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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Oliver E. Williamson，在网上看到，Oliver E. Williamson获奖感言是，给这个奖，他感到欣慰。潜台词是，对他而言，是一个迟来的奖项。然而，得知Oliver E. Williamso获奖，我的反应是，张五常更有理由获奖。当然，我不算什么人物，但是我有我的依据。那个评奖委员会特别提到Oliver E. Williamson对企业边界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张五常的研究是最杰出的。
让我讲一个例子，来理解所谓企业边界问题。在长沙，出租车营业模式是这样的：出租车公司通过批条或竞标，获得出租车的营运牌照，又从车市购入车辆，然后出租车公司把车辆发包出去，发包价格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是承包人要一次性付清的部份，这部份含有牌照费，车价，以及溢价；第二部份是按月支付部份（份儿钱），这部份含税费，以及出租人对承包人的服务费用，在车辆发包出去以后，出租车公司会对承包人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比如税费代缴，事故处理，让车辆可以对讲的电台。承包人承包车辆后上路载客经营，载客收入扣除交给出租车公司的部份，剩余归己。一般一辆出租车每日上路载客的时间有十几个小时，所以分两个班，承包人自己开一个班，另找人（副班）开一个班。承包人与副班的合同为，副班使用承包人的出租车上路载客，向承包人按日付一笔费用，自己承担这个班的油费，载客收入扣除这两部份，剩余归己。现在，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租车公司，承包人，副班三者之间，是市场还是企业呢？
科斯1937年的本科生学年论文《企业的性质》，后来成为经典文献，文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既然有市场，为什么还要有企业呢？回答是，企业是为节约交易费用对市场的替代物。然而企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否则有企业就不要市场了。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呢？抽象的答案是，当市场和企业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企业的规模）。以后的研究就集中于比较各种条件下市场和企业的交易费用。这种思路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可以量度，因此从总量上去比较交易费用不可能得出可以证伪的结论。Oliver E. Williamso从科斯那里引申出一个机会主义的分支，问题之一就在这里。
同样是从科斯的文献出发，张五常引出了另一个方向，其中有二篇重要文献，《佃农理论》和《公司的合约本质》。张五常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所谓“市场”是一种特指的合约，所谓“企业”也是一种特指的合约，所以企业替代市场，其实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第二，除了这两种合约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合约种类。企业和市场边界的研究暗含一个假设，只有“市场”和“企业”这两种合约，那么，当碰到其他合约种类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么奇怪的问题，这种合约是“市场”还是“企业”呢？比如在上例中出租车公司和承包人的合约，承包人和副班的合约。张五常的合约理论独树一帜，通过观察交易费用的边际变化，来分析各类合约的选择，不管奇怪的边界问题。
让我再讲一个例子。温州人生产打火机，早年是一个家庭作坊生产一个产品，后来进行分工深化，一个家庭作坊只生产打火机中一个零部件，再后来分工更深化，一个家庭作坊只从事生产某个零件的一道工序。值得指出，在很多地方这种分工是用“企业”来组织的，即扩大工厂规模，然后减少个体活动的种类。然而在温州却是中间产品产场来组织这种分工，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你看不到工厂规模扩大，却产生了同样的分工效果。这告诉我们，即便是同样一种合约，在不同的地方，交易费用也是不同的。在你那儿“企业”（要素合约）交易费用低，在我这儿，中间产品产合约的交易费用低。不明白这一点，看到他人用“企业”组织分工，鼓吹我们的企业也要搞那么大，近于愚蠢。因此不从合约种类的选择去分析，而论企业的边界或规模，往往很荒谬。
除了张五常，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有人在企业理论这个领域有原创贡献。比如说，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指出一些人力资本的量度存在高贵的信息费用，是这种合约产生的原因。在企业合约安排中，对资本条款的合约安排，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张维迎第一个发问。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制度研究素材，新制度经济学精彩的部份很可能是中国卷。
附一位新浪网友的评论：
从张五常的合约理论以后，所谓“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就是一个伪问题。我看到诺奖公布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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