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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与沈卫荣先生的文本对话（六）
八 欧立德、葛兆光、汪荣祖、宝力格热议“中国”与“汉化”
我最初关注“新清史”，是从这篇澎湃新闻的报道开始的，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那场会，也很想知道这场题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是由谁出钱资助的？
葛兆光先生认为，“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在中国的三个时代——北宋、晚清和当代。以葛先生的追述可知，除了北宋之外，晚清以来的论争在上世纪80年代重起，是因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势，以及相应地在国际环境中产生的一些麻烦有关，比如90年代的高丽句问题，比如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这个判断基本没错，只是葛先生没有提到相较民国时的顾颉刚、蒋介石的关于什么是中国的讨论，80年代论争所起的背景显然不是中国语境所致，而是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外部势力之发难。葛先生显然忽略了后者的角色和角度。
葛先生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内”与“外”，实际上在古代或19世纪“准确的民族国家”出现前，王朝的政治地理界限及族群关系并没有当今的那么明确，正如葛先生所言的中国始终存在一个核心的区域，有一个核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始终延续，这种内、外之别更多是由制度、文化和社会风俗三个因素决定的。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提出内和外的问题—---这个比内、外似乎更重要。因为以中国为主体和角色所谈及的内、外在历史上已有政治、文化界论，当下提出这个问题则并非由最有发言权的这个主体提出，而是由“新清史”或“学术圈”的第三者所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葛先生并没有认知到这一层，而进入到“新清史”语境下的“学术思路”。我并不认为如果依照史实把中国写成“百川归海”会使周边各国对此产生争议。本文此前讨论过，诸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在当下“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都会存在类似的关系。
葛先生是我见重的学者，我曾去清华旁听过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课程，也不惜折扣的买了他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对他力图系统化、主体化、现代性重构思想史的努力很钦佩。先生在课堂上儒雅而不乏风趣的讲述，也令人着迷。在“新清史”领域，我觉得葛先生太过看重学术，而忽略了这个学术背后的语境角色。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看葛先生的言论，似乎有一些不该由历史学者而发生的误解：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把进化论能级看成制度优先，从而认为制度好的社会便一切都好、一切都高级，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成王败寇。所谓优越的制度不过是在暴发户有钱后的粉饰，是无知者对权威的崇拜。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因制度优越而永恒优胜的国家或族群存在过，而西方文明、包括美国仍然尊崇的是优胜劣汰的野蛮逻辑。历史学者看问题不仅要有历史感，还要有洞察现实和本质的睿智。文明和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
欧立德：欧立德首先提到的是“帝国”概念，提出“19世纪末以前，中国人词汇中没有“帝国”，那么这个概念是如何被运用在20世纪前中国的讨论中，是否可以用这个词来讨论古代中国。”欧立德先生虽然很擅长玩弄词汇与偷换概念，但在“帝国”这一词语上，他并未事先说明：这个“帝国”是指美国“新全球史”语境下的帝国、还是一个王朝以所谓“帝国”自居，或是学术界对“帝国”有个特定指向的范畴和内涵。
从第一个语境而言，美国人提出“新全球史”和“帝国”的含义，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堪称为“帝国”，因为这些王朝都是区域性、局部性、阶段性的，没有形成“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只有到了美国时代，才真正出现了具有“全球化”、“普世价值”，并具有主宰性的帝国，言外之意不过只有美国才堪称“帝国”。这个结论荒谬之处在于15世纪前，美洲还没有被发现；18世纪前东西方还是以各过各的为主。
从第二个语境和主体角色而言，中国有秦始皇称帝之说，也有自以为天下独尊的“夜郎”。在这个层次上，谁认为自己是“帝国”都无可厚非—----从奥斯曼大帝到俄国沙皇，不容他人说三道四。
从第三个语境即学术词汇而言，我想不可能有统一的“帝国标准”，学术永远是以争论而不是定论为游戏的，尚若有谁可以确定性规定历史中的学术概念和标准，恐怕就会有“新学术”的出现，正如“新清史”与清史一样。
因此，欧立德在这个一上来就抛出的概念上，隐含了自己的主观性：即以美国学者或美国主体为标准的“帝国”语境、语意为出发点，欧先生因为是美国人，身在山中而忘怀山外。
欧先生把从中国文献检索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历史语境中是否出现“帝国”相提并论，全然是借所谓“关键词”考证的方法，混淆了这个概念，将近当代政治语境的词语同历史认知词语混为一谈，看起来科学，真的很跌学者的眼镜。他所提及的三次话语转移，对应于15、17、21世纪，也会造成西方主体认知和中国主体认知的驴马之别。
当他以英国为例，引入主权、文化、法律、文学等，首先没有考虑的便是时代背景、历史背景的语境、语意差别；其次忽略了中国在文学等之外，诸如儒家文本等的的“非本土经验”。
欧先生最幽默的还在于，在排除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帝国可能性之后，他说：“帝国形态背后的相似性，对思考不同族群的政治组织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以往对帝国的思考大部分集中在欧洲，一部分注意力会放在亚洲、非洲等地，但“新帝国史”是全球化，是全球史，我觉得在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放屁！中国从来就有自己在东方、在世界、在天下的位置，这个位置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人去安排。
宝力格
宝力格先生作为蒙古族的史者，说的很真诚，在他看来，自己所感受的“内”，其中更有一种“中间地带”的味道，既有“吸引力又有张力”。这个“中间地带”既可理解为作为游牧民族的特点、又隐喻了历史的一种流动性。换言之，我们现在讨论的内与外，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要么是历史上的既成事实，要么是当下的既成事实。至于未来，谁也说不准当。
汪祖荣
汪祖荣先生来自台湾，台湾是率先引入西方现代性的，与西方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接轨，也对西方学术或学者们经常抛出的“吊诡”观点不再有新奇或迷崇的轻信。汪先生所言：“为什么“什么是中国”就是个大问题，而“什么是美国”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反问应该让欧立德面赤。汪先生的观点我是认同的，我觉得同葛兆光先生相比，汪先生在学术和做人上似乎更有一些主体认知的落点，或借用古人的话叫“骨气”。这个词不应出现在有逼格的学术探讨上，却是做人的更“普世”价值。
关于“汉化”
“汉化”当然不是“汉族化”，而是“汉族文化”或“汉文化”对他者的同化，其实这个概念不可能涵盖历史上的中国，因为在中国历史中自远古就有各路族群和差异文化的融入。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风化“蛮夷”的制度设计，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汉或中原王朝主动推行的“汉化”，譬如郑和下西洋；一是“夷心所向”，譬如日本的遣唐使；还有一种便是诸如满清人的“汉化”，这是外族入主中原后发生的影响性、传承性汉化。汉化的原因无外有几种：一是中原王朝的独尊性、强势性导致，这是以汉族王朝、汉文化为主体的“普世性推广”；一是因汉王朝的强大影响力，他者受这种势力影响发生的主动汉化—--正如五四以来中国人接受西化一样；还有就是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文化魅力促成的汉化，诸如满清人的汉化。
在汉化问题上还要认知到，不同主体、角色对汉化的认知是有差别的。譬如乾隆酷爱书法，写得一笔好字却并不见得认为自己是“被汉化”，而是因为他认为书法是很有魅力的艺术，可以修身、可以养性；对于儒家思想与科举之道，乾隆更多出于政治思考。除了“以夷治夷”、“以汉化夷”之外，乾隆作为“夷”的身份在入主中原后便发生了转化：他不认为自己是“夷”，而是中国王朝历史的传继者。
我想欧立德对“汉化”问题思考并不多，因为他的关注点不在这里，甚至也不是中国历史或清史，而是由时代和角色出发、借用学术而推行的美国“普世主义”。
这才是新清史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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