。如果觉得客体也有认知能力，甚至还可以与主体互动，那就是“万物有灵”的观点了。
存在论，也就是说“认知”的主客体事物对象是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探知或逻辑推知其存在的。虚无论，当然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存在”。显然，虚无论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虚无”，既然一切都不存在，也就从根本上没有了认知的主体与对象和认知的必要性。
显然，“怀疑论”容易导致自我矛盾，作为动词的主语和宾语，也就是存在的本体。否认的存在，等于是首先把上层的“本体论”给否定了，也就没有了下层的“认识论”了，不知道“认识”这个动词的主语和宾语在哪里了。所以，虚无论就走入了自我否认的死胡同。为避免自我矛盾，所以，有很多怀疑论哲学家只是宣称他们“没有提出见解”“只对见解做出意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宣称有“绝对真理”存在。
怀疑论也被称为“不可知论”，但不可知论其实还并不等同于虚无论，而是存在论，也就是说，事物是存在的，只是无法认知和描述而已。提出著名的不可知怀疑论“三无命题”的是高尔吉雅（Gorgias，BC483~BC375），“三无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有物存在且可知也不可言传描述。不过高尔吉雅这个“三无命题”被同时代的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典型的诡辩术和演讲娱乐而非哲学，用现代的词语说就是“清口艺人”。柏拉图甚至批评说，高尔吉雅的这种修辞学使得无知之人也显得有了智慧。
而存在论，还有一个分歧点，就是说存在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也就是说，认识这个动词的主语和宾语是同一种存在的不同形式，还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存在。前者叫做一元论，后者就是二元论。现在还有“三元论”乃至多元论。
不管是几元论，还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存在的最初形态是什么，即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或者说，意识是本体的功能还是具有功能的本体。“一元论”又根据对“第一性”的认识差异而发展分化为两个流派，也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就是说存在是客观的，是第一性的，是不以人的认知而改变地客观存在，叫做唯物。人的意识是后天形成的；而唯心主义则说，存在只是人的一种感知，没有人去感知，也就是无所谓存在，也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由心而生的，人的意识才是唯一的存在本源。但不管是怎么存在的，总归是存在。
对于多元论，问题更加复杂，即是否万物有灵？即意识和认知，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万物有灵，就是说所有的存在形式，都具有“思维”和“意识”，都是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方式，而不单单是人的大脑的功能。
一切宗教，其实都是唯心主义的一元存在论，都认为自己的神是存在的，但却只是由人感知而存在的。这有点像是认识论中的机会主义者，讲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人不利的和令人烦恼的，讲不信则无，放下就没有了；而有利的善德，则讲信则有，要相信它存在并通过修行去获取去达到。也就是说，“空无”只是对“害”而言的，而对神佛善德之“利”，就闭口不讲万事皆空了，就要讲“有”了。如果连神佛善德也是空无的，那就找不到自身修行和普渡众生的理由了。说来说去，还是跳不出人类“趋利避害”这个行为逻辑。
虚无论和存在论，包括比古希腊更早的中国的古代贤哲的理论，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其实都在追求着人类内心的祥和与安宁，是殊途同归之举。虚无论者，要人们放弃无用的思考，达到“无知则安”的境地；而存在论者，则是想“知之则安”活得明白。无知也好，知之也罢，最后都是图个内心的“安”。
但怀疑主义的不可知却并不是虚无论，说到底还是存在论。一切现代科学，其实都是怀疑主义的存在论，首先相信有客观事物存在，但对其存在性提出怀疑，认为需要去认知去实证。如果是虚无论，就不需要科学了，如果不是怀疑主义，也就不需要质疑分析和探索实证。科学正是在存在论和怀疑论的引导下一步步发展的。科学的东西，现在被认定是“可以证谬的”，而不可证谬的“套套逻辑”则被视为非科学的。
创立了解析几何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被看作“认识论”的近代开创者，但笛卡尔是怀疑主义，但同时又是“二元本体论”，即精神本体和物质本体同时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说笛卡尔是怀疑主义，他也只是对一元本体的怀疑，是用精神这个本体去怀疑物质这个本体，并非统统怀疑。相反，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绝对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显然，如果连精神意识这个本体存在也怀疑了，就没有“怀疑”这个动词的主语存在了，也就没有了“怀疑”了。
但宗教都是“一元论”，这个一元就是神，世界就是由神创造的。显然，一元论和二元论（甚至多元论）是有矛盾的。笛卡尔对哥白尼的日心说思想高度认同，据此写出了《论世界》，他的系列著作被梵蒂冈教廷列为禁书，禁封了七八十年后才被解禁，严重阻碍了其思想体系的传播。后人因此觉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笛卡尔又声称自己至死都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研究思考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所以，同时又是神学家的笛卡尔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个不解谜团。后人又有人说笛卡尔实际上是一个假的二元论者，真实的笛卡尔还是一个以神为本一存在的一元论者。
一元的思想，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中国的老子李聃，BC571~BC471，是一元论者，创立了“道家”。《道德经》有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生于本一。西方的一元论者，据亚里士多德讲，鼻祖叫做克赛诺芬尼，BC565~BC473，这个西人的生卒年月和中国的老子李耳对比高度一致（因老子的生卒是不确切的估计）；在行为上，据说老子骑牛云游，在牛背上喝酒，至函谷关，给关令尹喜留下《道德经》，阐述了道生一；克赛诺芬尼则是云游诗人，走在路上喝酒吟诗，凝视天空说一就是神。对此我简直有点要改为有神论了。
虽然都是“一”，但是克赛诺芬尼和老子的“一”并不同。
首先，老子的一是可分的，而克赛诺分尼的弟子巴们尼德的说一是连续不可分。如果一是可分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有分前分后的时间顺序；而如果一是不可分的，就意味着它是永恒存在着的，巴们尼德的一是物质的一，是一个有体积的球形存在，因为不可分它的全体注定是无处不在的。
其次，老子的一和克赛诺分尼的一不在一个层次上，老子的一生于道，而克赛诺分尼的神本事就是一，是合体的，不是神生了一；第三，老子的一还会继续演化繁生，是变化运动的，而克赛诺分尼认为神一是永恒不动的。这也说明克赛诺分尼的神是和老子的道同层次的。
不管一是不是运动变化的，它都始终存在于整体之中或分化出来的各个形态之中。这倒和佛教讲的佛性无处不在且永恒存在能做有趣的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并不能说出究竟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坚持物质第一性，可以解释说，意识是物质在某种形态之下（大脑）才具有的功能；而坚持意识第一性，可以解释说，一中就有意识，大脑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
有人总是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够完整和体系化，但《道德经》是一本完整的著作，尽管只有五千字，但和克色诺芬尼残存的一百多行诗句相比，不知道要丰满完整多少倍了，人们愿意认同克赛诺芬尼，就更应该认同老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五百年。可以推测，《老子》能把一元论做出文字性总结论述，不是突发灵感，而一定是之前已有缜密思考，而且这种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一定还要在老子之前。
有学者认为，高尔吉雅提出三无命题的目的其实是想要验证一条相对主义的原则——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反相对的说法。这实际上已经是二分法了。但把高尔吉雅说成和“相对主义”联系起来，有点时序颠倒了，因为认为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的“相对主义”的说法出现在是以近代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0218~19160219）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如老子庄子等早就具有这种思想。老子去世时高尔吉雅还是个少年儿童，《道德经》已经明确给出了祸福两分的论述，经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就是坏事，福是好事，祸福的界定当然就是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老子在此已经明确指出，从一个事实是什么，并不能说明是祸是福。再看两千三百多年后的休谟，能说出事实价值两分，事实判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实是不足为奇。黑尔将这种价值两分的思想归宗于《人性论》而命名为休谟法则，大概是黑尔不懂汉语更不懂古汉语吧，实则应该是归宗于《道德经》称为“老子法则”才对。
老子的思想显然要远比休谟法则更加深厚，不仅仅指出祸福两分，还给出了祸福相依伏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分，不是不可跨越的二歧鸿沟，而是鸿沟两岸还有联系，有桥梁，双方可以互相转化。而休谟法则过于单纯强调“分”，却没有关注相互关系和转换。相比之下，老子的思想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主观性的特征。所以，中国历史上思想界并不缺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各执一词”“众口难调”“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今非昔比”等等这种老子祸福观的传承。
所以，从老子对价值两分的总结到休谟对价值判断两分的梳理，哲学，说来说去就是认识论，是讲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认识着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但这种认识无外乎“是什么”的事实判断和“利与弊”的价值判断，再无其它。很多人只是从本能出发在做着这两种认识，却往往混淆两种认识，不知道两种认识之间的二歧鸿沟存在，与人争辩或自己论证，总是在二歧鸿沟两岸跳来跳去，始终不得要领。
认识的结果，叫做“经验”“知识”“理论”等等。如果一个人经过认识过程，得到了认识的结果，怎么知道？只有表达出来。人类如何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这就是语言。而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字。如果没有文字，我们也就没有了《道德经》，也就没有了柏拉图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理想国》和七十二贤的《论语》。文字，可谓是所有人类发明创造当中的至尊杰作。
但是，文字却是一个无限封闭的系统。不论那种文字，字数都是有限的，不管它多么具有扩展性。而每一个文字单词，都是要用其它文字对其进行诠释。你打开字典，从任意一个词开始，都可以顺序找到所有的文字，包括从一种语言跳跃（翻译）到另一套语言。这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的各种“概念”都是循环定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结论”都是自我证明的。所谓的“正确”，仅仅就是“自圆其说”而已，不具有内部逻辑矛盾即可，而无法从外部得到证明，因为没有外部。
逻辑学和符号化也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符号本身，连读音和含义都是依赖于文字系统加以解释了，没有文字注解，你写出个符号，没有人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和功能。
到此，我们回过头来看高尔吉雅的“三无命题”，就知道第三命题的正确性了——高尔吉雅不过是早人一步认识到了语言系统的自我封闭性，所以才说存在即便是被认知也无法言表。
当代人类认识的发展，又为不可知论增添了新的理由，那就是关于事实判断的信息无穷大的理论。因为事实信息无穷大，所以不可知。在这里，不可知意味着总有还没有被人类认知的领域和没有关注到的信息的存在，即“不可完全知”，而不是指认知是无结果的。
所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明知不可全知，但求博闻强记。只是要记得，在认识的过程中还有个休谟法则划定的二歧鸿沟。不要像空中漫步的米奇和唐纳一样，自己闭着眼在二歧鸿沟两岸搭个木板就穿梭游走自如，更不要试图让别人来走你这个你用自己意念搭建的独木桥。事实判断是否准确，大家都可以验证；价值判断则因人而别与时俱进。不要总是将自己从某个事实判断当中得到的价值判断绝对化真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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