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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曾经对俄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家很不幸，被人拿来做实验。是的，俄国很不幸。一些人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俄国进行了实验。俄罗斯人得到的只是社会灾难。但一直到苏联解体，人们才承认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验刚刚展开，就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只能导致社会灾难。
最早系统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是米瑟斯。米瑟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没有价格，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的共产主义，还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可是，没有办法实行什么公有制，现实中的公有制就变为国有制。
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讨价还价的交易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是一个领导下的下级。大家都听领导统一安排即可。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将按照专家的计划分配各种物资，不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这种混乱自私的办法来分配物资了。
市场依靠价格分配物资，价高者得。那么，中央计划分配物资按照什么来进行呢？社会主义者说，按照人们真实的需要进行。价格在这个体系中成为多余。中央计划者会根据每个人、每个企业的真实需要来分配物资。
价格，或者说相对价格，是一个规模稍大一点的社会组织生产的必须信息。现实中，可能进行的生产项目是无穷多的，比如，人们可以用铁、铜、铝、陶瓷等各种材料来制造盘子。那么，到底选择哪种材料为好呢？决策依据就是不同材料的价格，以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离开了价格，根本无从得知应该用什么材料制造盘子。
当这些价格信号都不存在时，人们就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才是合理的，什么才是符合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是无法维持的。合理的生产安排将被胡乱指挥所取代。
米瑟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掷出了第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者都没能回答米瑟斯的质疑。
即米瑟斯之后，哈耶克掷出了第二种武器，那就是，只有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里的分散知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将一败涂地。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提到知识，一般人总是理解为数理化文史哲那样的学科性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对社会来说，更重要的、须臾不可离的是分散的地方性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看起来没什么难的，但想要把这些知识收集起来，统一加以分析和处理，成本几乎无穷大。
比如，你去市场买菜，菜贩当然比你更清楚哪些蔬菜的质量更高，但你比菜贩更清楚自己打算买什么菜、打算花多少钱。这些信息分散在你们两方的头脑里。成功的交易需要这两方面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但汇集是有成本的。如果有市场，有价格，这个成本就不太高。你和菜贩的讨价还价就是信息汇集的过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成功地达成交易。
想象一下没有市场会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市场，如果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分散在个人头脑中的信息怎样汇集呢？你可能需要填一个表格，登记自己所需要的蔬菜。中央计划者收集所有人的表格，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菜贩也要填写表格，登记自己能够提供的蔬菜品种和数量。计算机把亿万人的表格进行比对，选出最合适的交易对象。然后，中央计划者派人通知你，去计算机为你确定的菜贩那里提货。
看起来这更像是终身大事的婚姻介绍，而不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买菜。可是，如果没有市场，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如果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只能这样麻烦地获得，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你也可以想象，中央计划者对你们这些不断给他们添麻烦的百姓会是多么厌恶和不耐烦。而你对计划者将是多么顺从和畏惧。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稍晚一些通知你，你就将吃不到菜。你敢得罪这样的人？
米瑟斯说，社会主义根本无法确定合理的投资和生产。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无法利用须臾不可离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非常精彩，足以让明白事理的社会主义者醒悟，但他们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分析成立，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立，也应该很快解体崩溃。
可是现实中，虽然无比糟糕，但苏联这个上亿人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七十多年，有些方面还颇有成就，比如宇宙飞船上了天，某些工业生产也颇为强大。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批判计划经济的第三种武器。这种武器更加犀利，批判更加彻底。有意思的是，还有中国学者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现实的佐证。
第三种武器来自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指出，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央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种经济制度超出了人管理事务的极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管理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以计划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组织。勉强尝试，必定很快失败。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非中央的、多中心的、自我调节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
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批评苏联“变修”，变成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中苏论战中，中国的观点偏颇而狂热，但批评苏联“变修”却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若非“变修”，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延续。中国自己也早就“变修”了。
观察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中国、柬埔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都曾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阶段，苏联是战时共产主义，中国是三面红旗，柬埔寨则是废除货币、消灭城市。后来，他们都说当时犯了“左”的错误。其实，那根本不是错误。那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是那样的。
当社会主义这样进行时，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国家很快就陷入崩溃边缘。如果他们不及时“变修”，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只有灭亡这个结局。于是，政策很快就做出调整，开始“变修”。而这个过程，完全符合波兰尼的分析。
波兰尼区分两种秩序，一是设计出来的秩序，二是自发的秩序。前者只能适用于较小数目的范围，比如家庭或者公司内部。而在一个大范围内，比如一个千万人组成的社会，只能应用自发秩序。在自发秩序下，发挥管理作用的，是类似价格这样的抽象规则，而不是某人的具体指令。
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飞机场的飞行管理看起来令人叹为观止。在训练有素的空管人员指挥下，一架架飞机以极高的密度在飞机场起飞降落，互不干扰，秩序井然。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会中也应用这种管理办法。
可是，看看飞机场以外的公路，比飞机多上几十倍几百倍的汽车在行驶。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汽车交通。管理汽车只能使用抽象的规则——道路交通法。没有人去直接指挥、安排汽车的出行计划，规定某辆车应该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机个人决定。司机无需了解整个路况，他只要遵守事先确定的、抽象的、不针对具体人的规则即可：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不得跨越双黄线，等等。
飞机场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计划经济，道路交通法则仿佛是市场经济。
如果想要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道路交通，结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车。
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状态。夺取政权以后，共产主义者把书面上的计划搬到了现实中，但很快就发现问题一大堆。托洛茨基就沮丧地抱怨道：
“这一切说着容易，可甚至在五百亩的小农场，也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领域……各个部门必须维持必要的相互联系，相互提供支援……实现这种比例，实现这种内部的照应，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做到”。
苏维埃政权永远都做不到。这个地球上就没人能做到这件事。没人能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成功地指挥外省的千万个农场协调地进行生产。
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带来饥荒和暴动。历来是粮食输出地的乌克兰居然饿死了几百万人。水兵、农民、哥萨克纷纷暴动，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
危机之下，列宁想起了市场。他不得不放弃对国家这个大公司的直接管理，而允许自发调节的市场恢复部分功能。这毫无疑问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统理论，是在“变修”。但没办法，如果不“变修”，就只有灭亡。
然后就像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苏联再也没有重新使用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他们知道那行不通，但他们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就用暴力打击反对者和批评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偷偷地把改造世界的理想转变为争权夺利的丑行，同时也把全面管理社会的愿望变为垄断政权和利益的贪欲。
也就是说，1920年代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以后，苏俄就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实行的，是无须负责的官僚私有企业和瓜分国家财富的权力系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公众忍受政府对政权的垄断，不发起挑战；但政府也不进一步对公众“共产”，默许公众私下的交易行为。这种状态会带来某种稳定，不至于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样把社会拖进崩溃的状态，代价是极大地妨碍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
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类似。最严酷的社会主义状态其实为时甚短。经过了那一段，甚至最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已承认，那条路走不通。然后的漫长岁月其实是政治上的垄断加上底层的放松管制。包产到户绝不是1978年的发现，而是一个更长过程的结果。
而在这漫长岁月中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们更生动、清晰地看到了波兰尼理论的现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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