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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历史，“农民工”一词是绝对无法被回避的。毋容置疑，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的存在，的确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它推动和解决的并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农民工所推动的产业基本上都不属于现代工业的范畴，而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推动的是“中国制造”而非是“中国创造”的发展。因此，还远不到为“农民工”唱赞歌的时候。
一个现代化的工业，需要一支技术素质高稳定性强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基础。农民工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使得其稳定性非常之差。“亦工亦农”尚且不是农工并重，在这种双重身份之下，大多数是以农为主兼顾做工，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所以务工就是这个人群的一个副业，是一个职业补充，在农忙季节里，很多人无论如何都要回家抢种抢收，而工业生产一贯的进度计划性、交货期合同化的准军事化运作方式被抛弃在一边。
由于做工仅仅是农闲时的一个副业，因此，在技术技能的提高接受技能培训方面农民工的态度与完全的产业工人相比是不大相同的，他们表现出相对的冷淡。一方面很多人基础太差听不懂学不会，另一方面没有靠技能吃饭的心思。而那些积极肯学的往往是不再打算返乡希望成为一个永久的产业工人的人。
我们近来常听说技术工人如何短缺、如何高价都聘请不到技术工人的抱怨，但抱怨之声多来自民营中小企业。其实，农民工的高度不稳定性是造成技术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是技术型劳动力的消费市场，但却并不是一个技术劳动力的培养场所，几乎全是只用不育。
为何民营中小企业不去培养自己的技术工人队伍？因为中小企业面对的产品市场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而非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领域，实际上没有属于企业的一支员工队伍存在，企业处于激烈竞争当中，市场波动剧烈，企业的很多行为都是临时抱佛脚的短期行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对企业的长期稳定缺乏足够信心。即便是有些企业愿意自己投入力量去培养技术工人，一旦出师十有八九就跳槽走了，变成了给他人做嫁衣，如此一来，员工培训就变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作为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场所，中小民营企业能立于企业之林与大型企业并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成本较低，这种管理成本的压缩包括了对员工技能培训的弱化甚至干脆放弃，有些企业宁愿把因此节约的费用转化为外聘技工的工资。但既便如此，这样的企业也难以给聘来的工人以稳定的感觉，冲着高薪而来的技术工人往往缺乏稳定性，频繁跳槽就是一个信号，这种劳资双方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很难为企业发展形成技术积淀。
中国产业面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剩余。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存在着庞大的、原有的产业工人的变相或真正失业问题。因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的社会意义，充其量是解决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以及提升了整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就业这个问题上，农民工对就业岗位的争夺，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原有的产业工人的产业技能的高超，而是因为他们的廉价，这实际上已经让农民工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柠檬”，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根源也不在农民工自身。农民工当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人），本身具有永久职业转型的愿望的，他们并不喜欢这种农不农公不公的不伦不类身份，他们背井离乡抛家离子心中原本的希望就是能够在城市当中寻找一片稳定的立锥之地。一旦自己可以立足，他们往往还会把家人也接到城市里生活。但现有的各种政策并不利于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型，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形成非常大的阻碍和排斥，在方方面面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立足与发展。“农民工”一词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缩略语。
农民工的职业不稳定性与企业生存的不稳定性，形成了正反馈式的恶性互动，都在加剧对方的不稳定性。缺乏稳定的员工队伍，企业无法稳定发展，而没有稳定发展的企业，又使得愿意安心稳定的农民工也难以把企业当作久留之地。
和户籍政策有关的农业政策同样对城市化进程形成拉锯之态。每农业政策的改善，就会对农民工队伍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农业政策的起伏也是造成民工潮或者民工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我们习惯用农民工返乡来诠释农业政策的改善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从工业现代化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培养这些角度看，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生产力的真正解放以人口的自由流动为标志，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踏入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何时务工的稳定务工，务农的专心务农，才是政府在工业与农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个平衡。现在是到了考虑如何促成中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大规模永久性转型问题的时候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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