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社会主义启宗孔丘

如此庸懦的尚书，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当然治不住小小书吏。有时，遇到大员强干，或许会对属下吏胥的行为有所抑制。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载：如康、雍时名臣张廷玉主持吏部时，一个小吏拿了一份文书给他，说是地方报来的，把元氏县误写为先民县，要求把文书发回地方驳问。张笑道：这文书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错写成元氏二字嘛，也许是会有的，现在多写了几笔，肯定是这帮书吏加了几笔，无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贿罢了，于是重责了书吏。张廷玉为吏部侍郎时，有个蠹吏张某，善于舞弄文法，京师内外官员为其所害者甚众，人称“张老虎”，张廷玉对他痛加惩治，朝中权贵多有前来说情，张一律不予理会，被人称为“伏虎侍郎”。

　　当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为，往往也有人在背后支持，遇到这种情况，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时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当年，京中各门差役，以崇文门守吏最贪，过往行人与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进京，所带行李甚多，为门吏留难，花了大笔银子才进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见了管城门的某亲王，他正准备上前责问时，没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称谢：“昨天公入城，何必给这帮小的们赏了那么多银子啊”，称谢再三，弄得向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有时候，部院大臣也会被吏胥们整治得丢官去职。如晚清时阎敬铭掌户部，驭下极严，整得仓库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知所终，四处寻找不得，等他在别处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时，太监们已到朝房来催促了几次了。这类耽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职离开了户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库吏们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每当一项差使从巡抚、布政使衙门签发下来，送文书的吏员总要讨赏。上任时，又要给大员周围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则，日后百般刁难，凡有文书送达，则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于大员，这也成为所谓“陋规”的一种。

　　州县官员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帮盘踞于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员们初到一地，语言不通，风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这些人去办差。而且，“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长不过三两年，短的甚至只几个月就调走了，也很少会有长远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过份，也就相安无事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一上任，遇上了一桩大案，却不知原是恩人家里的亲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的一番说辞，他险些得罪了贾府的亲戚。从吏胥的角度讲，每一位新来的县令都是他们的一次机会，他们要想天方设地法找到此人的爱好，鼓动他多贪多拿，告诉他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本地的惯例，如此，他们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了。

　　很多时候，到地方赴任的县官在省城候任，滞留时间过长，没有钱上下打点，就把县里的书吏们叫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省城为之“活动”，县官到任后，自然也就一切听凭这些人办理。“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所谓除本分利自然是残民以逞。至于地方官下乡，更是如刮地皮一般，号称清官的县令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到了家乡县官下乡的威仪：乡间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乡相验，必带忤作、刑书、，遂至署内门印、签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至百余人上路。”这么一群人，如同蝗虫一般，“乡里数百亩殷实之家，经地方官一番相验锣响，皆扫地无余烬矣。”（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弄得地方百姓“胆落心寒”、对这帮人“畏如蛇蝎”。

至于一般衙役人等下乡办案，其势有过于县官出动。“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而后再到地保、族保、证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须开发”。案子到了县里，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种费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因此，地方上盗贼蜂起，百姓不敢报案，报案则枉费银两，不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贿放去”。四川省当时有“贼开花”、“洗贼名”等名目：当一家发生窃案，差役在邻近人家中挑选没有官方背景的殷实富户数家，一一拘押索贿，每报一案，牵连数家，这就叫“贼开花”；乡间百姓，凑出七八千至十数千钱不等，送给差役们，待其填饱了私囊，再一一将所拘之人放回，是谓之“洗贼名”。往往中等殷实人家，经此一案，即告破产。所以当时就有对联说，“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页）吏胥在地方上横生事端，有时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会受到影响，段光清在浙江当一个小小县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乡安徽宿松县差役下乡，为害一方的事，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建议他们平时就在乡间富裕人家集点资，大小节日就给县里的书吏差役们上下打点一番，叫差役们不要下乡办案了。（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

　　清代吏胥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与社会生活实际不协调的问题。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为办理案件与社会事务的依据，非专业人员根本难于掌握，而官僚们多从科举出身，既贱视具体事务，也没有能力具体操作，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势力恶性膨胀。吏员没有上升为官员的途径，多半也没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们不想方设法索贿，几无可能。同时，清代也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复将情况上报，案牍堆集如山，官员们离开了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这也成为吏胥从中舞弊的一个原因。雍正时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一个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为书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还是赶办不及，也道出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办，而体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时，太常寺卿许乃济请驰鸦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清·梁章鉅《浪迹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页）。虽然是出于反对禁止鸦片的私心，却也道出了在吏胥势张的情况下，法令根本无法执行的社会现实。

   （原标题为《清代的吏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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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清朝吏胥官僚体制

清代的吏胥如何勒索大员
2016年03月07日14:48   新浪历史  作者：潘洪钢

文人之自尊

尊重自己…说文人之自尊
“尊重自己”？谁尊重自己呢？自己尊重自己…筒言：自重(自尊或自重)。
文人之自尊在于文。

那就先不谈…谁任主编，谁主笔，或我俩都以主编和主笔的角度
先交流办这个“网刊”之主编，主笔和《孟子社会学论》刊什么吧！

主编：会读的人…关键在于要有相当的赏读引读能力，赏读：刊文与读者相切合…引读：引导读者理解阅读
主笔：会写的人…当代大思识者(如当年的鲁讯)，学识者的文章人云亦云…读之乏味，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也就是说，有几个当代大思识者来主笔…网刊之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就大了
《孟子社会学论》刊什么：刊未来社会引领时今中国社会进步…这也就是儒家楚东学派的“用未来批判现在”
依儒家楚东学派研究，按孟子的社会学论(民贵…稷重…君轻)建立的社会制度就是最理想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无则为民…贵，有则为君…轻。按照孟子的“民贵…稷重…君轻”之社会学论建立的社会制度，只有那些…志愿为民为国的人…才愿意立政为官，怎么会有贪官呢？

太一是何方神圣？读成倩的《楚说》
太一是何方神圣？
在上古楚…大为母，太为父，太一者…第一个父亲(洞氏族第一父祖)也。太字比大字多的这一点…男性的生殖官
相传，楚地…盘古(盘虎)时期，地都被虎盘踞了(每只虎都有自己的盘踞地)，上古处在母系时期的楚人(巢居)…只有在树上谋生，老弱病残为虎食。
太一…即楚之第一父——木公，善棍…虎口救母…母被虎伤…寻洞养伤…后习洞居…开启了洞氏族父系时代。
木公善棍…技传子孙…后有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三皇时期…再有五帝

木公社会…是指盘古之后三皇五帝之前的古楚原始社会初期，三皇为原始社会中期，五帝为原始社会后期。即：楚木公灭盘虎(辟盘古)后三皇续五帝…古楚原始社会是也。

陶社主义有什么不解呢？
思之即解…从“不税”思知是“地租公益”，再思知是没有剥削的商品经济社会，从而拿到…不消灭商品经济，不消灭私有制，也能消灭剥削…这把打开(中文陶本)社会主义科学大门的金钥匙(方法论)，尔后从其方法论思知其世界观——中文(儒家)陶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简称陶论)就是东晋陶渊明所有关商品经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称陶社主义…陶的理想社会之主张和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